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迷雾 重新审视
时间：2020-04-26 07:51:1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彭：子善兄，你是海上著名的“大编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台湾文学的钩沉与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学界公认的，现就这几个方面和你随意地聊聊，首先想问的是，你怎么从一开始就把研究的范围锁定在这两个方面呢？
陈：很高兴与你交流。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纯属偶然，不消说，偶然中也有必然。1976年1月，我在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培训班毕业留校任教，被分配在写作教研组，还到安徽阜阳地区从事过“写作”函授教学，所以我的大学执教生涯是从教授“写作”开始的。我后来越来越怀疑这“写作”是否需要教授，古今中外，有几位作家是“写作课”教出来的？当时教了一段时间“写作课”后，上海师大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需要增加注释人员，大概考虑到我70年代在插队落户时已写过一些关于鲁迅的文章（对这些文章，我当然是“悔其少作”），就把我调入。这样，我踏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不归路。
也许是注释鲁迅书信的熏陶和影响，我的现代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侧重于史料的发掘、考证和整理。我一直认为这是最基本的工作，对作品的解读和对文学史的阐释可以各抒己见，但史料的真伪是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摆脱只能研究鲁迅的束缚（毫无疑问，“鲁迅学”至今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然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毕竟不能只研究鲁迅一人）。研究者越来越认识到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其实是群星灿烂、丰富多彩的，他们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研究对象也不断扩大。我注意到1949年以后到台湾、香港的不少现代作家，对后来台港文学的发展都发挥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如台湾的梁实秋、叶公超、台静农、黎烈文等，香港的曹聚仁、叶灵凤、徐訏、林以亮等，所以我就致力于对这些到了台港的现代作家的研究，以期对他们的思想和创作有一个全面的把握，这也就是我关心台港文学的初衷。
彭：你曾说因为众多的历史教训，使你不大相信事后编辑出版的各种作家选集、文集、全集和合集，能否举例具体地说说？
陈：这方面的例证太多了，举不胜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现代作家的选集、文集这方面的问题尤其严重。那时除了鲁迅，别的作家还没有资格出版全集，郭沫若、茅盾、巴金都只能出版文集。1956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不也有删节吗？对鲁迅尚且如此，其他作家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已有研究者在这方面写出了研究专著(可参看陈改玲著《重建新文学史秩序：1950年——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研究》）。80年代以来，现代作家出版全集、文集的一批又一批，但从文献学的角度视之，可以作为可靠的文本提供研究的似乎不多。《沈从文全集》是编得很好的，还是有遗珠之憾。更大的问题是不尊重历史，甚至歪曲历史，任意改动、删节，比比皆是。不也有论者根据《老舍文集》的错漏写出好几部专著了吗？作者本人、作者家属以至编者都自觉不自觉地“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死者讳，为政治讳”。再加上要遵从当下的所谓“出版规范”（譬如当时的一些特殊用语、方言和不合今天规范的文法都要修改之类），这样编选出来的全集、文集，怎么能在研究工作中放心使用呢？因此，我决不轻信，只要条件许可，宁可去查找原刊。
彭：钱钟书先生曾戏称你的工作是“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墓”，你到底发掘了多少文墓和揭开了多少文墓呢？可否试举一二例说明？
陈：钱钟书先生的话是对陈梦熊先生说的，不是对我，不敢掠美。不过，我也的确在“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方面竭尽全力，现在仍在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如对周作人集外文的查考；对张爱玲早期佚文的发掘；对梁实秋、叶公超、叶灵凤、邵洵美、陈梦家、林以亮作品的整理等等。我编选的现代作家的作品集已有近百种了，其中相当部分是属于“发掘文墓”的。钱钟书先生到底是大家，“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其实是两回事，我更感兴趣的是前者。对后者，有些大概只能作为茶余饭后的谈助，不一定能形诸笔墨的。
