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以为学，创新以求是——黎虎先生史学研究述评
时间：2021-02-05 07:51:2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黎虎先生从事史学研究60余年，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学术成就卓著。综观黎先生史学研究，“独立思考，推陈出新”为其治学思想，“经世以为学，创新以求是”为其研究原则。黎虎先生不仅开创了“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这一新学科，还结合走马楼三国吴简等新史料，对魏晋南北朝“吏户”“吏民”等问题进行重新诠释，构建起“吏民”问题研究的全新学术体系。黎虎先生非常重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有机结合，在其研究中完美地诠释了“二重证据法”，从而在史料的运用上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关键词：黎虎;独立思考;推陈出新;经世以为学;创新以求是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9）04-0145-09
DOI： 10.39 69/j.issn. 1005-6378.2019.04.022
笔者多年前曾就学于著名历史学家黎虎先生门下，对黎先生的学术研究也算知之甚早①。近又拜读先生“吏民”问题研究系列论著，如《“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1]等，深为先生之学术创新精神所感佩。在上述系列论著中，黎先生运用“二重证据法”，通过对吴简所载“吏民”资料之梳理、考证，并结合传世文献，以“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的相互印证，最后得出明确结论：孙吴时期“吏”与“民”同为国家编户齐民，并不存在独立于“民户”之外的“吏户”，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亦然[1]，从而否定了传统“吏户”论，纠正了学界长期以来在“吏户”问题上的错误认识。
在感慨黎先生论证严谨、考述精致之余，为进一步领悟先生学术精髓，学习其治学方法，笔者又重新全面研读先生学术著作，诸如《殷代外交制度初探》[2]《周代交聘礼中的对等性原则》[3]《魏晋南北朝史论》[4]《汉唐外交制度史》[5]《汉代外交体制研究》[6]《先秦汉唐史论》[7]等。兹不揣浅陋，谨围绕黎先生史学研究成就，略陈几点感悟如下。
一、开创“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新学科
读黎先生论著感悟之一，是对先生的学术创新精神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窃意黎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始终坚持以创新为最高旨皈，其首要表现就是开创了“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这一新学科，这也是黎先生史学研究的代表性成就之一。
在黎先生中國古代外交制度研究论著出现以前，学界言及古代中原王朝与其他政权交往的历史，均普遍使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西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等名目.“外交”一词无人问津，当时可谓“在中国学术界一提起古代外交多避之唯恐不及”[7]绪言，3。其中原因，一方面是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古代无外交，外交是舶来品，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以后，清政府为适应形势而被迫接受的西方制度模式，其标志性事件则为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另一方面，受到外交主体为主权国家这一传统观点的影响，许多学者不承认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往是一种外交行为，因而也就不可能从外交史的角度加以研究。直至黎先生《殷代外交制度初探>一文发表，这种状况才逐步得以改变。
1987年，黎先生赴河南安阳参加“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提交《殷代外交制度初探》一文（后发表于《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以下简称《初探》）。以笔者寡见，该文当为黎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外交制度的发轫之作。《初探》通过对殷契卜辞的分析解读，认定“史人”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外交使者，亦即后世“行人”或“使者”。“史人”所使之地，除了殷商王朝国土范围内，还有不少是周边方国诸侯。“卜辞‘史人’之使命，大略有三个方面：使于商王朝之邻国，执行外交使命;使于商王臣属之贵族‘诸侯’，沟通王朝与地方之关系;执行某项特定任务之专使、特使”[2]。“外交为国与国双方之关系，一方面商王朝派‘史人，至方国诸侯，另一方面则诸侯方国亦须派‘史人’至殷报命朝觐”[2]。卜辞中称之为“来”。这个“来”在卜辞中有来见、来王、来朝、来假（即来至）、来献、来使、来降诸义。可见，殷与其他方国诸侯往来频繁，而这些“来王”之方国诸侯，每有留在殷王朝供职者，如：鬼、丑、查、并等，他们替商王征伐、巡视、祭祀;也有方国人物供职于殷王室，如：亘、犬、而、先等。这就证实了臣属国至宗主国受官爵供职的制度，在商代即已出现。
彼时的殷王朝与其他诸侯方国的关系，如同现在的“邦联”。“方国与殷王朝建立外交关系后，对于殷王朝除了在政治上服从，还要尽各种外交上的义务，进贡即是其主要内容之一。这种进贡关系，在卜辞中日‘氐’、‘来’、‘人’、‘工’等”[2]。在《初探》第四部分，黎先生总结了殷代外交制度的三个特点，即：外交制度的原始性、不稳定性、非对等性。在此基础上，黎先生进而揭示出商代以后的几千年中，其他政权来中国开展外交工作都被视为朝贡的观念来源，云：“在殷人的观念中，殷是‘大邑商’、‘天邑商’或‘中商’，王畿所辖为‘中土’，其外为‘四土’。而这‘四土’实际上是把四周一切诸侯、方国、部落均包括在内，均视为应是自己的领土和臣民，说明后世以中原为天下之中的中央王国思想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在殷代已经萌发。在这种观念支配下，邻邦对商王朝的一切外交关系均被视为‘来享’、‘来王，。后世由此而理想化为畿服制度与职贡制度之观念。”[2]
以此为滥觞，黎先生陆续发表一系列有关中国古代外交制度研究的论著，其中又以1998年出版的《汉唐外交制度史》（以下简称《制度史》）最为突出，季羡林先生在《推荐书》中曾评价：“过去研究中外交通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者颇有一些，成就亦斐然可观，但是研究中国政府内部的外交制度者，则黎虎教授恐系第一人，所以我们不妨称这种研究为一门新兴的学科。”[8]著名制度史专家、北京大学教授祝总斌先生也高度评价此书，认为：“这是一部史料丰富，考证严谨，具有开创性的优秀史学专著”“黎虎教授这一专著乃开创之作，填补学术空白之作，优点突出，富有学术价值，某些内容或许还可供当前外交工作参考与借鉴。”[5]序一.z。3著名秦汉史专家、河南大学教授朱绍侯先生则评价：“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作，也是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的奠基之作，本书的出版，弥补了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9]著名魏晋隋唐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牟发松先生则说：“民国以来，曾出版过几部中国外交史，其时间上限均止于近代或当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方面的著作虽然为数不少，也几乎没有看到专辟篇章讨论外交制度的。……但就汉唐外交制度的综合系统研究而言，本书仍是第一本，本课题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甚至‘不妨称这种研究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季羡林教授对本书的评语）。”[lO]著名魏晋南北朝史专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金龙先生也说：“《汉唐外交制度史》是学术界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外交制度的著作，是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领域的开拓奠基之作。”[11]日本著名汉唐史专家、大阪大学教授中村圭尔先生的评价说：“本书虽以外交制度史为书名，实际上却并不局限于外交制度，而是以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线索，对汉唐时期的政治制度进行了综合且详细的制度性研究，这点具有独特的意义。”[12]通读《制度史》，可知以上中外学者的评论确为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