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之利器”：通电与近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变迁

[摘 要]电报引入中国后，渐向政治生活领域延伸，于是衍生出通电这种新型社会行为。近代中国的通电，大抵经历了发端、发展与深入三个演进阶段。通电的渐次发展与日益繁兴，不仅提高了政府及社会组织的行政理事效率，尤为重要的是扩充了国人的参政议政机会，有利于国人政治参与意识的培育与增进。这一切对近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变迁，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并在一定范围内提示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关键词]通电，政治生态，社会变迁，近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18-0039-08

引言

1943年，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邮电司长赵曾珏指出：“政治科学……在这国际战和宣传战白热化的今日，更显示着他和电讯科学关系的密切与重要。”盖“降至现代，政治及于全民”，“这种利器如能巧妙运用，能增加效率”。①此论已初步揭示电报等现代通信技术在政治生活领域尤其是在政治宣传方面的重要功用。事实上，电报自清季引入中国后，渐向政治生活领域延伸，衍生通电这种新型社会行为，使得政见传播与决策发布的速率与效率大为提高。

学界已从语言学、传播学等角度，对近代通电的文体与语言特征以及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电报（包括通电）的广泛使用在传播学上的意义，有较深论述。②然迄今，通电这种新型社会行为在近代中国是如何发生与发展的？其基本功用又是如何？这类行为对近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变迁究竟有着何种影响？此方面的阐析尚显不足。③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社会学与政治学相结合的视角，对上述诸问题作出考察，并由此个案领域揭示一些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面相与特征，以期推进该课题的研究。

规模与主体：近代中国通电的双重演进

近有研究者据郭廷以编著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一书④统计出：“1912年有案可查的通电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67次，1922年高达97次，1926年50次，1927年51次，30年代后通电次数渐趋减少。”⑤需指出的是，郭书登载的民国通电皆为影响极大者，并非每电必录，故由此统计出的数据较实际大为缩减。

事实上，早在1917年即有人注意到：“近十年来京、津一带报馆林立，故每日通电，仅取材于彼间每日发行之报纸，已无虑其间歇。”①可见，自清末最后数年起，通电已相当常见。北洋政府统治末期，又有人称：“十余年来军阀互斗，迄未少息。每次战争，各以电报代口舌，雪片纷飞。”②至1930年代更有人称：“年来国中多故，一班军阀与政客，每以通电相炫尚，博引旁征，洋洋千言，普通商电，辄为之延搁。”③近代国人的持续关注，尤能提示通电的不断发展。而各种言说所绘图景，亦较形象地展现出清末至民国年间通电的繁兴之势（详后）。

从通电拍发的规模与主体两方面观瞻，这种新型社会行为在近代中国大致经历了三个演进阶段。其中，清季最后十余年为发端阶段，1911年辛亥鼎革至1918年为发展阶段，1919年以后为深入阶段。

20世纪初年，通电业已出现。1900年1月26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就“乙亥建储”事，联合寓沪各省绅商1231人“合词电禀”总署表示反对，并将电文登诸报刊。④数日间影响波及海内外，此当是较早的通电。嗣后，社会精英以通电的方式“运动”民众之情事渐增。例如，拒俄运动掀起后，寓沪的各省绅商1200余人于1903年4月27日联名通电各国外务部，强烈抗议沙俄不从东北撤兵的侵略行径，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反响。⑤收回利权运动兴起后，广州绅商易学清等11人于1906年12月3日联名通电提出，勿将广九路权许外人。⑥安徽铁路公司于翌年11月11日通电，力请自办浦口至信阳铁路。⑦立宪运动掀起后，上海预备立宪公会于1908年7月两发通电，请开国会。⑧同年11月18日，康有为、梁启超联名通电：“两宫祸变，袁为罪魁，乞诛贼臣，伸公愤。”⑨1910年12月20日，天津普育女子学堂校长、请愿国会同志会会长温世霖亦为召开国会事，“通电全国学校，示威运动”。⑩ 保路运动掀起后，湖北铁路协会等团体于1909年11月通电军机处、外务部等，申求该省境内铁路准予商办。{11}可见，在清末的政治运动中，上海、广州、天津、武汉、安庆等中东部的大中城市不断出现社会精英人士以联名通电的方式表陈立场或诉求，并出现少量社会团体的通电。

