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国家利益分析

[摘要]文章以国家利益为视角，分析GATT到WTO的贸易自由化进程，说明国家利益是贸易自由化的内在动力，中国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既要遵循国际惯例，更要遵循“国家利益原则”。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国家利益；GATT；WTO

[中图分类号]F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002-736X(2008)06-0092-04

贸易自由化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1947年GATT的正式签署为标志。1995年WTO的成立标志着贸易自由化进入一个制度化的新时代。WT0通过多边贸易体制坚实的法律基础和组织基础，不断致力于实现各国间货物、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投资、知识产权的自由流动。然而，自WT0成立以来，各国间的贸易纠纷不断，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屡陷困境。审视GATT的产生和发展成为WTO的过程以及全球多边贸易谈判的困境，贸易自由化进程充满了国家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贸易自由化进程实际上反映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利益变化、冲突与协调的过程。

一、国家利益的内涵

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存在着多视角的阐述。现实主义代表汉斯·摩根索主张国家利益即是国家权力的体现。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把国家利益定义为：“国家一社会复合体”的再造要求或安全要求。国家主义代表史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1978)认为：“国家利益包括一系列相互可以转换的国家的偏好，这些偏好主要关心持续长久地推动社会的整体福利。”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S.Nye，Jr，1999)认为：“在一个民主国家，国家利益就是关于与其他外部世界关系中一系列具有共识的重点。”阿姆斯特茨(Mark R.Amstutz，1999)说：“国家利益的概念通常指国家相对其他国家而言的基本的需求(need)和欲求(want)”。弗雷德·桑德曼说：“当我们谈国家利益的时候，我们是在谈价值观念：是某一社会的一部分人，许多人，或者所有人所拥有的价值观念。”莫顿·卡普兰(1989)说：“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行为体在满足国家行为系统的需要时所具有的利益”。中国学者张季良等在《国际关系学概论》一书中写道：“凡是满足国家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便是国家利益”。王逸舟教授(2002)认为：“一般地讲，国家利益是指民族国家追求的主要好处、权利或受益点，反映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及各种利益集团的需求与兴趣。”阎学通博士(1996)界定国家利益为：“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承认。”

结合中外学者的论述，本文认为，国家利益包括以下三方面的重要内涵。

1　国家利益是国家的整体利益，是“基于国家全体公民所认可的长期的集体利益。”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1997年在论述美国国家利益时说，对美国来说，“国家利益就是所有或多数美国公众所关注的事情”(Samuel P.Huntington，1997)。

2　国家利益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需求”相关，这种需求有物质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通常，国家利益既包括安全与物质方面的关注，又包括道义与道德方面的关注”，“国家利益可以包括价值观，如人权和民主，……道义上的价值观明显地是无形的利益”(samuel P.Huntington，1997)。国家利益按具体内容可分为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政治利益指国家制度和国家独立自主管理内政和对外交往的权益，包括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际地位等。安全利益指国家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和国民的生存不受侵犯。经济利益指保证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资料以及生产活动正常展开的需求，包括通过国际间的贸易、金融、科技和生产合作等活动，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国民就业和生活水平提高及社会繁荣等。文化利益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独特的意识形态、历史传统、民族精神、社会习俗、宗教信仰以及生活方式等。

3　国家利益是一个动态的范畴。首先，国家利益随时代发展而具有不同的内涵。比如，国家安全在战争时期主要指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但在和平、开放的时代，它还包括经济安全、环境安全和信息安全等。其次，国家利益的范围随国家实力变化而扩大或缩小。如日本、德国随经济实力的增强将谋求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作为重要的现实国家利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与许多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经济利益在海外得到了巨大的扩展。再次，各种具体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构成中的地位和重要程度随国内外环境变化而改变。在国家成立之初，生存安全是最根本的国家利益，但当国家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保护国家不受外来侵害，或者国际局势向对国家安全有利的方向发展时，国家安全利益在整个国家利益构成中的地位和重要程度下降，而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的地位和重要程度上升；在冷战期间，不少国家把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根本的国家利益之一，冷战结束后，经济利益则成为首要的国家利益。最后，国家利益赖以实现的方式和手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一个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世界中，各国国家利益的实现更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合作；在一个经济问题日益政治化、政治问题日益经济化的社会中，一国经济利益往往要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政治利益又往往要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或一种利益需要通过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多种综合手段来实现。

