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都卡若:西藏史前社会研究的新起点
时间：2020-08-26 07:53:5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迄今已经30多年,该遗址的发掘揭开了西藏高原早期人类活动的神秘面纱,成为西藏史前社会研究的一个新起点。文章系统回顾和总结了卡若遗址发掘及其科学研究的学术意义,并对其中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状况及其学术进展情况进行了评述,展望了未来的研究前景。
[关键词] 昌都卡若;西藏史前研究;西藏考古
[中图分类号] K87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10)03-0020-10
西藏昌都卡若遗址,是在国内外具有极高知名度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的发现与发掘迄今已有30多年了。卡若遗址的发掘,首次以丰富的实物资料揭示出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社会的真实面貌,将西藏的远古历史提前到距今约五千前左右,使人们不得不以新的眼光和视角来重新审视西藏古代历史。可以说正是由于卡若遗址的调查发现,使得西藏史前社会研究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30多年过去了,围绕卡若遗址和“卡若文化”本身的学术研究正在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有关西藏史前人类和史前社会的讨论也更加深入,本文拟就相关问题加以回顾和讨论,并以此文纪念卡若遗址调查发掘30周年暨昌都解放60周年大庆。
一、卡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卡若遗址是怎样被发现的?近年来曾亲自参加过卡若遗址发掘的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侯石柱先生撰文批露出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小插曲:1977年,西藏昌都水泥厂放映了一部名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的纪录片,银幕上一些出土文物的镜头引起了看电影的水泥厂工人们的注意,他们联想到不久前水泥厂因扩建厂房,在开挖地基时出土了许多破碎的陶片、石片等,和电影上的出土文物很相似。于是他们热心地将这些拣到的东西专程送到昌都地区文化局鉴定,但当时的昌都地区文化局还没有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考古人员能够认识这些东西的价值。恰好此时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仁青、索朗旺堆、欧朝贵3名文物干部到昌都地区征集文物,经过他们的观察鉴定,初步确认其可能为早期人类活动的遗物,并赶赴现场挖了一个5米×1米的探方进行了考古试掘,“采集了不少石器、骨器和陶片,初步断定这是一处遗物丰富的原始社会遗址”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页。,从而揭开了卡若遗址科学考古发掘的序幕侯石柱:《卡若遗址发现三十周年》[J],《中国西藏》2007年第5期,第46—49页。。这里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这3位藏族和汉族文物干部都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西藏第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他们和昌都水泥厂这些热心的藏族工人们一道,为抢救和保护卡若遗址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据当时的估计,卡若遗址的面积约10000平方米,但由于昌都水泥厂建厂,遗址东部已遭破坏,残存面积已不足5000平方米。1978年夏,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遗址进行了正式的发掘,揭露面积230平方米,并发表有考古简报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昌都卡若遗址试掘简报》[J],《文物》1979年第9期,第22—28页。。1979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联合进行了卡若遗址的第二次发掘,揭露面积1570平方米,加上第一次的考古发掘总发掘面积约1800平方米。发掘者在后来正式出版的考古报告《昌都卡若》中估计:“从遗址范围看,除早期破坏者外,其主要部分已全部揭露。”《昌都卡若》第3页。这个基本估计从后来对卡若遗址持续开展的调查工作来看是切合实际的。
