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学术,书生所以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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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离开政坛，除了有一种失败感影响到他的心境和情绪外，梁启超并未感到悲观和绝望，原因就在于，他对自己将要做的事有很清醒的认知。与其说梁启超热心政治，毋宁说他更热心的是国家进步和国民觉悟，对他来说，这才是最大的政治。

他早期谈到变法，就把“开民智”作为变法图强的第一义，“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此后他开创“新民说”，仍特别强调“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直到民国之初，在其从政期间，他对国民教育也从未轻视过。民国三年（1914年）他到清华学校演说，就讲道：“国家犹机器也，国民犹轮轴也。转移盘旋，端在国民，必使人人得发展其本能，人人得勉为劲德尔门，即我国所谓君子者。”

他又是个求知欲十分旺盛的人，绝不甘心落在时代的后面，在欧洲一年，这个将近五十岁的人，仍很积极地学习英文，希望能尽快掌握直接阅读西文的手段，以便及时了解最新的思想文化潮流。他于民国九年（1920年）三月五日回到国内，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周围洋溢着一种新的气象，他也受到鼓舞和感染，“神气益发皇”，觉得有许多事情要办，甚至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

当年四月，他与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一班朋友创立的共学社，就在北京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成立了。共学社的主要业务是编译各国新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梁启超与商务掌门人张元济绝非泛泛之交，他从欧洲回到上海，当天就宿于张宅。张元济还专程到码头迎接梁启超，事后曾有人问他，你与康有为是朋友，任公是师侄辈，以师叔而迎师侄，未免太过否？张元济回答：我为商务印书馆多得几部好文稿，为中国文化多出几部好书，并非以师叔地位去迎任公。

梁启超果然不负所托，很快便“集同志数人”，策划了规模庞大的“共学社丛书”，张元济称为“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此实为今日至要这（之）举”。原本商务拟拨两万元先行试办，不久又追加两万元，作为启动经费。这套丛书包括十个类别，即时代、教育、经济、通俗、文学、科学、哲学、哲人笔记、史学、俄罗斯文学，可谓民国期间规模超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只有中华书局所出之“新文化丛书”能与之媲美。有人统计，这套丛书自民国九年（1920年）九月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七月，十五年间，总共出版各种类别图书十六套八十六种，也有人说出版了一百余种，总之，欧美最新思想学术文化成果因此被及时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使各种新的思潮都能在中国广为传播，影响既是深远的，也是多方面的。

这期间梁启超所做另一项重要工作，即主持《解放与改造》的改版。这本杂志是民国八年九月，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蒋百里发起创办的，张东荪与俞颂华出任主编。出版两卷后，自民国九年（1920年）九月起，改名《改造》，由梁启超、蒋百里出任主编。这次改版牵扯梁启超很多精力，蒋百里请他作一篇发刊词，“以为开场锣鼓”，他不仅写了，还在其中列举了所谓“信条十四”，征求大家的意见。后来发表的十四个信条，就是他们反复研究、讨论的结果，“为同人之共同信条”。其中包括了很多重要的原则和理念，比如国民的自决权、地方自治乃至联省自治、社会平等、废兵及兵民结合、普及教育、劳工神圣、研究外来文化、整顿文化遗产、自觉为人类负责、不认同偏狭的爱国主义等，所有这些内容，大致都包含在梁启超考察欧洲之后对中国现实所做的思考中。他的《欧游心影录》中有一篇《中国人之自觉》，就从十三个方面提出了当下中国所应选择的道路：

第一、要有世界眼光，“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

第二、可以忧患，不可以悲观。

第三、检讨以往的精英路线，从国民全体下工夫。

第四、现在着手的国民运动，总要打二三十年后的主意。因为着急不得，所以“要靠新出来的青年，不能责望老辈”。

第五、尽性主义，就“是要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这是“个人自立的第一义，也是国家生存的第一义”。