二、GATT是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现国际政治目标及拓展国家利益的需要

1　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战后美国利益的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在战时所取得的军事优势获取了经济上的压倒优势。美国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从1937年的41.4％上升到1948年的53.4％；出口总额在资本主义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1937年的14.2％猛增到1947年的32.5％；黄金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比重从1937年的50.5％上升到1948年的74.5％；私人对外投资从1939年的114亿美元增加到1946年的187亿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各资本输出国的第一位。强大的国内生产能力使出口对美国经济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工业制造的机器设备五分之一，农业小麦和棉花的二分之一、大豆的三分之一和玉米的五分之一均需出口。在全国就业人口中，依靠出口维持就业的比重，农业为10％、矿业为9％、制造业为6％。同时，美国必需的74种非动力矿物中，有30多种依赖从国外进口，其中进口量占消费量一半以上的有铬、锡、锰、镍、锌、铝、汞等约20种(亨利·米歇尔，1990)。因

此，无论从美国对外经济的急剧扩张，还是从美国对外原料进口的实际依赖状况而言，美国都急需建立一个更加自由、更有利其扩张的国际贸易新体系。

2　战后美苏利益冲突及东西两大阵营对抗催生了GATT。战后空前强大的实力使美国“领导世界”的意识大为膨胀。1946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宣称：“美国今天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它更强大了。……这意味着，我们拥有这样的力量，就得挑起领导的担子并承担责任。”(托马斯帕特森，1989)战后苏联的军事力量也迅速强大。1945年，苏联以陆军为主体的武装力量达到1140多万，军事工业仅次于美国，仅作战飞机的年产量就达4万架。在战争中，苏联还扩展了疆土，解放了大片东欧领土。在苏联的帮助和影响下，一些东欧和亚洲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苏联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苏联也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美苏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对外政策和国家利益的冲突。美国的政治精英们认为美国的意识形态是最优越的，美国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的价值观是至高无上的，应当向全世界移植，“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杨生茂，1991)。苏联作为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其对外政策也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考虑，斯大林在1945年4月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说：“这次战争和过去的不同。无论谁占领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凡是他的军队所能到达之处，他就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别的情况”(米洛凡·吉拉斯，1989)。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国家利益的冲突，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苏作为二战后仅存的两个大国由合作转向分裂而走向全面对抗，东西方分别向美苏靠拢，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体系。这两大体系在政治军事上的对抗急需以经济的发展为后盾。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不仅造成了对世界物质财富的破坏，同时也造成了各国政府对贸易的严格管制，各国对进口货物征收高额关税，企图通过贸易保护加强本国经济实力，谋取在世界政治中的特殊地位。这种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极不利于美国建立一个自由、开放而有利于向外扩张的国际贸易新体系，更不利于西方国家维护政治团结并最终实现东、西方对立两极格局的战略目标，而且国际分工的发展实际上也使各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离不开对别国市场的需求。在这种国家利益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的历史环境下，美国、英国等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23个国家于1947年4月至10月在日内瓦举行首轮多边贸易谈判，并于10月30日签订了从1948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的GATT，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国家则于1949年1月5日至8在莫斯科讨论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问题，并决定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主要目的是协调集团内部的贸易。GATT和“经互会”这“两大贸易集团在东西对立的两极格局的影响下逐步形成，或者说东、西方对立的两极格局最终促成了两大贸易集团的形成，这只是当时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相互作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种相互作用还表现为两大贸易集团形成后的一切活动都旨在逐步实现东、西方对立的两极格局的战略目标，或者说两大贸易集团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了维持东、西对立的两极格局”(柳剑平，2000)。事实上，这两大贸易集团各自通过集团的内部贸易不仅促进了贸易和经济的增长，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增强了军事和政治实力。在1951～1970年的20年中，西方国家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3％，这一时期被称为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陈必达，许月梅，1996)。经济的快速增长为西方国家的军事实力在这一时期从总体上始终领先于东方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正是这种军事实力才使西方国家能够在政治上成为对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一极。同样，在这一时期东方国家之所以能在军事实力上逐步赶上西方国家，并在政治上能始终保持作为与西方国家相抗衡的一极，在一定程度上与东方贸易集团在内部贸易增长的基础上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也是分不开的(柳剑平，2000)。

可以说，GATT是战后以美苏为核心的东西两大阵营在政治军事上尖锐对抗的产物，是国际关系中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国家利益结构中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产物。