值得注意的是，清季亦屡见官方通电，以表明主张或见解。如，日俄战争爆发后，清外务部于1904年2月12日通电：“日俄失和，业经钦奉谕旨，按照局外中立之例办理。”{12}可见，面对日俄两国交恶，清政府以通电方式声明中国的基本立场。清末新政期间，度支部于1908年5月12日通电各省武备学堂，要求一律添设炮工专科。{13}官制改革掀起后，黑龙江巡抚周树模于1911年4月8日就外官体制改革事通电提出：一省“除司法独立外，其余行政官断不可无统一之机关，以总挈纲维”。{14}这是疆臣以通电的方式表陈政见。

观上可知，清季最后十余年，通电已屡见报端，并呈如下发展特征：从缘起看，始由民间发明，稍后亦为中央或地方政府高层所取用，从而开启通电拍发的民间与官方之两途；从数量看，规模尚小；从主体看，主要来自沪、穗、津、汉、安庆等中东部大中城市的社会精英，次来自政府高层。而社会精英的通电多属个体行为（常以个体“联电”形式出现），由社会团体等民间组织拍发者尚少，故范围较窄。职上之故，这一时期可谓通电的发端阶段。

武昌起义爆发后，围绕光复问题，有系列通电较集中发表。仅1911年10月12日，湖北军政府即发出10道通电，宣告武昌光复，并呼吁各省响应。①11月28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通电各省都督府、咨议局，报告各省代表赴鄂议商组织临时政府、沪设通信机关于西门江苏教育总会等事。表明通电已成为光复各省联络的重要工具。通电的规模由此而有较大扩增。需要指出，此中社会团体的通电仍少。

中华民国成立后，围绕建国问题，又有系列通电集中发表。仅据《孙中山全集》，即知孙中山自1912年1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至4月1日正式解职，便通电17次，②足见此间官方的通电量之大。另需注意的是，1912年2月1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建都南京，上海的一些社会团体和报纸与闻后通电各省：“望公电抗议，以全大局。”自是日起，南京抑或北京关于建都之议，“通电几无日无之”，至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止，辩论始息。③这便提示出，此时社会团体亦较多以通电形式高度关注政府的意向与举措，遂使该类通电拓展开来，规模不断扩充。不过，这些通电仍主要来自北京、南京、上海、武汉等中东部的大中城市。

可见，这种由官方与社会团体拍发的通电，自辛亥鼎革尤其是民国建国后，量的方面皆有显著增长。然在质的方面，直至1918年均无甚变化。以官方与社团的通电量皆较大的“二十一条”事件为例。1915年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政府48小时内答复其“二十一条”要求。广东总商会率先通电予以披露与谴责。北京商务总会先是通电谴责，接着成立救国储金团，再通电呼吁抗议，得到汉口商务总会等响应。④9日，上海的国民对日同志会、中华国民请愿会、外交后援会、女子救国储金会等团体，与闻政府已完全承认日本的要求，遂通电指出，此乃重蹈朝鲜覆辙，吁请“政府本国民之决心，背城一战”。⑤这些通电影响颇大，一度引起抵制日货风潮。对此，袁世凯令交通部密饬邮电各局，“遇有此种（反对中日交涉）通电函件，立予扣留销毁”，又谕各省文武长官，派员随时到局检察。⑥政府的这些行为进一步透显出，围绕“二十一条”，社会团体通电之广泛。不过，这些通电仍皆来自中东部的大中城市。

这期间，袁世凯在令邮电局查扣社会各界反日通电的同时，一面又令“凡政界、军界文电关于议论国体事件，应由内务部通告各报馆，一概不准登载”；⑦一面又让陆军部密电“各该省统兵长官，于军国大计，如有意见，可以迳陈府、部，勿许妄发通电，致淆视听”。⑧双管齐下，直接封堵军政界的通电。这些行为又从一个侧面透显出军政高层的通电之频及影响之大。另，北京政府为缓和矛盾，亦常用通电回应各界意见，或宣布政府主张。如5月25日，袁世凯通电各省文武长官：日本已有让步，中外敦睦，“希饬属晓谕通知”。再如，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以各省官民函电交责，分别通电辞职。⑨可见，“二十一条”事件期间，官方通电同样广众。然亦需看到，这些通电仍皆来自军政高层。嗣后，国人于1915—1916年围绕反袁护国，1917年围绕张勋复辟等重大事件的通电，景况也大抵如是。

