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视野和观念是怎样走向世界的

新中国外交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而发展。在此，笔者想谈谈70年来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视野与观念的变化——从革命的、民族的视角转变为发展的、全球的视野。新中国外交的成长历程所展示的，是中华民族通过革命获得新生后，怎样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以求相处之道，而其中的转变与改革开放可谓互为因果。进入21世纪，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新兴大国。新时代需要新思路，也更需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因为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

中国革命塑造的基本外交观念

20世纪上半叶是革命的伟大时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积累起最初的外交经验，也形成一些基本外交观念。新中国外交的第一阶段，尤其是初期的探索和实践，与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紧密联系，并深受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外交观念影响。这个阶段的外交观念集中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建立新型外交关系——中国革命的基本诉求。从对外关系的角度看，中国革命的基本诉求之一就是要在新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旧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是屈辱和不平等，带有半殖民地烙印，因此新中国外交必须割断与旧中国外交的联系。1949年春，毛泽东提出新中国与各国的外交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外国政府如欲与新中国建交，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这是对新型外交关系内涵的首次诠释和“一个中国”原则的起源。为此，新中国成立后，没有承袭旧中国原有的外交关系，而是主要采取先谈判后建交的办法。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最为突出，实际贯穿于此后与世界各国普遍建立外交关系的漫长过程中，其内涵有所发展，做法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第二，“独立自主”与“和平”——新中国外交的核心观念。近代以来，中国不断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领土主权的丧失与连绵的战乱成为中国人的切肤之痛。基于这种经历，“独立自主”与“和平”这两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它们不仅鲜明体现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在外交方面的基本诉求和对国际和平的渴望，也凝练地表达出新中国外交的核心观念和主要特征。1955 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率先使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来概括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不过，此后很长时间，此种概括尚未如现今这样成为规范的提法。

第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交政策的基石。朝鲜战争结束后，为争取国际局势缓和，为国内即将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争取和平环境，周恩来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不仅是对新型外交关系与和平外交政策的总结，也是求同存异思想的结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五项原则中的每一项均来自公认的国际准则，周恩来的创造性表现在对普遍认同的诸多原则的提炼上，不仅使之成为一个新的整体，也体现了新中国外交强调共识、自律与互相约束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品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越了冷战时代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因而具有普适性。它最初用于处理与邻国的关系，随后扩展到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關系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外交政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经过长期考验已成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中国主张如何才能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在国际关系领域真正有所建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典范，也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同时期，新中国还提出“平等相待”和“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可以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伸，也是对传统国际秩序观、对强权政治的颠覆。这两条原则反映了亚非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共同心声，对树立新中国的外交形象具有重要作用。在对外交往中，周恩来是遵行这两条原则的楷模。那时，对外交干部的教育，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谨防大国沙文主义作风。

第四，国际统一战线与划分“敌、我、友”——基本外交策略。在漫长的革命过程中，统一战线划分“敌、我、友”的分析方法和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的策略原则对中国共产党人有极深刻的影响。在新中国外交的第一阶段，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一直是基本的外交策略。周恩来曾说明：外交工作“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开辟外交阵线，“首先要认清敌友”。这显然是革命统一战线思想和策略的延续。应该说，冷战时代的国际环境易于使人们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或敌或友的划分去认识和处理复杂的国家间关系。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启和中国重返联合国，预示着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区分敌友、建立统一战线以开展国际斗争的做法已进入尾声。

第五，从“两个阵营、一个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对现实世界的战略划分。从新中国第一阶段的外交实践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即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最后往往被总结成对现实世界的战略划分，这种划分不仅影响着外交政策的制定，也影响着对外格局的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毛泽东首先提出“两个阵营”和“一个中间地带”;20世纪60年代，又提出“中间地带有两个”;在他晚年最后提出“一条线”战略和“三个世界”。需要注意的是，前两个划分以国际阶级斗争为指导，而后一个划分多少以国家的综合实力或发展水平为基础。这种内在的变化或许预示着中国将从以往的斗争哲学转向发展哲学。

