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华北植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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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元之际棉花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得到了初步发展，逐渐替代桑蚕业成为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在明清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由于棉种的改良与推广，国内近代机器纱厂的勃兴和华北日益加深的农业危机，尤其是华北近代铁路网的兴建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华北地区植棉业迅速发展，棉田面积与原棉产量大幅度增加，并出现了专业化生产的趋势，一些棉花生产专业区逐渐形成。
[关键词]华北；植棉业；近代铁路
棉花作为外来的经济作物，大概在宋元之际就传入中国。据记载，“木棉，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通海舶商，关陕壤接西域故也。”[1]华北地区棉花传入稍晚。1273年成书的《农桑辑要》记录，“木棉”是新增项目，其中有关于劝种棉花的诏谕，而该书主要记载的是我国北方的农业状况，可见，至元初，北方的棉花还很少。河南地方志对棉花传入有确切记载，据1933年《续安阳县志》，“本境所产之棉花，为草木之木棉，……”这种棉花在河南安阳的地方志中则明确记述，当地最早所种棉花“其种出自南番，宋末始入江南，渐及中州，以至本县。”即为“十四世纪传入黄河流域的原产于印度的亚洲棉。”[2]和安阳相邻的汤阴县植棉业距今也有500多年的历史。豫中的尉氏县，也“早在明以前，全县各地农户皆有种植棉……”。[3]从以上可以看出，宋元之际，河南等华北地区开始了棉花种植。整个明清时期，植棉业始终处于发展态势，到明末清初，黄河流域的棉花种植不仅已能满足当地需要，而且出现了“北棉南运”，改变了原来从南方购棉的现象。清朝时期，随着清政权巩固后一系列恢复发展经济措施的实行，华北农业得到恢复，植棉业在明代基础上更快发展，并有了集中种植的趋势。以河南为例，内黄县各种作物中“独木棉多”。[4]安阳、汤阴等地棉田面积也有扩大。在豫西，伊阳县的大风山、伊阳山北部棉花“种者尤多”。[5]毗邻黄河的新安县适合种棉，农业“以棉花为大宗”。[6]洛阳植棉也很普遍，整个豫西棉田连成一片。在豫东，植棉业更加发达，太康县植棉较早，现在更是“农以木棉为主。”[7]附近的许昌、西华县也“普遍种植棉花”，“土产以棉花为主”。[8]在豫南，邓州、新野发展最快，出产棉花不论数量还是质量，居“各乡之冠”。[9]
一、华北地区植棉业发展概况
华北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宜人，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由以上可以看出，宋末元初棉花由江南传入华北地区后迅速发展，至明清时期，植棉规模已相当可观。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逐渐纳入了世界体系，国内外棉花市场均有所扩大，推动了华北植棉业的进一步发展。二十世纪十到三十年代，华北的植棉业有了更大的发展，棉田面积和原棉产量都有了大幅度增加。
河北省是当时华北植棉业最为发达的省份。从民国方志看这一时期河北各县几乎都盛产棉花。河北成安县“植棉较广之区也，棉花地约占三分之二”。[10]望都县“据二十二年统计，全县棉田约有五千余亩，每亩平均收获子棉百斤，则去年总额约有五十万斤。去年种棉者调查，又增数倍。”[11]藁城县“棉花到处产之，而河南尤盛。近来棉价高昂，种植者益多，统计棉田，约占土地一半，可谓盛矣”。[12]山东也是当时华北产棉大省，1931年棉田面积曾一度位居全国第一。河南棉产虽不及河北、山东那样丰富，但民国以来发展也十分迅速，尤其豫北和豫西这一时期植棉规模相当可观。山西植棉业规模虽明显不及冀鲁豫三省庞大，但在民国山西各地的地方志中，有关棉花种植的记载也相当普遍。山西解县“本地物产惟棉有利，日种日多，恐无置五谷之地”。[13]浮山县“近自谷贱以来，县中种棉日渐增多，二三两区几已普遍”。[14]
二、华北地区植棉业发展迅速的原因