经过上述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对卡若遗址的性质、年代等问题都有了基本的认识。根据遗址出土的遗物和遗迹,两次发掘共获房屋遗址28座,可分为圜底、半地穴式和地面3种类型,此外在遗址中还发现地面石墙、石子小路、石台基等遗迹。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等。陶器均为平底器,器形简单,主要有罐、盆、碗等,均为夹砂陶,纹饰有刻划纹、绳纹、附加堆纹等,有极少数绘黑彩。石器是出土数量最多的,近8000件,包括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等,其中又以打制石器最丰,共6842件,占石器总数的85%强,余为细石器和磨制石器,分别占8%和6%强,体现出强烈的地域性特征。骨器出土较少,但制作精细,其中包括骨锥、针、斧、抿子、刀梗、印模骨具等。出土遗物中的装饰品有骨笄、石环、石球、石璜、骨镯、骨牌饰等,还发现有穿孔的宝贝。农作物发现大量的粟米。动物骨骼有两类,一类为饲养的家猪,另一类为猎获的鼠兔、鼠、獐、马鹿、狍子、牛、藏原羊、青羊等。由于遗址中还发现有几件陶纺轮,在一件陶罐的底部发现织物的印痕,每平方厘米范围内各有经纬线8根,由此推测当时已有一种粗糙的织物。发掘者在报告中指出,卡若遗址的年代据十余个放射性碳素鉴定结果,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又可分为前、后两段),其绝对年代早期距今4955±100年(树轮校正5555±100年)—4280±100年(树轮校正4750±145年);晚期距今3930±80年(树轮校正4315±135年),综合参考其他测定数据,发掘者最终将卡若遗址的绝对年代定在距今5000—4000年之间《昌都卡若》第150页。。
2002年10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为制订《卡若遗址保护规划》,再次联合组队对卡若遗址进行了探查确认,并在1978、1979年两次发掘区的东、西、南三面以及遗址西侧现昌都地区粮食局库区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共布探沟7条,揭露面积230平方米,发掘深度0.6—3.2米此次发掘资料,目前在整理之中,尚未正式公布,有关情况可参见李永宪:《卡若遗址动物遗存与生业模式分析——横断山区史前农业观察之一》[J],《四川文物》2007年第5期,第50—56页。。此次发掘出土各类遗迹21处,包括房屋基址3处、灰坑16个、道路1段、水沟1条,发掘中提取了6个放射性碳素样品,经过测试,年代数据比较集中在距今4000年前后,大致相当于卡若遗址分期的晚期。与过去相比较,此次发掘出土遗物的种类仍以石器、陶器、骨器等为主,另外出土有大量动物骨骼,共计4755块(件),其种属也较过去发现更为丰富,使卡若遗址的动物群与古环境研究有了新的进展,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中再加讨论。
综上所述,昌都卡若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科学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田野考古资料,从而成为西藏史前社会研究一个崭新的起点。在卡若遗址发现之前,一般人心目中的古代西藏高原是一片荒芜不毛、寒冷干燥的地方,几乎被视为人类生存的“禁区”。卡若遗址的发掘,以雄辩的事实证明西藏高原自古就有人类生息繁衍,从此之后,凡涉及到西藏古史,无论是汉藏史家还是中外学者,都以卡若遗址作为开端,将西藏高原人类活动的历史前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这无疑是西藏历史新的篇章之一,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早已得到海内外的高度评价。
二、卡若遗址与卡若文化研究中若干重大问题的探讨
卡若遗址科学考古发掘30多年来,对其所开展的科学研究也一直没有间断。卡若遗址发掘迄今最具权威性的学术成果,是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共同编写的《昌都卡若》考古报告。这本报告的撰写者是主持或参加卡若遗址发掘及整理工作的童恩正、冷健、侯石柱、索朗旺堆等考古学者。尤其是由著名考古学家、已故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童恩正先生执笔撰写的第五章“结论”部分,以广阔的学术视野和缜密的科学思维对卡若遗址的出土材料进行了周密的分析论证,首次提出了“卡若文化”这一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并对卡若遗址与我国其他地区原始文化的关系、卡若文化的社会经济情况及族属问题等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和认识。这些观点和认识成为当时对卡若遗址最为全面、系统的科学总结,得到学术界的公认,至今仍然具有高远的前瞻性和持久的学术影响力。我们可以看到,这之后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仍然遵循着《昌都卡若》报告的学术思路和指向,总体水平上并没有突破其学术框架和既有高度。但是,在若干具体问题的研究探讨方面,却有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和新的研究进展。下面,我们结合《昌都卡若》考古报告中所涉及到的若干重大问题,对其略作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