观上可知，自1911年武昌起义至1918年，围绕辛亥光复、民国建造、“二十一条”、反袁护国、张勋复辟等重大事件，官方与民间广发通电，且二者常互相促动，交相推展，使得这一时期通电的规模显著扩大。另一方面，此间拍发通电的主体较诸清季，发生较大变化：主要表现在民间，社会团体的通电后来居上，日益成为拍发的主导力量。职上之故，这一时期可谓通电的发展阶段。

但需提醒的是，从1911年武昌起义至1918年，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社会团体通电仍多为京、沪、穗、汉等中东部的大中城市所为；再是官方的通电继续维持在中央及地方军政长官等政治高层。正因如此，笔者在前文指出，这段时期的通电就质的方面而言，无甚变化。

1919年后，社会团体的通电量激增，规模进一步扩大，并向偏远地区及小市镇延伸，其中以五四时期最具代表性。早在1919年2月，北京等地社会团体即纷纷通电，要求公布并废除中日间所定各项密约。①随着巴黎和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逐步深入，社会团体的通电日众，所涉区域不断拓延。不仅京、津、沪、穗、汉、济、烟、厦门、福州、安庆、南昌等中东部大中城市的社会团体，高度关切会议动态及政府措置，多以通电形式表陈诉求。更为关键的是，重庆、成都乃至贵阳等偏远地区以及山海关、芦台等中东部小市镇的社会团体，亦屡以通电方式宣传主张。从而将通电行为由中东部向西部，由大中城市向小市镇推展开来。

成都、重庆虽为西部重要城市，但在20世纪初，相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信息尚较闭塞。1920年代，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读书的陈志潜称：成都离首都甚远，“即使在全国各地都已形成高潮的消息，真正传到成都也已为时很晚”。②不过五四期间，该地区社会团体通电却相当频繁。5月22日，成都高等师范全体学生通电，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慰留辞职校长，惩办卖国贼。25日，成都学界召开外交后援会，议决争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等，并决定“根据本日议决各项，通电全国”。同日，重庆商学联合会通电，要求政府拒签和约，提倡国货。署名除重庆市的一些单位外，尚有巴县教育会、中学、议会、练总局、实业所等。28日，川东女子救国会通电，号召南北政府“一致对外，以救危亡”。③6月12日，川东学生救国团电称，重庆各校就青岛事，“前已通电，力争在案”，现又一面“通电一致主张”，一面“通电各国公使”转各国政府，在和会上援助中国。④更为僻远的贵州亦行动起来。6月1日，贵州召开国民大会，并通电力争青岛，取消“二十一条”。⑤8月2日，少年贵州会通电称：“敝会虽地处僻隅”，但“责无旁贷”，各项行动“务期达到目的”。同日，再通电，要求改良工业，禁售棉、铁等重要物资及米、盐等重要食品与日本，赎回高徐铁路，又称：“敝会虽在僻远，敢援匹夫有责之义，执鞭以随诸公后。”⑥山海关、芦台为河北省小市镇，两地各界联合会亦与京津唐地区各界联合会一道于9月4日通电，将该组织遭政府弹压情形，“为全国人民缕晰陈之”。⑦

1919年后，官方的通电量增长同样显著，其中以屡起的电报战最具代表性（详后）。另应注意的是，1920年代初，云南腾越县知事杨兆龙为周钟岳辞却省长事，通电“各长官极力挽留，并恳我代省长顾念桑梓，力疾视事”。⑧此已是县级官员的通电。1930年代初，湖北监利县一区长在与保安队长争斗时，将其致死。该区长随即通电全国，细陈保安队长罪状。“其代电列衔，北至平津，南至粤闽，举凡中国重要都市，无论有无监利人居住，皆一一胪列，其气象较诸一国元首之告令尤为堂皇。”⑨此已是县以下官员的通电，且运用得如此娴熟与夸张，足见此时通电已不为世人所鲜见与陌生。可见，通电在官方亦存在由高层（中央、省）向下层（县、区）移进之势。