第六，战争、和平与革命——冷战时代的困惑。新中国外交的第一阶段充满探索和学习，这一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一方面是客观形势：新中国经由革命战争建立，处于国际冷战的大环境中，周边情势多变。另一方面是理论和意识形态，主要有三点：一是基本以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待和理解国际问题;二是斯大林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理论，即资本主义总危机不可避免，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终将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三是主张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有义务支援正在争取民族解放的人民和国家。由于上述因素，新中国基本以现存世界秩序疏离者、挑战者的姿态行事。在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新中国前一阶段的外交实践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念或倾向。关于如何认识中国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既可以看到主要是为国家建设争取有利国际环境的观点，也可以看到强调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观点。关于如何处理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关系，既可以看到主张和平共处的观点，也可以看到坚决同“帝、修、反”斗争的观点。其结果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取向日趋激进，直至70年代初发生戏剧性转折。

简而言之，在新中国成长的历程中，革命外交是一个成长阶段和特定时代的产物。总的来看，上述六方面观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前三个观念直接与国家的主权、尊严和基本外交政策相联系，更为根本，因而也更稳定，影响更深远。后三个观念与国际形势判断和外交策略相联系，具体变化更多，也不同程度带着历史局限性。这个阶段，新中国外交工作取得的主要成就是：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为支援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支公认的独立力量，率先从美苏冷战的格局中脱身，基本实现了与世界各国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的目标。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外交观念的演进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外交政策出现了明显调整。最初，这种变化带有“拨乱反正”的性质;随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继承以往的基础上，又有新的重大发展。这个阶段的外交观念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明确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并调整外交战略。一般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出现在1982年，事实上，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就开始了。当时，尽管对应如何调整尚不很明确，但消除“左”的影响、要走出封闭状态已显露无遗。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政治路线的转变，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中国外交工作的任务也随之明确，就是除了一如既往地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外，主要是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并为此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有利的周边环境。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完成中美建交是为此奠定基础的两个战略决断。1982年，中国事实上已放弃“一条线”战略，对外关系格局开始朝向全方位发展。不过，直到1985年邓小平才对此做出说明。

第二，重新判断国际形势——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重新判断国际形势对中国外交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程具有广泛意义。其核心是不再说大规模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而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个新判断是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后逐步形成的。这个新判断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多方面的。首先，这使中国可以不受干扰地把经济建设置于中心地位，大胆实行对外开放，继而又使得中国能够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其次，在两极格局解体、苏东发生剧变之时，坚持这一判断使中国能够稳住阵脚、从容应对，在世纪之交建立起全方位的对外关系格局。再次，国防与军队建设也据此与改革开放相配合。最后，“一国两制”方针的实行也得益于对国际形势的这一总判断。可以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各方面的进展都离不开和平与发展这个国际大环境。

第三，紧密配合改革开放的需要——重新诠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82年至1986年是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期间，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对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了新的诠释，既表明对以往外交基本政策的继承，又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扩展和丰富其内涵。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时把中国外交政策总结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越来越经常地使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早已有之的提法來概括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1986年3月，中国政府全面阐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内容，将其概括为十个方面。至此，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基本定型。

冷战结束前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经受住了考验，外交政策表现出不同以往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是趋于成熟的重要表现。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阐释中国外交政策时进一步强调实行真正的不结盟;韬光养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扛旗，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不当头;切实维护本国利益，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首位;不屈从外部压力，按照国情自主决定改革的步骤和速度;等等。

