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幕僚盛行原因初探
时间：2020-08-15 07:54:1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我国古代秘书官职多达60余种，秘书人员对最高统治者和政府官员提供辅助性服务，在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正常运转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除了国家机构的官方秘书之外，还有一类游离于秘书职官之外的、盛行于政坛的非官方秘书——幕僚，其产生、发展并能生存延续两千多年，不仅是古代封建制度使然，更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关键词： 古代秘书 幕僚 原因
幕僚属于中国古代的私人秘书，其存在形态是多样的，与隶属于国家机构中的秘书职官不同的是，幕僚不拘泥于国家官制的条条框框、不入行政编制、不享受国家俸禄，多为被人引荐进入为政者自设机构或由主官直接奏请私聘入府，他们只作为幕主个人的政治辅助工具，依附于幕主而生存而始终游离于国家公职秘书之外，唯幕主马首是瞻是幕僚的工作原则，其身份之特殊可见一斑。而正是这一支特殊的秘书队伍在与中国封建社会相伴相生的千百年中却几乎成为了封建国家统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具有“辅助性、综合性、差遣性很强的特点”①，足智多谋、世故老练、办事精干，虽不是国家编制内的秘书职官，但地位和待遇往往高于普通公职秘书人员，以自身的鲜明个性和完备功能立于古代政坛中，并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与封建官制举步并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古代幕僚的产生，“上可溯及夏商之家臣，两周之命士，其身贱而见信，位卑而使重，已露端倪”。②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适逢乱世、社会制度变革，“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③此可谓幕僚之滥觞。秦汉之际，封建制度得以确立，真正意义上的幕僚也随着封建官制体系的确立而形成，在中央和地方上的主官相继自辟幕僚并渐成制度，由此一直延续到清代，在经历曲折漫长的发展之后幕僚得到空前盛行以至于在清朝形成“无幕不成衙”的局面，俨然称得上是封建社会中近乎完备的秘书人员。幕僚的产生到盛行，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长期与封建职官制度相互补充、相互对立的夹缝中生存发展，并最终变为促使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政治工具，这一定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而造成中国古代幕僚盛行的原因，客观上说是受封建制度的影响，主观上而言也与幕僚者自身特性息息相关。
一、封建国家治世体系的需要
中国古代幕僚的产生和发展与在我国封建社会制度相生相伴，在以巩固和维护“中央集权”为根本的封建体制中，幕僚成为一种另辟蹊径的用人方式登上了政治舞台。从中央到地方，他们成为各级封建幕主的重要辅助之一，在行事决策和参政议政方面与国家政治格局中的正规职官交汇同行、互为补充。幕僚之风在神州大地上浩然行之并非偶然，封建官制的不尽完备以及封建社会“人治”的统治方式是造成我国古代幕僚盛行的基本因素。
幕僚从政，自然是在封建统治者的默许和鼓励下得以盛行的，但封建官制体系自成立之初开始便多多少少存在分工粗疏、不尽完备的漏洞，在政权更迭频繁的时期官制越发紊乱，这都成为了幕僚盛行的催化剂，使得幕僚能作为辅助参谋以弥补临民治世中的疏漏。所谓的封建官制，作为古代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指的是自秦朝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建立以来伴随着封建官僚体系并与封建专制制度相适应的的官吏制度，它随着历代王朝更迭也相应发生沿革变化并呈现出不同朝代自有的特点，但就其本质而言却始终是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框架中体现封建统治者的意志，其巩固、完善“君权”的基本精神可谓一脉相承。无论是官职、官阶、职权的确立，还是对官员的选拔、监察、奖惩等，都是封建官制所涵盖在内的，其中又以官吏的选任为官制体系的关键所在，换言之，国家官吏必须通过一套完整的人事任免制度的考核选拔才能被引入中央或各级行政机构，古代秘书职官自然亦是如此。但幕僚作为古代秘书的一个特殊群体，可以不通过一系列官制制度而被聘用于政治中枢以及各级地方官府中，主官与幕僚的人身依附关系取代了封建官制中的隶属关系，参军、记室、军师、主簿、师爷等幕僚职称渐渐出现，说明幕僚虽游离于国家正规官制之外，但其秘书职位的任用、职能的分工却成体系。不食国家俸禄、不受官制约束，幕僚看似立于正规职官之外与封建官制并无瓜葛，但实际上却是在处处弥补正规官制的不足、作为封建官制的补充形式作用于古代政坛。如秦汉时期，地方上推行郡县制，秦朝的四十余郡到汉代发展为一百零三郡，每郡设郡守一员为最高长官，再设副职郡丞兼管秘书工作，虽下设有主簿管理日常事务，但全国偌大的地方单靠这些秘书人员难以完成职权，加之当时官员职责划分并不明细、推诿现象不断。因此，君主为稳固统治、加强治理，允许郡守自辟幕僚为辅佐差使以补充正规官制的不足。再如清代，封建官制虽发展得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化，但地方衙门和中央各部院都存在书吏猖獗的现象，这一群体虽身居低位但垄断文书和档案工作，作为政府职能的实际操作证却往往暗操政务、把持文档、玩忽职守，致使文档疏于管理、贻误政事、吏治腐败，因此地方官为打压书吏之害另辟蹊径私聘幕僚来替代和约束书吏，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书吏腐败行为，有效弥补了清代官制中这一大漏洞。
其次，封建统治阶级以人治为特征的统治方式也是促使中国古代幕僚发展并迅速膨胀的重要因素。中国古代的法制起源较早，夏商周三代时已有萌芽的迹象，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之际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率先提出“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④的政治主张，待到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建立之后历代王朝大都承袭以颁布法典的形式作制明法、建立法度、以定法令，一套套趋于完整的法律刑文似乎让封建社会沿着法制的轨迹运行。但其实不然，中国封建社会俨然不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⑤的法治社会，一是国家法律是以维护和巩固君权为根本目的的，二是法律的制定需要专制君主的授意并且君主个人的好恶对法典的施行影响深重，三则是中国古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决定了君主的权威必定大于国家之法律，由此可见，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仍然是通过“人治”的方式来维持。