观上可知，1919年至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通电的拍发呈现新特征：一是社会团体的通电，不仅在数量上有显著增长，且从地理层级看，有由中东部向西部偏远地区、由大中城市向小市镇推展之势（不过从时间层级看，中小城市、偏远地区的行动确较大城市、中心城市及沿海发达地区为晚）；再是官方的通电，量的方面同样增长显著，另从行政层级看，亦呈向下移进之势，出现在县乃至县以下地方官员之中。职是之故，这一时期可谓通电的深入阶段。

布告决策与宣传主张：近代中国通电的双重功用

一般认为，通电的功用在于“宣布政治上某种主张”。①深入研究近代中国通电的相关内容可知，这种阐析仅及通电的最主要功用，却不全面。其实，在近代中国，通电也是各界（尤其是政界）布告决策的重要工具。如1911年12月29日，南京各省代表通电：“本日在宁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到会者十七省，孙中山先生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特此布告。”②翌年1月2日，孙中山发表《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③再如1918年2月26日，海军总长程璧光逝世，治丧委员会就追悼会事通电：“开会确期现公议定四月二十八日，会场在广州东堤东园办事处亦在内。”④1928年7月7日，国货银行筹委会为招股事通电海内外：“无论个人或团体，凡自认或招股，均可推为国货银行发起人，特用通电征求。”⑤另外，民国年间各军政要员常以通电形式宣誓就职或宣告下野，亦是通电此项功用之重要表征。

在近代中国，通电更是宣传主张的工具。此又可析为两类，一是宣传政治主张。1913年6月1日，全国商会联合会致函孙中山、黄兴、陈其美，请其以通电表明“素志”。⑥8日，孙、黄、陈联名复函：“国民党乃系政党，其政纲早经宣布，固已一致进行。此时大局稍定，若再以鄙人等一二人之意通电全国，恐转滋歧祸耳。”⑦通电在其时已是政治上层人士宣传政治主张的常用工具。1928年5月3日，济南事件发生。5日，北京政府交通部代部长常荫槐密电张学良、杨宇霆：“拟请两公电大元帅主持通电，速息内争，一致对外。”⑧在张、杨二人的劝谏下，9日，张作霖通电，倡南北息兵。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通电，提出改组政府、停止内战等主张。⑩ 12月19日，中共发表《对西安事变通电》，呼吁各党各派，共赴国难。{11}

通电的这种功用，不断被军政要员取作舆论宣传、争取民意的工具，在二三十年代更被发挥至极致，乃至屡现“电报战”等新的社会现象。早在1920年，《申报》主笔杨荫杭即注意到，当时多数战事“直与演戏无异”，各方并不“出其全力以从事于战”，反倒是“用其全力于打电报”。{12}两年后，杨氏撰文直言：“处于电报战争之时代，势不能屏电报而不顾”，{13}从而将电报战之称谓明确提出。又两年，《字林西报》刊文指出：“中国军官在动员作战以前，常有电报战争，其费用几与实在战争相等。”{14}虽有渲染成分，却在一定程度上提示出电报战中的通电量之大。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双方即发生较大规模的电报战，已有研究者考析，此不赘述。{15}1930年，中原大战前的电报战，规模更是空前，《冯玉祥日记》于此有多处记录。这年1月25日冯即注意到：“蒋、阎电报战已渐开始。”2月17日又记：“阅蒋、阎往返通电。笔枪舌剑，针锋相对，此兵战前之电报战也。”22日再记：“现在蒋、阎两方，电报往还，针针见血，丝丝入扣，已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①23日，阎锡山联合冯玉祥、李宗仁等45位将领通电，发动更大规模的舆论攻势。②蒋见其在电报战中渐为不利，遂决定动武，中原大战爆发。近代中国“兵战前之电报战”由此再见一斑。