华北地区的植棉业在二十世纪十到三十年代迅速发展，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棉种的改良与推广。长期以来，华北地区栽种的棉花品种主要为亚洲棉，亚洲棉又称中棉，成熟早，产量稳定，抗旱、抗虫、抗病能力强，但纤维粗短，不适于中支纱以上的机纺，产量也低。近代以来，随着机器棉纺织业的发展，中棉纤维短的缺点日益凸显。为此，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产量高，纤维长的美棉被陆续引入中国。这一时期华北各地方志中颇多美棉引进方面的记载。美棉的推广促进了华北地区棉花质量和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如河北迁安县“（美棉）产量三倍于小籽棉（亚洲棉），每亩约物三、四十斤，颇多获利”。[15]清河县“近美棉全县畅种，产量巨而绒质良，每亩可产二百余斤”。[16]山东临邑县“植美棉六千余亩，产量特丰，约略估计较种草棉生产量增加十余万元”。[17]河南陕县“棉花向来为产棉地种之者倍于五谷，近自洋种西来，德、美各棉其收更丰，故栽植者尤多”。[18]
（二）近代纱厂的勃兴。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及其稍后的一个时期，民族企业的经济效益较好，我国民族棉纺织企业大量建立并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日本趁西方列强忙于大战和战后重建，无暇东顾之时也在我国建立众多机器纱厂。这就有力的促进了纱厂周边地区植棉业的迅速发展。如河南安阳“县境西北及西南为产棉之区，产量甚丰，迨广益纱厂成立，遂相率售于纱厂。其后，天津、石家庄、郑州、青岛、汉口纱厂日多，于是棉花出境北达天津、石家庄，东至青岛、济南，南通郑州、汉口，转销上海，已非往昔之局促于本省者可比”。[19]
（三）日益加深的农业危机。民国以来，华北地区“地少人多，一切工作还是用人力、畜力，尚有许多没有耕畜，生产所获，仅足以供消费，无资本之积聚，不能超脱此静止之死海。加之以旱灾水灾，听命天然，自己不能作主。外族凌夷、军阀荼毒、土匪焚杀、豪劣盘剥，均束手听命。天灾、人祸、贫穷遂使中国农村日陷于绝境”。[20]在这种情况下，棉花这种有较高的经济收益和高度劳力密集的耕作要求的经济作物自然成为在饥饿线上挣扎求生的华北地区农民争相种植的对象。如河北望都县“本邑近来因谷贱病农，受经济压迫，惟草棉一项，价值较昂，销路亦多，为活动经济之出路，故对于草棉之种植，极力推广，大有一日千里之势”。[21]
（四）华北铁路网的兴建。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铁路运输促进了棉花种植业的发展并且铁路网的兴建是华北地区植棉业发展迅速的最主要原因。1906年之后，平汉、道清、汴洛（即陇海铁路前身）等铁路先后贯通，河南所收获的棉花开始大宗出现在天津、汉口等地的市场上。铁路未兴之前，近代河南棉花种植区域的发展主要是限于水运便利之地。中原地区的北部以黄河为大，以北诸水不汇入黄河的，都由卫河至天津出海；南部以淮河为最大，中部及东南、东北部水多入之，其西南诸水都入于汉江。这三大内河水域成为中原地区传统的棉花种植区。到二十世纪初，铁路在华北兴起并形成网络运输体系之后，铁路以其所具有的种种优势，带动了棉花对外贸易量的增长。
由铁路带动的对外贸易的增长，对中原地区的棉产量及质量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原地区各地的植棉区的棉种改良缓慢一直是阻碍植棉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河南种植的传统中棉已经很难满足当时棉纱厂对原棉的要求，因此棉种改良势在必行。1916年，北京政府在京汉铁路的重要站点彰德（今河南安陽市）设立直属模范植棉场，进行棉种的改良试验。与此同时，地处豫北的华北美棉培植研究所也先以京汉、道清铁路的站点汲县、新乡等地作为推广种植良种棉的基地。经过社会各界十多年的共同努力，河南的棉种改良取得了较大成功。二十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美棉每年在河南的棉田数量、皮棉产额等方面，均显出较明显的扩大和增长趋势。
铁路的通行，不仅促进了中原地区的棉产地向铁路沿线集中，而且也推动了这些植棉区的进一步拓展。据1923年的调查，河南所辖的108个县，除10个县或因不产棉花或因未调查而无棉田数字外，其余98个县均有棉花出产。1919至1936年间，河南的棉产额在全国各省当中，常居第五位。[22]同时由于铁路运输所带来的交通便捷，不仅使中原地区各地广泛种植棉花成为了可能，并且也刺激了该地区内一些地方棉花种植活跃区的形成，而这些区域一般都具备棉花集中种植和邻近便利交通线两个条件。[23]如近代河南省各地的重要棉花种植区，就主要集中在铁路沿线及其附近的交通便捷之地，也就是河南植棉区主要分布在豫西、豫东的陇海铁路及豫北的平汉铁路沿线及附近地区。由于近代河南的内河航运不发达，而且这一时期的棉花贸易又多为长距离、大规模的方式进行，因此河南各棉产区的棉产品由棉产地到产地市场多采用大车、牲口载运，而由产地市场到中级市场或往省外运输，则多用铁路运输。由此可见，铁路在中原地区棉花种植业的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华北地区植棉业发展的经验
