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社会中的相互依赖
时间：2021-01-20 07:58:4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权力赖以产生的可控资源随着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变得越来越复杂，相互联系转入相互依赖是基于权力的组成要素、使用情况以及所能达到的现实目的的根本性转变。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合作与和平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只有相互依赖的共同利益还不夠，必须有国际制度的管制效用减少不确定性，同时限制信息的不对称性，促进信息透明共享，缩小数字鸿沟，才能促进国际合作机制建构和变迁的客观可能，进而推动国家间权力的扩散与转移。
关键词：权力;相互依赖;国际机制;合作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但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日益突出[1]。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已经阻碍全球一体化发展，民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大张旗鼓，和平与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了解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内在逻辑有助于推进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有助于打造经济融合、政治互信、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 相互依赖的理论特征
1.相互依赖主体的复合性
古典现实主义大师亨利·基辛格指出，诸如国际均势和国家安全等传统国际关系议程已经无法全面界定国家安全，同时也不利于全方位制定外交政策，我们正在进入新时代，过去的解决办法不再奏效，在经济、文化、社会和人类共有的期望等层面上，世界已经变得相互依赖。[2]相互依赖的广度与深度正随着信息革命搭建的密如织网的世界网络不断提升。随着世界政治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层出不穷，一方面是特定利益群体维护和获取自身利益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是科技进步带来纷繁复杂的国际问题的协商可能。传统现实主义所关注的政治、军事问题之外，经济、文化、贸易、社会、生态等传统低阶问题亦具有不可忽视的高阶潜力，复合相互依赖是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中各种议题、行为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肘，复合相互依赖的复杂性呈现指数级增长态势。
2.相互依赖的渠道多样性
1999年科菲·安南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过：“全球时代需要全球参与。”多元化的政治群体与多样化的发展问题被织成一张复杂多变的利益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符合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合作理论与现实。两国不仅可以通过进出口贸易，而且能够间接或直接在金融往来、移民流动、技术交换、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等领域开展更加广泛和系统的深度合作，促进更多的国际组织和集团一同编织合作的大网。“在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世界政治不再是无缝之网，联系战略犹如缝合网上漏洞的努力，我们期望世界各国的协同努力决定这张网的状态。”[3]诸如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团体等重要行为体的雄厚资金技术和国际影响力，在国家对外经济决策和全球治理等领域话语权都在不断提升，这些行为体的重要性，不仅仅是源于技术垄断和资金雄厚的强大实力，也因为它们在国际合作中承担着重要的传送带功能，使各国政府对彼此的政策更加敏感。未来，国内政策和外交决策的联系会更加紧密，决策结构和联系渠道更加复杂多样。
3.相互依赖问题的非等级性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的考量都是从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国家是国际关系中合作与冲突的施动主体。随着科技力量的日益强大，信息散播与沟通媒介日新月异，信息已成为21世纪权力的重要载体，信息技术的日益发达为权力从国家行为体到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转移和扩散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国家逐渐从信息主导者转向信息的监督者和管理者。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各种行为体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必然结果。能源、环境、资源、人口等诸多全球问题的涌现使得问题的疆域边界愈发模糊、问题的参与主体更加多元、问题的制约因素更加多样。各个领域的有识之士可以通过游说等宣传方式扩大利益共识、争取利益群体、在民主与自由的普世价值观中左右政府的决策程序、影响政府的决策结果。信息时代的国家决策最终将是凝结全体公民智慧的人民意志，这是民主走向共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途径。