第六、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而思想解放的前提，却是要每个人学会独立思考。

第七、思想解放要彻底，不能半途而废。“拿孔孟程朱的话当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固是不该；拿马克思、易卜生的话当做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难道又是该的吗？”

第八、建立一个讲法制的社会，特别强调契约、平等的重要性。

第九、采用职业选举和国民投票的办法来挽救国会和宪法。

第十、自治，非各省军阀搞的“联省自治”或“地方自治”，而是国民对于社会管理的主动参与。

第十一、搞社会主义“总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

第十二、国民运动，他的侧重点在于“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

第十三、不能推卸的创造新文明的责任。“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从这里我们看到，“十四信条”与“十三自觉”之间其实是有些渊源的，它们大致可以描绘出梁启超最后十年的思想谱系和精神追求。新版《改造》杂志的刊行，恰恰使得他有了一个深入表达自己思想，展现其精神面貌的平台。此外，经常为《改造》撰文的还有蒋百里、张君劢、张东荪等人，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他们连续推出了九个专号，计有：新思潮研究（原拟新文化研究）、罗素研究、废兵研究、自治问题研究、联邦研究、社会主义研究、教育问题研究、军事问题研究、翻译事业之研究。最初，杂志销路很好，据说当时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每期行销大约5000份。但经常撰稿的这几位作者都是大忙人，张东荪有主编《时事新报》的压力，张君劢则四处奔走，蒋百里热衷于联省自治运动，梁启超则忙于四处讲学，所以，大家都不能按时交稿，导致杂志常有推迟出版的现象，“于销路名声，均不大好”，终于在民国十年（1922年）九月不得已宣告停刊。

著述办刊之外，梁启超用了很大精力，筹划办一所学校。他一直感叹人才的匮乏，所以，至少在欧洲考察期间，就有了办学的打算。张东荪几次写信给他们几个，都提到“学校计画，尤望进行”。但苦于经费不能落实，办学一事不得不缓议。

没想到中国公学会主动找上门来，这给了梁启超等人新的希望。提起梁启超与中国公学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这所学校创办之初，它的校董和历届校长，几乎都是立宪派或进步党一流人物。当时在任的王敬芳，同时兼任着河南福中煤矿总经理，两头顾不上，颇费心力。他得知梁启超有办学的打算后，很想把校长一职让出来，请梁启超担任。他以为，凭借梁启超的大名，一定能使中国公学走出困境。但蒋百里反对梁启超当校长，他在写给张东荪的信中说：“任公万不可当校长，难道当了总长后，别处不加一长字，就算辱没了他？任公惟做讲师，才把他的活泼泼地人格精神一发痛快表现出来。”

梁启超果然没有接受中国公学校长这个职位，而是如蒋百里所愿，真的就去做了一个“讲师”。民国十年（1921年）秋天，他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聘，到该校主讲《中国文化史》。当时，他有个很庞大的计划，想用三四年时间，“创造一新史”，所用方法，“悉以各学校之巡回讲演成之”。在南开讲了一学期，所得即不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并以“《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为副题。此外，在十月至十二月期间，他还应京、津各学校之邀，做了多达七次的公开讲演。

到了民国十一年（1922年），各地、各学校、各团体请他讲演的更多了。从四月一日起，陆续讲演二十余次，朋友们戏称为他的“讲演年”，讲演集就编印了三册，共收入讲演二十六篇，还有些未经整理而遗留在外。梁实秋有一篇文章专门记述了梁启超在清华学校讲演的情形。他与梁启超的大公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学，这次讲演就是他们以文学社名义促成的。讲演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分三次讲完，讲稿后来收入《饮冰室合集》。梁实秋晚年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得梁任公酣畅淋漓的神情意态：“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襟了！”他特别指出：“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