二十世纪的前三十年，由于棉种的改良与推广，国内大量机器纱厂的勃兴，华北农业危机以及华北铁路网的兴建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华北地区的植棉业发展迅速。当代的华北地区，仍是我国主要的棉花种植中心，辖区内的天津、济南、青岛、郑州等诸多城市仍是我国重要的轻纺基地。通过考察民国时期华北植棉业的发展状况并总结其经验教训，对当代华北的植棉业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品种的优良与否决定了棉花的收益。植棉业的发展要始终把棉种的改良和推广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政府、企业、社会团体乃至个人都要负责任的帮助棉农适时进行棉种改良，努力生产出品质优良，拥有广阔市场的棉花新品种。
（二）棉花体积庞大，不利于长途运输。从比较成本的角度讲，通过铁路运输是相对节约的方法。因此，棉花种植应尽量靠近铁路线。但最佳的节约成本的办法是鼓励棉纺织企业在棉花生产基地就近办厂，方便棉农售棉花，厂家买棉花。
（三）棉花作为经济作物收益要在一般粮食作物之上，但不能因为盲目追求经济利益而以牺牲粮食作物种植为代价。粮食生产始终是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棉花生产要因地制宜。
参考文献：
[1]丘浚《大学衍义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
[2]方策等修，裴希度等纂《续安阳县志》卷三。
[3]《尉氏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页。
[4]民国《内黄县志》，物产，始修于1933。
[5]道光《伊阳县志》，卷一，物产。
[6]民国《新安县志》，卷七，物产。
[7]民国《许昌县志》，卷六，农业。
[8]民国《西华县志》，卷七，农业。
[9]嘉靖《南阳府志校注》，第二册。
[10]张应麟修，张永和纂《成安县志》，卷六，实业。
[11]王德乾修，崔莲峰等纂《望都县志》，卷五，实业。
[12]林翰儒编《藁城乡土地理》，下册，棉花。
[13]徐嘉清修，曲廼锐纂《解县志》，卷二，物产略。
[14]任耀先修，乔本清、张桂书等纂《浮山县志》，卷十二，实业。
[15]腾绍周修，王维贤纂《迁安县志》，卷十八，物产。
[16]张福谦修，赵鼎铭等纂《清河县志》，卷二，舆地志，物产。
[17]崔公甫等修，王孟戌等纂《续修临邑县志》，卷二，地事篇，建设。
[18]欧阳珍等修，韩嘉会等纂《陕县志》，卷十三，实业，物产。
[19]方策等修，裴希度等纂《续安阳县志》卷七，实业志，商业。
[20]郑佩刚：《平汉沿线农村见闻亲述》，转引自陈伯庄《平汉沿线农村经济调查》，中华书局1936年。
[21]王德乾修，崔莲峰等纂《望都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
[22]马义平：《近代铁路与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探究——以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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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徐有礼、程淑英《河南植棉业发展考略》，《中州今古》2001年第3期。
[24]沈松侨：《经济作物与近代河南农村经济（1906—1937）——以棉花与烟草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1989年。
[25]武俊杰：《近代华北棉田增长原因探析》，《山西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26]马义平：《铁路与近代河南的棉业发展（1906—1937）》，《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1期。
[27]刘晖：《铁路与近代郑州棉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8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