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形成与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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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廉政建设成效关系着政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权的稳固。毛泽东廉政思想萌芽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大革命时期，初步形成于延安时期，成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曲折发展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文革”时期。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实践经验丰富，包括重视党员的思想道德建设，强调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依靠广大群众进行反腐斗争，重视反腐斗争的经常化和制度化。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对后世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关键词]毛泽东;廉政思想;实践经验
[中图分类号] D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5）11-0027-05
惩治腐败关系着政府的廉洁高效，关系着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家政权的稳定。革命和建设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反腐倡廉思想，又结合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成果，在预防和惩治腐败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反腐败思想体系，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反腐倡廉思想，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一、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形成过程
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廉政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毛泽东廉政思想形成过程，其廉政思想理论是实践的产物，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年代廉政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
（一）毛泽东廉政思想的萌芽时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是中国近代政治最黑暗、腐败的时期，也是毛泽东廉政思想萌芽阶段。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开始从加强党和军队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方面展开初步探索。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指出了社会的极度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处境。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很快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为建党后的廉政工作奠定基础。1927年9月，毛泽东对革命军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消除了内部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为建立新型革命军队奠定思想基础。1928年4月，为加强对军队的纪律教育，毛泽东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其中就包括不拿群众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借东西要还和损坏东西要陪等廉政内容。在中央苏区，毛泽东还特别重视对苏维埃政权开展廉政教育，对反腐败斗争中的典型案件严惩不贷。毛泽东指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1]134。他也在一些文章中强调广大干部要始终铭记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而且写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专门论述如何做好群众工作。
（二）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
毛泽东廉政思想初步形成于延安时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内一小部分人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思想上开始懈怠，生活上追求荣华富贵。针对这种倾向，毛泽东指出：“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2]392，影响了党的战斗力。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38年和1941年先后制定和实施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规章制度，其中明确指出严禁领导干部贪污等行为。1944年9月，毛泽东为悼念张思德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强调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1942年至1945年，毛泽东还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坚决反对党内出现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正之风。这次整风运动紧密结合党员和领导干部思想工作实际，大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有力促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的展开。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身力量迅速壮大，但也面临着廉政思想教育的艰巨任务。1945年7月，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拿李自成失败的例子分析了革命胜利后可能出现的骄傲腐败的现象，指出中国共产党只有依靠人民的监督才能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是提醒全党要防止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同年在《共同纲领》中，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厉行廉洁奉公，严禁贪污腐败。这段时期内，毛泽东的廉政思想逐渐形成，廉政教育的实践活动也活跃起来，例如在延安大力宣传党的宗旨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这段时间廉政实践的经验总结。可以说，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毛泽东廉政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这一时期，毛泽东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工程，突出在思想上建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宗旨和廉政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为建国后党的廉政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三）毛泽东廉政思想的成熟时期
建国初期是毛泽东廉政思想的逐步成熟时期。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仍然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封建传统和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根深蒂固。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的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着新形势，如果不注意警惕非常容易产生腐化。中国共产党在这特殊的环境下开始执政，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广大领导干部保持廉洁奉公，一心为民。
首先，毛泽东特别重视党风建设，相继开展整风整党运动。195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于1950年夏秋冬三季在全国党员中开展大范围的整风运动，这场整风运动的重点是党员和领导干部，整风运动的原则是按照自上而下的有领导、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的要求进行整风。整风运动开始时动员号召，大造声势，广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做出表率，并且亲自动手，抓点促面。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半年多的整党整风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据统计，到1953年6月，大约有32万人离开了党的组织，其中大约9万人经过教育后不具备党员条件而被劝告退党，大约有23万人完全丧失了党员条件的堕落分子被彻底清除出党。[4]通过这次整风整党运动，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员的素质，壮大了党的队伍，使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转变了工作作风，也为党的廉政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其次，毛泽东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大力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为了充分发动群众起来检举揭发“三害”，形成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党中央和毛泽东强调要从高级干部和高级领导机关做起，抓住典型重大案件迅速果断的处理，并把它看作反腐斗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以引起全党的警惕和社会的震动。在这场运动中，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是“三反”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案件，对当时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震慑和警示作用极大。作为新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运动之一，建国初期的这场反腐败斗争对新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重大影响。查处大量的腐败分子，严惩了贪污腐化分子，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廉政建设纯洁了党和政府的机关，也为上世纪50年代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再次，重视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是搞好廉政建设的重要一环。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毛泽东提议，党中央成立了中央和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段时期廉政建设初步成熟，形成了一个初步完善的监督体系。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特别重视法制监督方面的制度建设，1952年4月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同时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党中央专门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允许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对党和政府机关的不良现象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开展群众性的监督活动。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自觉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的进攻，保持自己先进性的成功实践。这一时期，毛泽东廉政思想趋向系统和成熟。
（四）毛泽东廉政思想的曲折发展时期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同时对执政党的廉政建设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来推动党建工作。这一时期，先后开展了1957年的整风运动，反对党政干部的特殊化和“四清”运动。1957年春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这一次整风运动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廉政教育活动，这次整风的主要任务是端正党风，克服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为了改进党的作风，克服党内的不正之风，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开始反对党政干部的特殊化，干部下放进行锻炼，进一步调低党政高级干部的工资等，这些措施为以后的廉政建设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963年初到196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党政干部队伍的廉政建设是其主要内容之一。“四清”运动历时三年余，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县、社进行了“四清”运动。从廉政建设的角度看，这场“四清”运动对于纠正干部强迫命令、多吃多占、化公为私、欺压群众等问题起了一定作用，基层党政干部中也涌现了一批以焦裕禄为代表的廉政好干部。但是，这一时期的整风运动和“四清”运动在廉政建设方面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党政干部队伍出现的腐败问题本应该通过批评教育和党纪政纪等手段解决，那种以阶级斗争的手段进行廉政建设的方式，应当坚决摈弃，但这场运动走入了阶级斗争的误区，打击了一批正直的党员和领导干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廉政教育思想逐渐陷入误区，也为即将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做了错误的指向。
二、毛泽东廉政思想形成的实践经验
在长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的精华，将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发展到新阶段，创造了许多廉政建设新理论，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为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廉政建设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一）重视党员的思想道德建设，反对官僚主义
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强调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特别重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5]1094-10951949年9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毛泽东经常强调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转化为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员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6]420为了对党员干部进行廉政教育，毛泽东非常重视对他们的正面人物引导和反面教材的警戒作用。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树立的榜样人物包括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焦裕禄等，称赞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660毛泽东把反面教材称为“防疫针”，认为反面教材可以增强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免疫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腐败斗争中，毛泽东坚决主张处理了曾经对革命有功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件，就是在于，“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7]。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建国初期，毛泽东先后发动的整党和“三反”、“五反”、整风运动等各种政治运动，都重视树立廉洁奉公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联系实际批判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各种政治运动结合思想教育工作的开展，使广大党员干部队伍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形成了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廉政之风。
（二）保持和发扬传统优良作风，强调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