二、 相互依赖与权力政治的内在逻辑
1.非对称性相互依赖是权力博弈的政治进程
复合相互依赖的的联系多渠道性、问题等级弱化性等特征导致了不同的政治过程，这些政治过程将权力资源转化为控制结果的权力，这个转化过程总会增加或减少某些东西。[4]相互依赖的复合性是相互依赖能够产生和维持的重要原因，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产生了多层次、立体化的权力博弈格局。科技进步催生了诸如石油输出国组织等跨国行为体的大量兴起，传统军事力量的绝对主导权逐渐式微，贸易、航运、石油、水资源、互联网等权力资源的较量在外交决策的政治进程中异军突起。经济目标的多元性被赋予更广泛的政治意义，并塑造更加丰富的联系战略体系。较少脆弱性的国家试图把某些合作问题上的非对称相互依赖作为权力之源。[5]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容易打破相互依存的和谐特性，因为依赖不对等，但是它增加了合作的可能性。合作的产生正是基于权力增长的相对优势考量而持续下去，出发点依旧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观。国际组织与合作议程设置也是在非零和博弈中追逐特定的国家利益，讨价还价是利益博弈的政治过程，如何降低博弈筹码的脆弱性是相互依赖持久运作的核心问题。
2.相互依赖孕育冲突与合作的权力结构变迁
相互依赖并不意味着行为体之间利益分配处于和谐状态。托马斯·谢林指出，相互依赖实际上是一种混合动机博弈，冲突和谐均有充分的体现，而权力是相互依赖的内在因素。[6]相互依赖的初衷是在减少冲突的利益分配中获取尽可能多的相对收益。合作是基于权力博弈的现实考量，是充满战略眼光的权力较量。在利益互动中，不同行为体权力资源的数量和种类不尽相同，且权力资源转化成权力结果的能力亦不同。相互依赖如何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利益的获取取决于国家外交决策模型的合理性。权力资源的拥有能否产生真正有利的行为取决于情境及行为体转化行为结果的能力[7]。如果不对称依赖关系被人有意利用，那么这种不对称性将会被放大直至相互依赖体系的瓦解。日本在二战中被美国实施财产冻结和石油禁运，在应对相互依赖失衡的脆弱性格局中中无法有效实施联系战略，铤而走险、孤注一掷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偷袭珍珠港事件，这在几乎没有发展短板，综合实力无与伦比的美国面前如以卵击石，给自恃强大的日本带来了近乎灭顶之灾。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行为体只有在相互依赖的权力较量中综合发展，巧妙放大优势资源，弥补劣势短板，才能在全球化相互依赖的混合博弈中占据优势。
3.信息革命加速相互依赖中权力转移和扩散
信息革命让信息不再是稀有资源，信息作为权力的新兴来源，其开放性、共享性和便捷性不断推动政治互信，减少信息闭塞带来的分歧与冲突，促使行为体选择更加理性的行为，但同时信息发展的区域不对称性决定了信息作為一种国家权力的现实困境。信息革命的效应是分散的而非均衡的[8]，信息革命降低了成本、经济规模及市场准入壁垒，它应该降低大国的权势，促进小国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势。事实是，国际关系比这种观点包含的技术决定论复杂得多。与信息相关的重要市场准入壁垒和规模经济效应依旧影响着信息与舆论主导权。大众信息本身的成本在不断降低，但是诸如情报和国家机密等重要信息的加密和破解技术日新月异，在新信息的收集与破解方面，技术水平的差距开辟了权力转移路径。信息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促使非政府组织的新时代到来，非政府组织利用信息的共享性和低成本优势，投石问路、牵线搭桥、沟通信息、弥合分歧，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正悄悄改变着合作的纯官方性质。信息透明化的不断增强在国际关系民主化浪潮中对权力的等级化和集中化产生关键的抑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催生各种利益团体的分散化竞争格局。
三、 相互依赖的中庸之道与现实困境
1.自由主义内核下的现实主义：结构与进程统一
合作是对冲突的反应，国家的理性本质就是国际机制和合作的基础。[9]国际机制的产生是对冲突的反应，同时也是对冲突加以限制的努力。新自由主义也承认国家不完美，但国家有理性，理性的国家应该为国家长远利益瞻前顾后。新现实主义主要是从国际社会结构层次入手分析国家行为动机，认为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的，仅靠体系结构控制行为体，决定国家与国家社会的行为。基欧汉认为，想要了解国际系统的精微和复杂之处，就必须同时考虑结构与进程两个维度。所谓进程是指行为体单元之间的互动模式，系统结构、系统内最重要的单元特征都会影响系统内发生的进程。一个国家只有同时了解其他国家所拥有的权力资源和国家倾向，才有可能重新界定其国家利益、谋划战略目标，国际机制带来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这样的契机。“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是要建构一种包含进程与结构的系统层次理论，在现实主义的队伍中强调权利分配格局，而在自由主义的洪流中主张国际合作。笔者认为，此理论建构是利用“比较优势”，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走的是自由主义框架下的现实主义道路。
2.传统军事力量的困境与反思