三、WTO的成立体现了冷战结束后国家利益变化的新需求

1　冷战结束后国家利益的新变化。(1)国家利益重心从政治利益转向经济利益，贸易利益成为国家重要的经济利益。在冷战时期，由于以美、苏为核心的东西两大阵营的尖锐对抗，许多国家将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捍卫国家政治利益作为根本的国家利益，国家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服从于国家政治和军事利益的需要，甚至为了政治利益可以暂时牺牲经济利益。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东、西方关系开始缓和，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以苏、美为核心的东西两大阵营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对峙状态基本结束，世界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二战后延续了40多年的冷战和军备竞赛，使美苏及其盟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甚至陷入持续的经济衰退和经济停滞。同时，世界又面临新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挑战。在这种世界格局相对稳定而各国以经济和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急待增强的历史环境中，各国政府纷纷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和高科技领域，冷战前的军事竞争转变为以经济和高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经济活动终于从政治活动的背后走到了前台，国家利益结构中的经济利益取代政治利益成为一个国家首要的和核心的利益。而且，由于冷战时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前，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实行贸易禁运，导致东西方两大贸易集团之间的贸易量很小，“东、西方两大贸易集团之间的贸易对各自包括经济利益、军事利益和政治利益在内的国家利益的消长几乎没有很大影响。”但20世纪70年代初东、西方关系开始缓和，东、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逐步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更是使东、西方对立的两极格局的战略目标逐渐消失，国际贸易作为服务于这一战略目标的“奴仆”逐渐被解放出来(柳剑平，2000)，全球范围内的国际贸易有了较快的发展，并不断从商品贸易领域向劳务、技术等服务贸易领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贸易不仅在各国得到优先发展，而且还成为促进世界及各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一方面，“世界贸易量的增长几乎每年都超过生产量的增长，换言之，是贸易引导经济增长”：“1963～1979年，农产品贸易增长94％，而生产只增长45％；矿产品(包括燃料和非铁金属)出口增长99％，与

其生产保持同步；制成品出口增长281％，而制成品生产只增长149％。1980～1988年，世界贸易每年增长4％，而世界生产每年只增长2.5％，农产品贸易与农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均保持在年均2％；制成品出口和生产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和3.5％”(肯伍德，洛赫德，1997)。另一方面，各国对外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即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1960年，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分别为4.88％、9.40％、20.05％、20.00％、13.90％、17.32％、12.92％；但到1970年，这七个主要西方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分别提高到5.59％、11.30％、22.64％、22.31％、15.80％、22.53％、17.24％；1980年又分别提高到10.15％、14.87％、28.55％、27.22％、21.52％、28.26％、19.95％。其他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在70年代初以后都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事实表明，各国之间的相互贸易决定世界经济的增长，各国之间只有继续扩大相互贸易才能保持世界经济的增长，从而使各个国家都能从世界经济的繁荣中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各国的对外贸易决定本国经济的增长，一国只有保持对外贸易持续增长才能从世界经济的繁荣中获得比它国更多的经济利益，从而使本国经济始终处于高速增长的态势之中。(2)国家利益的实现方式和手段发生了变化。第一，“国际经济政治”取代“国际权力政治”逐渐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方式。在冷战时期，政治利益是国家的首要利益，军事实力是国家利益的根本保证，经济实力只有在转化为军事行动力和政治影响力后，才能在国家利益的实现中发挥作用，国家利益能否实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取决于国家政治利益能否实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即“国际权力政治”是国家利益实现的主要方式。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加深，贸易利益成为国家重要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成为国家首要的和核心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利益能否实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政治利益及国家利益能否实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即“国家经济政治”逐渐成为国家利益实现的主要方式。第二，“协调性”手段取代“暴力性”手段成为国家利益实现的主要手段。冷战结束后，信息技术及其产业迅猛发展，导致运输和通讯成本大幅度降低，各国产业结构出现全球范围的大调整和大转移，跨国公司迅速成长，国际分工日益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许多原来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全球范围的市场经济体系形成，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高，经济运行体系受外来冲击的风险增大，一国或局部的经济、政治动荡都可能引发全球性的贸易经济危机，国家利益关系由“你之所得即我之所失”的零和博弈逐渐转化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非零和博弈。国家利益的实现不仅受制于本国的经济政治环境，而且还受到别国经济政治状况及整个国际环境的影响。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织关系使各国除了考虑本国的利益外，还必须考虑各国的共同利益，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开始具有了合作的性质。随着国家利益实现方式从“国际权力政治”向“国际经济政治”的转变以及全球性重大问题(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粮食短缺、人口膨胀等)的出现，也都增强了各国政府在经济贸易领域进行合作与协调的愿望，国家利益不再主要通过军事同盟、殖民统治、对外战争和武力威胁等手段实现，而主要通过主权国家积极制定对外经济政策、全面管理涉外经济活动、广泛进行国际经济协调活动、努力参与国际经济制度制定等手段实现。