除军政要员外，社会团体与精英亦广泛利用通电宣传政治主张。如前揭1912年2月15日，临时政府参议院决议建都南京。上海的一些社会团体和报纸与闻后，立即通电各省：“望公电抗议，以全大局。”表示反对。③针对1915 年5月7日日本就“二十一条”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事，广东商务总会、北京商务总会、北京救国储金团、汉口总商会、国民对日同志会、中华国民请愿会、外交后援会、女子救国储金会等社会团体，以通电方式明确表陈反对意见。1919年五四期间，康有为通电支持学生运动，张謇通电呼吁力争青岛。④可见，在近代中国，通电亦是各社会团体与社会精英表陈政治主张与诉求的重要工具。

再是作其他宣传之用。如1912年4月29日，南京留守黄兴通电，倡导“劝募国民捐，以减少外债之输入”。⑤1935年3月2日，蒋介石通电倡导发展体育运动：“查运动为锻炼国民体魄，以达成强种救国重要工作之一。实应极力提倡，普遍发展。”⑥1936年6月14日，湖南总商会为缉私事，通电中央及各省商会、本省各市县商会，倡议“协力同心”，严厉缉私。⑦可见，在近代中国，通电还常用作宣传发展经济与体育文化等事业之主张。

余论

通电出现于清季，初由民间发明与运用，其效果重在让民声、民意“广而告之”。稍后出现官方通电，旨在将政府与官员的立场、主张“宣示中外”，从而提示出该类行为在未来发展中的民间与官方之两途。嗣后的史事跟进，大抵如是。

不过，通电在清季尚少，且在民间，主要以个体联电形式出现，而由社会团体拍发者则更少。此在一定范围内透显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化与政治化程度低弱。辛亥鼎革、民国肇造后，通电日渐隆兴，发展成为使用频繁的信息传播工具。这不仅表现在通电规模的大为扩增上，且在民间，社会团体迅速占据主导地位。1919年后，无论是社团的通电，抑或是官方的通电，量的方面皆有进一步增长。更为关键的是，社团的通电从地理层级看，呈现向偏远地区及中小城市展延之势；官方的通电从行政层级看，亦有由中央、省向县、区下移之势。这些情状则在一定范围内透显出，中华民国成立后尤其是五四以后，中国社会的组织化与政治化程度显著提高，并以一个案领域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生态以及政治生态的变迁。

近代尤其是入民国后，通电的日益隆兴，从政治与社会两个层面来看，是有其主客体基础的。较诸一般通信，通电的费用要高得多，故无相对稳定的拍发主体即拍发者，难获发展。事实上，入民国后，政府及官员成为首要的拍发主体。盖官员尤其是军政要员，本已享受半价及记账等特权，⑧更何况还是公款，不必私费。于是，高费用对于他们来说可不考量。时人讽称，“达官贵人”“每遇国事蜩螗，孰发出一篇滔滔洋洋的淋漓畅快的通电来，不花半文钱而名利双收，何惮勿为！”另，民国时期中国一直未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政治的基本格局是军阀林立、派系丛生，且相互暗斗乃至明争。这使得各路军阀、各类派系成为官员这一通电拍发主体中的较稳定之部分。更何况“我们的大人英雄每遇小丑跳梁的当儿，领着浩浩荡荡的大军，奋勇讨伐，动获全功。固然杀死几个匪类，夺得几杆土铳，算不得什么。然而‘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小人恐垂老而官不大，时不再来，机弗可失，何妨张大其辞，通电以告天下，横竖连笔墨邮票，都可以不必耗费呢？”①再者，此间现代社团的不断创立与广泛发展，为通电的隆兴奠定又一主体基础。民初及五四时期，现代社团获得快速发展。这些社团多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敢援匹夫有责之义”，②关心时局，并在不同情境中以不同方式表达其政治关切，如集会、演说、请愿、游行等等。在此情势下，通电以其传播既捷且广而备受青睐，便在情理之中。况且，社团因是集体力量，故在高费用面前，亦能减少顾忌。上述一切为资费较巨的通电拍发常态化，奠定必要的主体基础。

另一方面，辛亥鼎革与民国肇造，结束了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与统治方式，这本身即是近代中国发生的最大事件。然而，中国并未因此而稳定下来。嗣后，接连发生“二次革命”、“二十一条”事件、袁世凯称帝与护国运动、张勋复辟与护法运动、五四运动、直皖战争与直奉战争、北伐战争、九一八、一二八与七七事变、国共内战等重大事件。这些事件都关涉中华民族的未来走向与历史命运，因此，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反过来看，正是因为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社会各界便有了拍发通电的对象与理由。换言之，近代中国频发的重大事件构成通电快速发展的客体基础。