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在军事力量的作用方面存在着较大的传统分歧。军事力量的博弈是否一定意味着安全困境？复合相互依赖格局中，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军事安全并非始终是国家间关系的首要问题。军事力量作为硬实力的核心，在国家间权力博弈过程中对立远大于合作似乎是不争的事实。现如今，各国对于军事力量的开发进度仍旧不逊于全球化发展速度，由于历史与现实因素，军事力量的不对称性无法绝对平衡，军事合作与相互依赖一直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不懈努力的方向，但由于军事力量的安全敏感性让军事合作的道路充满荆棘。军事安全的相互依赖需要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同舟共济、同心协力，在打击全球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的行动中，国际社会的合作至关重要。全球化带来诸多安全问题恰是创造了军事相互依赖的难得机遇，各国必须把握住信息时代带来的透明合作契机，打造人类安全共同体，积极塑造安全大局意识，反对大国强权政治，让和谐、互助的国际安全环境助力国际社会向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道路迈进。
3.国际机制发展的滞后性孕育潜在国际冲突
国际机制的“阶级色彩”决定了国际机制注定滞后于技术变革与相互依赖。“现有的国际机制难以应对交往活动的大量增加，或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新型组织形式，原有的制度规则和秩序面临无效或崩溃的威胁”[10]。各国政府在更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在竭力维护自主性权益面前允许经济相互依赖的爆发式增长，但他们并不情愿回应一体化政策要求，不愿意被纳入到建立新型国际机制的合作议程当中，因为新的国际机制带来更加合理的收益重新分配势必会危机到原有利益群体的切身利益。国际机制的革新如果不能适应经济与技术的快速变革，必然会阻碍新兴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催化社会矛盾和国际矛盾、阻碍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向前推进。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然衍生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机制，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则是引发国际冲突与矛盾的根源。西方倡导的“华盛顿共识”违背了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初衷，资本要素全球快速流动，但劳动力和技术两大要素却在西方主导的“双重经济标准”掩盖下流动缓慢，三大要素的分配与流动失衡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的重要经济因素，同时也加剧东西方文明之间的隔阂与冲突。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民主化体制机制建设才能塑造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和平与发展环境。
四、 余论
全球化进程中，各种行为体相互依赖呈现出多层次、广维度、立体化发展态势。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政治经济中，国际机制可能对那些希望解决共同问题和追求互补的目标，但又不愿意将自己从属于一个等级控制体系的各国政府来说，变得越来越有用。国际社会并没有因为相互依赖的现实需求而忽略权力政治博弈，反而是借助相互依赖的有限理性模型加速权力与财富的动态互补。合作是高度政治的。[11]现行国际政治经济机制是带有强烈阶级烙印的，是被处在世界经济政治中心地带的西方国家主宰下完成的，这样的国际旧制度并不是和平与发展的推动因素，而是冲突与斗争的焦点所在。改制是推动建制良性发展的手段与可能，现有国际合作机制的脱胎换骨才能逐渐实现国际机制的初衷——合作共赢。国际制度的的建设与安排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制度的规范意义常常被人忽视，制度的分配与正义问题未能得到各国充分的考虑。全球决策秩序民主化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是权力扩散的关键动力，只有全球经济规则的“分配正义”才能从根本上动摇国际关系体系的顶层设计，才能真正实现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良性互补和相互促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罗伯特·J·阿特.国际政治——常在概念与当代问题[M].时殷弘等，译.亨利·A·基辛格.A New National Partnership[R].2007.
[3][4][5][8][10]（美）罗伯特·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赖[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6]Thomas 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7]（美）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M].王吉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9]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