重温那些可歌可敬的“两弹一星”功勋故事（上）
时间：2020-04-04 07:58:1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庆祝建军90周年之际，我们由衷铭记那些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横刀立马、浴血奋战做出巨大贡献的军事家们，同时，我们又怎能忘记那些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竭尽才智付出一生的科技界精英？！正是因为他们前仆后继的努力与付出，中国的国防力量才日益强大，保障着我们能在自己的国土里安居乐业，能在飘扬的五星红旗下骄傲地挺起胸膛。
早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或追授给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等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
这个特殊军功章，集中凸现了这些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杰出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身上那闪光无比的“爱国”和“奉献”的优秀品質——无论是他们当年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的选择，还是为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无私奉献隐姓埋名数十年的坚定，都那么难能可贵！这个特殊军功章，也集中凸现了伟大的“两弹一星”事业所孕育出的“两弹一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对此朱光亚曾阐述得非常深刻：“热爱祖国、无私奉献，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和品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事业的根本基点，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意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是我们事业的时代特征，是一种优良的作风和传统。”对于这些科学功臣的浴血奉献与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30日召开的“科技三会”中给予了十分的肯定和褒扬：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懈努力，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两弹一星”等工程技术成果，为我国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奠定了重要基础。的确，“两弹一星”工程成功的意义在于：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促进了科技的发展，推动了人才建设，促进了经济繁荣，振奋了民族精神，提高了国际地位。
如今，我们的祖国愈来愈强盛，离不开这些星光璀璨的“两弹一星”功勋的巨大贡献。为了让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能学习和汲取老一辈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于探索、锐意创新、发奋图强、发现真理、坚持真理、淡泊名利、戒浮戒躁的崇高品质，培养和树立献身科学事业和祖国富强、谋求人类幸福的伟大理想，本刊谨以此文献上“八一”追思，以表达对这些国防科技功臣的崇高敬意！让我们永远铭记他们的卓越功勋！
钱学森：一心向党的中国航天之父
钱学森，1911年12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他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报效祖国了。”此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蒋英也在音乐界享有盛誉。为了笼络他们，美国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十分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祖国的召唤，使他们毫不犹豫地决定放弃眼前的一切。
1950年8月，钱学森一家人准备乘坐加拿大航班离开美国。美国国防部以莫须有的罪名通过海关扣留了他。美国司法部签署逮捕令将他关押起来。但他一面继续科学研究，一面坚持斗争，伺机回国。1955年5月，他从海外华人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报道，其中有他家的世交陈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于是，他立即给陈叔通写了一封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的信，夹在蒋英写给她在比利时的妹妹的信里悄悄寄出去。
陈叔通接信当天就把它送交周总理。当时，中美正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大使便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与美方就此进行交涉。开始，美方不承认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但当王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时，美方才哑口无言并无奈地允许其回国。
1955年秋末，历经磨难钱学森终于回国。翌日晨他就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激动地仰望着天安门和五星红旗。随即组织上安排他去东北参观新建的工厂、水电站、大学、研究所。从建国6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中他亲身感受到了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强大力量，更坚定了报效祖国的信念。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57年2月，他荣任国防部五院第一任院长。1960年，他具体领导我国成功研制了第一枚导弹。之后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核导弹。1968年，他又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负责研制发射人造卫星，并于1970年成功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美国时他虽不是党员却因爱国背上了“共产党”的“罪名”。可回国后的亲身经历，却使他产生了真正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1958年初他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1959年1月，经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他成为预备党员，并于同年11月12日转正。这天他心潮澎湃彻夜难眠。从此，他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回国后，我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点政治，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即便是纯技术工作，那也是有明确政治方向的。不然，技术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愧为人类智慧的源泉！”
20世纪60年代初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却偏遇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为保证科技专家的正常工作，党和国家想尽办法照顾他们。聂荣臻还专门送去一些猪肉，交待给钱学森补充营养。有一天，炊事员看见钱学森太劳累就为他做了碗红烧肉。不料平时和颜悦色的他严肃批评道：“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生活困难，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居然给我做红烧肉，党性到哪里去了？”他还把自己刚出版的两部科学巨著的稿费作为党费上交。他说，我要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