彭：“张爱玲热”在大陆真正兴起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这股热潮你是功不可没的，也可以说，除了夏志清，你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请谈谈那把火是怎么点燃的？
陈：早在80年代初，张爱玲就开始为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所注意了，尽管那时的各种文学史著作都不提她的名字和作品。柯灵先生的《遥寄张爱玲》“一石激起千层浪”，首次提出我们必须正视张爱玲，重评张爱玲。1987年我发现张爱玲的中篇《小艾》，在台港文坛引起“张爱玲震撼”，但在国内反响并不大，时机尚未成熟也。真正的“张爱玲热”是在1995年张爱玲逝世之后才开始的，随着张爱玲佚作佚函的不断发现，一波接一波，至今未衰。这样应了柯灵先生的预言，真正有艺术成就的作家是不可能被长期埋没的。在“张学”史上，夏志清先生是在文学史著作中评论张爱玲的第一人，其作用和影响是无人可比的，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在张爱玲作品和生平史料的发掘上尽了一点力而已。而今张爱玲已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重视，她的小说已有英、日、法、俄、西班牙等多种文字的译本了。
彭：很早的时候，我就买过你编的一本《卖文买书——郁达夫和书》，扉页上有两句郁达夫的“自况”：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如果我没记错，郁达夫也是因你而在上世纪的80年代掀起了一股热潮吧？
陈：我很喜欢郁达夫的这两句诗，好像也是我的“自况”。你说的对，在注释鲁迅后期书信时，我就对郁达夫，鲁迅认为惟一没有“创造气”的朋友产生了兴趣，先后编订了郁达夫的文集、研究资料和回忆文集，这是80年代前半期的事了。我所主张的研究一位作家必须从他的作品、研究资料和同时代人的回忆三方面入手的观点就是从这时开始形成的，至今未变。
彭：周作人《知堂杂诗钞》的书稿，是你从海外郑子瑜先生的手中拿到大陆来再编辑加工出版的吧？
陈：周作人这部诗稿确是我“引进”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假如不是郑子瑜先生来沪访问时向我提起，假如不是当时主持岳麓书社的钟叔河先生“慧眼识宝”，《知堂杂诗抄》是不可能问世的。我对郑先生珍藏的这部诗稿作了增补，主要是补充了周作人的早期新诗，如有名的《小河》等。现在看来，这本小书还有不少的缺漏，校勘也不精当。但当时确实产生了影响，从此开始了我与钟先生的愉快合作。钟先生一直推崇周作人的作品，在他主持下，我花费数年时间，编了周作人集外文三种四册，算是对周作人研究的一点小小的贡献。
彭：还有梁实秋，我知道你是下过大功夫的，其中，你和余光中等编的《雅舍轶文》就是一项不小的工程，请谈谈你和余光中等合作这本书的经过。
陈：对梁实秋的作品，不能说下过大功夫，下过功夫倒是可以这样说的。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雅舍轶文》收入我编的梁实秋早期新诗、小说和“雅舍小品”补遗，其实是与余光中先生编的《雅舍书信集》完全独立的两本书，因从同一家台湾出版社引进，就三本书合并在一起，是我沾了余先生的光了。我的梁实秋研究始于梁先生1987年逝世以后，还是侧重在他早期作品的发掘整理，发现了他二十多个笔名，编订了《梁实秋著译年表（1921－1949）》。我认为由于大批散佚作品未被研究者关注，我们目前的梁实秋研究还是有很大偏差的。不久前出版的拙编《雅舍谈书》（山东画报出版社），也意在为梁实秋研究提供一点新史料。
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有大量被埋没或没有被引起重视的作家，你一直在做这项发掘的工作，比如，我桌上现在就摆着你编的邵洵美的《洵美文存》和陈梦家著的《梦甲室存文》，关于这项工程目前的进展如何？你有没有一个整体的构想？
陈：对这项工作我一直是念兹在兹，这是我最大的心愿。除了邵洵美、陈梦家这两本，近年来还发掘了郭建英的画和文、东方蝃蝀的小说等等。我没有一个整体的构想，凡我认为有研究价值的作家作品都在考虑之中。原计划还有吴兴华的诗（这项工作别人已经做了）、周煦良的文和南星的散文等等，刘呐鸥的全集也在议事日程上了，慢慢做吧。
彭：与叶灵凤相关的书据说你也编过不少，请说说具体有哪些？
陈：我非常喜欢叶灵凤，他早年以写小说名，晚年以写散文和书话名，都颇有特色。我编过叶灵凤的三部散文集，收录了他不少中、后期的佚文（文汇出版社版），编过一部他的散文精选集（浙江文艺出版社版），还编过一本他的“性学”著作《世界性俗丛谈》（广西师大出版社版）。他早年以“白门秋生”笔名写的“性学”小品也很有趣，有机会也想编出来。中国现代作家中，一直关心两性问题的，前有周作人，接着就是叶灵凤了，而且叶灵凤是从现代知识层面切入的。
彭：你曾编过一本书叫《你一定要看董桥》，有些霸道，因此，我也就有好多年坚决不看董桥，直到龚明德寄来你编的那本《董桥文录》，我才开始读他的文章。好固然是好，但似乎也没好到就“一定要看”的份上，你说呢？
