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天下”带回历史叙述：换个视角看五四
时间：2020-11-23 07:54:4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五四运动发生时，身在中国的现场观察人杜威看到“国家”的诞生，而当事人傅斯年则看见“社会”的出现。这样不同的即时认知既充分表现出五四蕴涵的丰富，也告诉我们“国家”与“社会”这两大外来名相尚在形成中。这些五四重要人物自己都不甚清楚的概念，又成为观察、认识、理解和诠释五四的概念工具，表现出“早熟”的意味，因而其诠释力也有限。实则国家与社会大体因“天下”的崩散转化而出，五四前后也曾出現一些非国家和超国家的思路。如果把天下带回历史叙述，从新的视角观察，或可增进我们对五四运动及其所在时代的理解和认识。
〔关键词〕 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国家;天下;空间化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9）02-0001-13
五四学生运动时，正在中国的杜威（John Dewey）曾把运动描述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②而五四运动的当事人傅斯年看到的，则是此时“中国算有了‘社会’”。③两位一是运动当事人，一是现场观察人。他们对五四的即时认知，显然是不同的。这样的歧异表述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提示出五四的多样性从一开始就存在，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国家”和“社会”这两大外来概念及其反映的实体，此时或许尚在形成中，所以出现这类见仁见智的表述。
这样看来，五四不仅如我们一般所知的是个时代分界点，它还见证和表述了“国家”和“社会”在中国的“诞生”。而尚在诞生中的国家和社会，又已成为观察和认识五四的媒介和描述时代变迁的诠释工具。不仅如此，五四时代其他重要名相，包括标志性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等，同样也是模棱的。时人据此进行的相互探讨和争辩，常常也是“无共识的共论”。④
名相的模棱本身意味着它们的意义正在形成，尚未凝固;而其背后隐伏的，则是那个时代的脉动。中国的近代，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一个过渡时代。⑤在这一较长的过渡时代中，五四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短时段，很能体现其所在时代的过渡特性：它常被视为界碑，似乎划分了时代;却又以其丰富而多面的实践，能动地连接了时代⑥;更以其难以磨灭的遗产，展现了历史的延续。⑦而五四时期“国家”和“社会”这类基本名相的模棱，又揭示出那个时代一个更具根本性的变化——天下的崩散。
十多年前，我在一篇小文中曾说，五四前后，特别是五四后，思想界对究竟是推进“社会”领域的改造还是“政治”层面的革命，曾有一场辩论。这些争论背后，是怎样认知、界定和因应“社会”与“国家”的问题，其核心则是“天下”含义的现代演化。⑧换言之，五四前后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很大程度上是天下的崩散所致。这是一个那时尚在发展之中的问题，相关现象不少研究者也曾提及，窃以为还可以进一步提升到意识层面，以深化我们对五四的认识，也有助于理解那个时代的许多重要现象。本文侧重于“国家”，惟因新名相的相互关联，也会不时附及“社会”。
一、从名相模棱看国家概念的“早熟”
德里克（Arif Dirlik）早就注意到，对五四思想有决定性意义的“民主”概念，在（广义的）五四运动进程中，以及对运动中不同的社会派别，具有不同的含义。在学生运动前的《新青年》杂志中，民主更多意味着“思想民主”，有着疏离于政治的明显倾向。到1919年5月，学生运动带来的“政治化”使民主转而成为强调人民参与权的“政治民主”。而同年6月工人阶级加入后，民主的含义又出现向“经济民主”倾斜的新转化，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潮的澎湃。而学生、工人和妇女这些运动的参与者，则分别从民主概念中找到了罢课、罢工和离开家庭的正当性。⑨
换言之，民主概念不仅是抽象的，它更是可转化的，且在实际运动中已转化为多种社会概念，成为思想斗争的目标。民主也不仅是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由于各种时空因素的作用，它在社会实践中被“在地化”⑩为各种具体的内容。这些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引伸义，可能与它原本的涵义有所疏离。因此，除非从五四倡导者和追随者的互动中挖掘出民主这一可转化的概念“在运动的进程中所获得的多层意义，我们对此民主思想在运动中所起作用的理解是毫无意义的”。也只有掌握了这一术语在社会层面的多重具体意义，才能真正认识五四时代的“德先生”。
“德先生”如此，“赛先生”亦然。对五四前后的中国读书人以及后之研究者来说，科学同样有着多重的“在地化”含义，有的人看到了科学的精神，有的人注重所谓的“科学主义”（11），更多人关注的是表现在技术层面的物质力量。（12）在陈独秀等人眼里，科学常常意味着更本质也更准确的社会理解（13）;而在学人中影响更大的，可能是胡适所说的清儒治学方法。（14）
正因“德先生”和“赛先生”各有其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多重意义，五四后对科学与民主分别有过一场较大的辩论，即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玄学）之争和北伐后关于“人权”的论争以及九一八之后的民主与独裁之争。（15）这些争论的参与者多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他们之间辩论的持续既表现出中国思想界对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也反映出此前名相模棱留下的时代痕迹颇具韧性，久久挥之不去。
名相模棱的形成，有时可能是随意的，有时却是有意的。如西文的nationalism或nationalisme，国民党人译为民族主义，青年党人译为国家主义。对后者来说，这是郑重其事的有意选择。李璜明确指出，一般人把这个词译作“民族主义”是不妥当的，容易强化人和种族之意，而淡化“一定领土、相当主权的重要意义”，所以必须要译作“国家主义”。（16）问题是两种译意的西文原词是同一的，马君武便从两者“自相冲突”中看到“不通可笑”的一面。（17）然而事情没有那么轻松，在20世纪20年代，尊奉民族主义的国民党与尊奉国家主义的青年党已到水火不相容的程度，彼此都想致对方于死地而后快。（18）这个现象可能比较极端一些，但也充分揭示出社会实践中的“在地化”可以发展到离题甚远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