封建社会以人治为特征的统治方式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⑥，一来是指权大于法，为政在人而不在法，当权者的个人意志是治理社会的标杆，如此统治带有很强的专制性和随意性;二来是推崇“贤人政治”，肯定人在临民治世中的作用，重视人的能动性并且强调当权者能主宰、改变国家的兴衰。而这正是古代社会幕僚能够迅速膨胀的政治原因。由此，幕府可以说是封建社会人治体系的机器，幕主和幕僚犹如两个车轮让这个人治机器正常高效运转，幕僚与幕主并无隶属关系自然亦不受到国家相关法制的约束规范，他们与幕主相生相依只需对幕主本人负责即可，其政治命运也与幕主相互连结无法脱离幕主另外谋利，这种典型的唯主是从的幕僚机制不仅是封建人治体系的产物也与人治的统治观念不谋而合。归根结底，“人治”是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王朝的治国方略，这意味着国家治理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挖掘贤人志士来辅助决策，法律规章照顾不到的地方还需要一些入幕之宾来完善“君权”。可见，人治体系、人治意识分别从制度上、理念上赋予了幕僚不用经过法定官制而被引入各级行政机构的权力，为其成为特殊而重要的政治阶层提供了可能。当然，也正是因此，幕僚从政在不受官法约束之下逐渐泛化，多为地方长官重用并以其为依靠，甚至到了逾越正官、凌驾于正官之上的境地，由此可见幕僚对于国家机器的声势地位不容小觑。
二、古代文人追求政治地位的需要
古代私人秘书作为一类社会职业是伴随着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发展而出现的，也是“伴随着文化的普及和知识分子人数的增加才出现的”⑦，一方面来源于社会发展变革中对能人志士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古代文人在弱肉强食的封建时期追求自身社会地位的结果。因此，不仅是幕主纷纷礼贤下士以寻求谋士高参，古代文人阶层渴望入世从政的功名之心也是造成幕僚盛行的重要原因。
封建专制中国的时代特性是为幕僚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政治平台，但若没有知识分子对自身经济、政治等社会地位的迫切要求这股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幕僚也不会繁衍膨胀如此之迅速。古代文人讲究“三纲八目”，“三纲”即“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起点，“治国、平天下”才是人之根本所在，这不仅成为古代知识分子身体力行的行为准则，其中所包含的人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也与儒家正统所提倡的积极入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共鸣，《左传》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三不朽”中将建功立业提升到仅次于树立德行的人生高度上，无不鼓励着文人志士们勇于开拓、自强进取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熏陶下，“学而优则仕”成为了古代文人共同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其次，古代中国无处不在的“官本位”主义，植根于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固化于等级分明的封建官僚制度，它的存在不仅把“官”的社会价值扩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更促使文人视官阶为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官”成为权力的象征，而知识阶层中则形成了凭借官职等级来支配社会资源、控制政治权力、获取自身利益的价值导向。因此，古代文人的“功业情结”和“官情结”两相呼应、相互强化，主观上为了肯定自我价值、满足自身社会地位而不遗余力地涉足政坛以求功成名就的一日，或世袭门叙、或察举征辟、或科举考试，但等级低微的文人士人无从门荫、而寒窗苦读十载也未必能换取金榜题名，僧多粥少的局面迫使知识分子们不得不另辟蹊径入世从政，于是入幕为僚顺理成章成为了众多文人们踏入仕途的不二之选。尽管身为幕僚并不能纳入国家正规官制之中，但凭借自身的广博知识、业务才干、足智多谋等诸多优点幕僚往往受到幕主重用，受宠信程度与日俱增，其职责几乎囊括官府中大小事务，虽无官衔却也能收获逾越正官的社会地位和名誉，俨然是为古代文人开辟了通往政坛的康庄大道。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幕僚从产生到盛行并非偶然，在与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相生相伴的两千多年中一度成为封建统治者以及地方各级府衙的最重要的辅佐之一。究其原因，封建官制的不尽完备和管理职能上的疏漏是基本因素，封建制度人治为主的治世体系是导致幕僚得以迅速发展的政治因素，而封建时代文人对满足自身政治地位的要求和对积极入世的价值追求为幕僚阶层的繁荣提供了赖以依靠的精神支柱。古代幕僚盛行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不仅是秘书史上的一枝奇葩，更成为我们日后研究封建官制和封建政治的一把不得多得的钥匙。
注释：
①杨树森，张树文.中国秘书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52.
②李海生，完颜绍元.幕僚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
③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延边人民出版社，2009：185.
④张觉.韩非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8.
⑤司马迁.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延边人民出版社，2009：280.
⑥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延边人民出版社，2009：16.
⑦杨树森，张树文.中国秘书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6.
参考文献：
[1]杨树森，张树文.中国秘书史[M].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2]李海生，完颜绍元.幕僚政治[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3]莒人.幕僚学[M].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
[4]李晚成.中国幕僚制度考论[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1）.
[5]郭润涛.中国幕府制度的特征、形态和变迁[J].中国史研究，19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