2　国家利益冲突与协调的内容和范围的改变促使GATT发展成为WTO。GATT作为战后规范国际贸易政策和协调国际贸易关系的国际多边贸易协定，它成立于货物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20世纪40年代，主要致力于通过关税减让促进国际货物贸易的发展，而且它最初主要是由西方国家为主体的缔约方政府签署的关于贸易问题的“临时适用”的多边“行政”协议，一个非国际法性质的国际公约，其法律地位、职能范围、管辖内容和运行机制明显不适应于20世纪70年代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国际贸易现实。20世纪70年代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国家利益重心的转移、国际贸易利益在国家利益中重要性的提高、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改变及国家利益实现方式和手段的变化不仅加快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增进了各国国家利益，而且也导致了更多和更大范围的贸易摩擦，贸易摩擦从货物贸易领域向服务贸易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和知识产权等领域渗透，从主要发生在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发展为发生在西方国家之间、东方国家之间及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在GATT的原有框架内继续协调各缔约方之间的贸易经济关系暴露出了巨大的局限性。要适应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现实和新需求，必须寻求并建立一个新的、职能范围予以扩展的多边贸易体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86年9月开始的关贸总协定第8轮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终于在1994年4月15日达成《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立。从此，GATT从一个仅作为“临时适用”的多边贸易协定发展成为一个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正式批准生效并成立的永久性的世界贸易组织(WTO)，适用范围从仅处理货物贸易发展为还涉及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并且争端解决机制在法律形式上更具有权威性。

四、国家利益纷争导致全球多边贸易谈判步履艰难

WTO成立以来，一直努力推动多边贸易谈判以推进贸易自由化，但举步维艰。1999年12月在美国西雅图WTO第三届部长会议上，由于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坚持把劳工、环境标准等问题纳入新一轮谈判，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多数国家拒签《部长宣言》致使启动“千年回合”贸易谈判的努力失败。2001年11月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艰难启动“多哈回合谈判”，但在2003年9月墨西哥坎昆WTO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多哈回合谈判因发达国家成员和发展中国家成员在农业问题和“新加坡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未能就《部长宣言草案》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而陷入僵局。2005年12月香港部长级会议在农产品贸易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但在削减农业补贴、降低非农产品关税和开放服务业等问题上仍未取得突破。2006年7月，日内瓦多哈回合谈判因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和日本未能就农业和非农业产品市场准入问题达成协议而被迫中止。2007年6月，多哈回合4个主要成员美国、欧盟、巴西和印度在德国波茨坦举行的谈判再次破裂。多哈回合谈判屡陷困境，不仅由于富国与穷国之间存在争执，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发达国家之间、新兴经济体之间在关税减让等问题上都存在争议。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争端主要体现在：主要发展中国家要求美国、欧盟降低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削减农业补贴；要求欧盟降低农产品进口关税，为农业进口提供有利条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创造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美国与欧盟则一致要求发展中国家削减工业产品进口关税和开放服务业市场。发达国家内部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美国与欧盟相互指责对方让步不够。另外，随着全球经济的调整，因为利益诉求不同，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印度、巴西等国由于担心中国等国家工业产品出口的冲击，坚持不愿降低其工业品进口关税；而由于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迅速，曾经在经济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墨西哥、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开始更加注重保护本国市场。正如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表示，面对谈判陷入僵局，责备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不是一次典型的南北冲突，这其中也包含了南南矛盾。

能否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增进本国国家利益是多边贸易谈判各参与国判断能否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准，一国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所做的让步是它对这种让步所带来的利益得失进行权衡的结果。WTO成员众多，各国在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各国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和对实现国家利益的政策、措施的选择存在着差别，WTO作为一个非超国家的国际经济组织，要协调众多主权相互独立的国家利益冲突，无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五、结语

国家利益是贸易自由化的内在动力，在自由贸易逐渐走向国际化的当今时代，国家利益仍高于一切。中国作为WTO的成员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既要遵循国际惯例，更要遵循“国家利益原则”。

责任编辑　黄兴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