这一年的春天，梁启超正在清华学校讲学，所讲内容，便是去年在南开大学讲过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几乎同时，他还“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之招，讲先秦政治思想”，在这里讲了四次，大约讲了序论部分。秋冬间，移席南京，为东南大学和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继续这个题目的讲演。这期间，他每周要讲十六个课时，还有六个小时要听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讲佛学，余下时间还要自编讲义，温习佛学功课，他甚至感叹：“恨不得请上帝将每日扩充到四十八点耳。”徐志摩也曾讲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冬天在南京听欧阳竟无讲唯实论时的情景：“我那时在南京也赶时髦起了两个或是三个大早冒着刺面的冷风到秦淮河畔去听庄严的大道。梁先生（那时梁先生也在南京讲学）也听欧阳先生的讲。我怀疑我们能在当今三十岁以下的学生里寻出比他更勤慎，更恭敬，更高兴的学生！是的，不止是勤慎，不止是恭敬，梁先生做学问，就比他谈天或打麻雀一样，有的是不可压迫的真兴会；这是梁先生学问成功——也是一切事业成功——的秘密。”

救济精神饥荒

过度操劳使梁启超病倒了，医生说他心脏出了问题，张君劢禁止他继续讲演和著述，那天晚上他正在法政学校讲演，张君劢硬把他从讲台上拉下来，并写信通知各校，将他所有讲演都停一星期再说。梁启超却不相信自己有病，他只承认酒醉后伤风，起因是前晚陈三立请他吃饭，开了五十年陈酒相与痛饮，他们的交情也积攒了几十年，像这陈酒一样浓郁，不容他不大醉而归。然而，第二天早晨六点半，他要坐洋车去听欧阳竟无讲佛学，路上稍感风寒，归来便有些不适。不过，身体原因最终还是影响到梁启超在南京的讲学，《中国政治思想史》原拟讲序论、前论、本论、后论四个部分，到年底，勉强讲完前面三个部分，以汉代至今为内容的第四部分，只能暂告阙如，后来，他把讲稿加以整理出版，就用了《先秦政治思想史》这个书名。

在这部著作的“结论”一章，梁启超提出两个问题，要“与普天下人士共讨论焉”。第一个问题是，“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调和问题”，这个问题所要讨论的就是，“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之下，如何而能应用儒家之均安主义，使人人能在当时此地之环境中，得不丰不觳的物质生活，实现而普及。换言之，则如何而能使吾中国人免蹈近百余年来欧美生计组织之覆辙，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第二个问题是，“个性与社会性之调和问题”，如何才能使二者调和呢？他反对机械地把个人整齐划一，同冶一炉，同铸一型，结果使个性完全被社会性吞没。他认为，“各个人常出其活的心力，改造其所欲至之环境，然后生活于自己所造的环境之下”，是“宇宙进化之轨则”。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超过古代社会，社会组织对个人的约束也有其合理性，而探索一种不给个人意志、个人自由带来更多伤害的社会组织，则是我们对于这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一大责任。

这两个问题的提出，突出表现了梁启超近些年来思考的层面和路径，前者是公平的问题，后者是自由的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即便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了，也有可能出现分配的不合理，出现两极分化，出现窒息我们精神自由的对物质的占有欲，不仅我们摆脱不了“现代人生之黑暗痛苦”，国家还有可能陷入革命或战争的泥淖。但他相信，解决这些问题是有途径可寻的，“我国先圣实早予吾侪以暗示”。

民国十二年（1923年）一月，他结束了在南京的讲学，临行前，在东南大学发表告别演说，主题仍是“宇宙观”和“人生观”，以为当今青年学生不缺物质的刺激，知识的积累，所缺者，首先是精神，要救济他们的“精神饥荒”。而救济精神饥荒的办法，他认为是在东方，即中国与印度的学问中。其理由是，“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他的这种看法，不仅当时争论不休，至今仍然争论不休。倒也说明，梁启超提出的问题，我们今天仍需回答，不管你的回答与他相同，还是不同。