在近代中国，通电成为各界（尤其是政界）布告决策的重要工具。通电的这种功用，开辟了信息的上传下达之快速通道，从而有利于政府及社会组织行政与理事效率的提高，也对各界（尤其是民众）及时了解政府及各社会组织的举措或行为大有助益，有利于行政的现代化。需强调的是，在近代中国，通电更是军政官员与社会团体及精英人士表陈政治主张与诉求的重要工具。而就后者言，极大地方便了国人的政治参与，并往往以“民意”形式影响到政府的决策与行为。例如，针对社会各界就“二十一条”而发表大量反对意见之通电，袁世凯政府不得不作出答复。袁本人即通电自咎：“满蒙山东等地之权利大为丧失，抚躬自问，实无以对元元之民，行将通告天下，引咎自责。”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甚至分别通电，自请罢职。③此不仅有利于民主观念的勃兴，且有利于社会群体意识的形成。例如，1919年6月上海全国和平联合会电徐世昌，要求封禁安福俱乐部，各地纷纷通电响应。7月7日，旅沪山东协会，8日，天津各界联合会、云南省议会、旅沪四川同乡会，10日，全国学生联合会，16日，旅沪安徽协会，21日，江西国民大会等团体先后通电，坚决要求封禁安福俱乐部，解散新国会。④封禁安福俱乐部、解散安福国会，遂成为国人之公意。这既是近代中国政治生态变迁之表征，反过来又促动政治生态的进一步变迁。

国人政治参与机会的扩增，势必挤压政府权力。大卫·阿什德（David L. Altheide）指出：“在任何社会秩序中，能利用主要传播渠道的人和机构有更多的机会来从事控制工作。”⑤正因如此，政府不断加强对通电的管控。1912年5月，交通部颁布《限制通电办法》，要求“凡用全体名义发电者，其领衔之人，必须在报底上出具姓名，载明住址，加盖团记，以负责任”，否则电局可予截留。⑥另如前揭，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袁世凯密布多条措施，扣压各界议政通电。1919年2月13日，武汉各界集会议商对中日交涉应取之行动。湖北督军兼省长王占元闻讯，以“此等交涉毋庸民间陈请”为由而禁发通电，并派警察四出取缔“谣言”。⑦

但上述官方的措置，难抑国人拍发通电的激情，有时甚至引起反感而激发出更多通电，迫使政府不得不调整压制民意的政策，而重民意。吴佩孚即深知民意的重要，并多以通电赢取民意，“无日无时无吴之通电”的说法即是明证。⑧在1922年的直奉电报战期间，时人评称：“一般市民之深居私语以及其日夜之所盼望，则无一不以为最后之胜利当属直军”，此“决非直军加之以金钱之心动与夫势力之压迫而使之然也”，关键在于“吴氏每次战争，均以民意为后盾”。①“凡所通电，主题突出，皆中肯要。”②由此可见，通电的隆兴不仅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从而有助于国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培育与增进，而且使得军政各界重视“民意”，进而调整其政策与策略。这对传统专制制度产生巨大冲击，最终有利于近代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

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在传统政治环境下，国人表陈政治见解与政治诉求，有集会、演说、游行、请愿等形式。这些形式的表陈，其传播速度及影响范围皆有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人的参政议政之机会。此显然不利于国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激发与培育，故最终不利于政治生态的健康发展。报纸等近代媒体出现后，扩充了国人政治见解及政治诉求的表达渠道，使得这种局面有较大改观，一些政论性文章的不断发表即是显例。电报引入后，先是与报纸、再是与广播等新式媒体结合，衍生通电这种政治见解与政治诉求的新型表陈形式。此形式以其传播既捷且广，而被的个人及社会群体所取用，使得上述情形发生进一步改观，极大地拓展了国人的参政议政之机会，成为民国时期极具特色的政治见解与政治诉求之表陈工具。

【作者简介】夏维奇，男，1970年生，安徽庐江县人，淮南师范学院政法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李婷轩 实习编辑：杜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