陈：“你一定要看董桥”不是我而是香港作家罗孚先生提出来的，这是他写董桥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文章后来收在《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一书中，有香港版也有大陆版。当然，我认同罗孚先生的观点，所以把这句话用来作为我编选的董桥评论集的书名。我坚持认为，一个文学爱好者，特别是对中国现当代散文有兴趣的，一定要读一读董桥，董桥是专写散文的，像周作人、梁实秋、黄裳等散文大家一样。三十多年下来，他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创作风格，在浓郁的怀旧情调中透露出对中外优秀文化的向往和领悟，虽然不属于黄钟大吕，却是精致高雅、玲珑剔透。也许我的精英情结在作祟，我对董桥是推崇备至的。你可以不喜欢董桥，但你不妨读一读。
彭：林以亮，也就是宋淇，熟悉张家玲的大都知道这个名字，你编过一本《林以亮佚文集》，像这类的台港作家，由你推介并已在大陆产生影响的作家有多少呢？
陈：编《林以亮佚文集》是研究张爱玲的副产品。林以亮40年代就有文名，与钱钟书、傅雷等常有交往。在查找林以亮回忆、评论张爱玲文章的过程中，我发现他还有不少散文和评论，都是观点精到、文采斐然的佳构，于是就编了这部《林以亮佚文集》。但书是香港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大陆读者看不到。我还编过一本《西游散墨》，作者桑简流，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很容易找到。桑简流原名水建彤，是大学者傅增湘外孙，本人学问也好得不得了，懂多种文字，50年代起旅居香港，出版过历史小说《香妃》，翻译了梭罗的《湖滨散记》。他的散文集《西游散墨》，据一位香港老出版家说，余秋雨先生的《千年一叹》是学他的，这未必可信，但也足见桑简流的学者型游记散文的艺术魅力。
彭：大陆学者汤用彤先生曾告诫年轻的研究者：“第二等的天资，老老实实做第二等的工作，可能产生第一流的成果。如果第二等的天资，做第一等的工作，很可能第三等的成果也出不来。”我记得你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这段话，请谈谈你是怎么看的？
陈：我认为汤用彤先生的话很有道理，因此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身体力行。我自认不是一个做大学问的人，不能提出大的理论建构，在宏观研究上缺乏自信，只能在微观研究上探索，好在宏观研究方面的饱学之士多的是，不缺我一个，而微观研究反而少有人肯做，那我就不妨来尝试一下。我其实第二等的“天资”也没有，老老实实做第二等、第三等的工作，长年累月地下死功夫，多少总会有所斩获吧？
彭：有人说你编得多，写得少，我看了你《文人事》、《生命的记忆》等几本书，发现你的书都非常札实，属硬通货。不知你自己是如何看待这多与少的？
陈：不可否认，我编得多，写得少。但我自己写的书，包括台湾版在内，也已有十一种之多了，不久还有《素描》、《探幽途中》、《签名本物语》等数种要出版。我自己文笔枯涩，写不出像样的好文章，考证文章又只是为感兴趣的读者写的，所以还是少写点多编点为好。毕竟，我对自己的鉴赏眼光还是有充分信心的。
彭：你有一本书的书名叫《发现的愉悦》，这书名几乎说出了所有学人及所有书虫的心声，你能否说说一二特别难忘的愉悦？
陈：特别难忘的“愉悦”当然有了。1997年秋我在日本东京访学时，在神田一家旧书店发现鲁迅1936年3月20日给内山完造的一张便笺，此信虽早已收入《鲁迅全集》，但原信出现在我面前时，我还是眼前为之一亮！经我与有关各方联系，此信最后由上海鲁迅纪念馆购藏。更令我惊喜的是，信中提到的托内山完造代购的《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路大荒编注，1935年东京文求堂出版）一书，在我为上海鲁迅纪念馆代购鲁迅此信的一星期之后，也在东京内山书店的特价门市部买到了，仅用了三百元日币。后来我干脆把这本书也送给上海鲁迅纪念馆，以与这封鲁迅遗札“配套”。大概也正是这个原因，上海鲁迅纪念馆文物捐赠人大理石刻上还有我的名字。这事始末我还没有写过文章呢。
彭：关于上海的书，你也做了不少，如《上海的狐步舞》、《摩登上海》、《夜上海》等，上海是不是你重点研究的课题？
陈：我是上海人，对我而言，上海是故乡，也是我文学梦实现的地方。所以从文学的角度编选关于上海的书，理所当然。我研究上海也是从文学层面进入的，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新文学的中心，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中心，是可以而且必须不断被言说的。我不久前出版了一本自己写的《迪昔辰光格上海》（南京师大出版社），也是从文学到文化对30年代的上海与今天的上海作一番比较。坦率地说，我对今天的上海在文学和文化上的许多举措，很不以为然，《迪昔辰光格上海》也传达了我对今天的上海的批评的声音。
彭：还想问问，你怎么会对猫情有独钟呢？
陈：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么喜欢猫。我编了中国现当代作家（含港台地区）写猫的散文集《猫啊，猫》（山东画报出版社），已重印了两次。除了张爱玲的作品，这大概是我编选的最受一般读者欢迎的一本书。我现在养了两只小猫，一黑一黄，十分可爱，每天外出归来，看到它们，所有的烦恼都会抛诸脑后。
彭：子善兄，你所做的研究工作是否可用“抢救史料、填补空白、拨开迷雾、重新审视”这十六个字来进行概括？
陈：感谢你这样概括，给我定下了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奋斗目标。那么，“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