梁启超的著述、讲学在其晚年生涯中占据了很重的分量，那些年，他与家人或朋友通信，常常提到在南开或清华讲学的情形，以及准备讲义的情形。他在一次写给蹇季常的信中抱怨，那时他“满脑里都是顾亭林、戴东原，更无余裕管闲事也”。尽管他有时仍对政治问题表现出很浓厚的兴味，忍不住要跑出来发表意见，比如他对曹锟贿选总统一事不满，直接写信提出批评，劝他“勒马悬崖，放刀成佛”，“吾诚不敢望公之能用吾言，徒以哀怜众生”而已。因此，虽说“讲课煎迫，著述百忙，有鲠在喉，非吐不快”。这是他的性格，也是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对国家和国民负责任的表现，尽管后来招致曹锟的忌恨和报复，他也并不在意。又如民国十四年（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他表现得异常愤慨，除与朱启钤、李士伟、顾维钧、范源濂、丁文江等人联署发表共同宣言外，还写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甚至直接致电罗素，希望他能以自己的声望影响英国的舆论，为中国国民的流血牺牲求一公正的解决。

事实上，对梁启超来说，上个世纪20年代恰恰是其学术研究成果的爆发期，尤其在他做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之后，更是以全部心力投身于国学研究及整理国故的事业。

二月二十二日，吴宓持曹云祥校长之聘书，登门聘梁启超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并与之商量研究院章程及办法。他与吴宓、王国维一起拟就的《研究院章程缘起》说道：“学问者一无穷之事业也。其在人类，则与人类相始终；在国民，则与一国相始终；在个人，则与其一身相始终。”这是梁启超的一贯思想，早在民国之前，1902年，他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开宗明义就指出：“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感叹，在人类所栖息的世界中，求一个最广被而又最经久的势力，是什么呢？是威力吗？不是；是权术吗？也不是。这个天地间独一无二的大势力不是别的，就是智慧，就是学术。在他看来，一个独立国家，没有独立的学问，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他又说，只要“对于全人类智识有所增益贡献，其学问皆有独立价值”。

九月九日，国学院举行开学典礼，梁启超作了题为《旧日书院之情形》的讲演。在这里，他将要开讲的课程包括：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以及中国通史。他甚至希望能在清华这个洋溢着浓郁学术氛围的环境中完成写作《中国文化史》和《中国通史》的两大宏愿。但总是天不能遂人愿，民国十五年初，梁启超就病倒了。这一回似乎特别严重，频频尿血，朋友们都劝他先把学校的事情放一放，但他觉得对不住学生们。就在住院之前，他还完成了《庄子天下篇释义》《淮南子要略书后》《史记中所述诸子及诸子书最录考释》《先秦学术年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等文章。他在写给女儿思顺的信中就曾提到，原本病已见好，“又很费心造了一张《先秦学术年表》，于是小便又再红起来”。他的这个病，好好坏坏，先住北京德国医院，又转北京协和医院，结果，在这里被错割右肾，他的身体因此变得更加脆弱，著名医学专家伍连德给他下了很严重的警告，要求他节劳一切工作，不宜过度劳累。

对梁启超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清华这边的课时已经压缩，严格限制在每周两小时，辅导学生八小时，但司法储才馆的重担这时又压在他的肩上，因为牵扯到中国收回领事裁判权这件大事，他没有理由推辞，只能担起来。好在有林宰平和他二弟梁启勋帮忙，他还可以“卧而治之”。而接连不断的情感上的打击似乎也加剧了他的病情。先是林长民遇难，当时他正在病中；手术后不久，又遇到四妹去世，伤心了一回；转过年来，接连遭遇康有为逝世、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都给他以极强烈的刺激，这对一个严重的肾病患者来说，是致命的。再加上时局的混乱，也让他忧心忡忡，蹇季常、张君劢等人都劝他在清华告假一年，专门养病，但他“实在舍不得暂离清华”。就这样，一边治病，一边拼命工作，终于弄到病势加重，一蹶不振。即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仍未放弃著述，希望能将《辛稼轩年谱》完成。然而，像很多未竟的著作一样，这也成为梁启超留下的诸多遗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