第四，在多样化的世界中寻求均衡——建立全方位对外关系格局。一般来说，中国外交包括四个方面，即同大国的关系、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和同国际组织的关系。不过，长期以来无论是从总体上看，还是从各个方面看，中国外交都存在诸多不平衡。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中国开始朝着建立比较均衡的对外关系的方向努力。世纪之交，中国基本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在这一格局中，中国既考虑到同大国和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也考虑到同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既重视发展与各国的双边关系，也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活动，在总体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均衡。中国外交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出新的特点，包括外交事务的内涵明显扩大，加入国际组织和参与国际多边活动日益增多，寻求建立普遍的伙伴关系，并建立起不同层次的定期会晤、磋商和对话制度，特别是首脑外交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五，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谋求合作共赢——以渐进的方式推动国际秩序的改进。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开始自觉主动加入现存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并明显成为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中国虽然认为世界将朝多极化方向发展，主张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也认识到这种转变将是长期曲折的，希望这一转变是有序的，以合作、共赢而非对抗的方式来实现，其结果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界极大关注。崛起的中国会不会走以往大国争霸和战争道路一时成为国际上热议的话题。作为对当时出现的“中国威胁论”的回应，中国明确承诺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将其定位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国际战略。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表明一个基本事实，即改革开放已使中国同世界的联系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中国要继续发展离不开世界、离不开外部的和平环境。

以回顾的眼光看，这个阶段中国外交的发展以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为背景。在进入这个阶段之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出现一个重大变化，即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领袖留下的重要遗产之一。站在新的立足点，中国开始以一种发展的、全球的视野来观察世界，外交观念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这种观念的变化来自对以往经验教训的总结，更受到政治和经济改革实际需要的推动。改革开放启动之后，视野的拓展、观念的改变，与外交政策的调整、对外格局的变动、国家综合实力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交互作用，成为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

总的来看，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1世纪最初十年，中国对原有基本外交观念的继承发展主要表现在：中国强调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性，承诺走和平发展道路、反对霸权主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明确宣布奉行真正的不结盟，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与各国的关系，促进共同经济繁荣，并以此谋求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中国仍喜欢使用“新型”一词来表达与不同类型国家关系的发展，如新型大国关系等。

出现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中国承认现存世界是多样化的，认为多样化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有矛盾斗争的一面，也有互相依赖的一面。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在处理一系列国际问题时存在着共同利益，需要進行合作，也可以进行合作。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也不再重复划分敌、我、友——团结一部分国家打击某个或某些国家的策略。最根本的一点是，中国改变了以往对现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看法，不仅自觉加入其中，也以积极姿态推动其改进，以便更好地保障自身的权益，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与繁荣。

新时代沉着应对新挑战

毫无疑问，21世纪上半叶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面向未来，我们需要有更加开阔的国际视野、与时俱进的外交观念和外交政策。历史经验表明，在世界出现某种动荡或转变之际，能否准确判断国际大势对于一国的外交应对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最引人瞩目的新兴大国，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前所未有地紧密，也前所未有地复杂。中国将经历一个外部环境趋紧的阶段，这是一个大国崛起所必经。客观地看，中国已成为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变量，中外互动的模式也因此发生了重要变化。我们在分析国际形势、处理外交事务时，不仅要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世界，还要学会纵览世界、俯瞰中国。与他国交往时，要习惯于换位思考。如此才能做到目标明确，路径清晰，分辨长远和现实，保持目标、实力和手段的平衡。

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是对中国外交实力的考验，也为中国展示自己的外交特色提供了时机。这种特色不仅体现在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中，应该说更集中地体现在中国的外交观念中，它以历史的积淀和新的实践为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我国的外交战略作了许多新的论述，其要点可以归纳为：（1）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时代潮流;（2）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3）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4）积极实施共建“一带一路”;（5）推动与各方关系全面发展;（6）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7）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8）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这些基本体现了中国外交观念的最新发展，表明在国际政治经济发展错综复杂、有可能迷失方向的时刻，中国愿承担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应承担的责任。同时，中国与外部世界协调关系必须与内部的改革开放相衔接。

自古以来，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经验是“内圣而外王”。这在今天仍不失借鉴意义。无论外部世界如何演变，中国最重要的目标是在国内，即再用两三年时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决定大国博弈最终结果的，归根到底还是各国内部的发展。如何在当今世界发挥积极作用，为实现国内目标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走好和平发展之路，将是对中国外交和中国智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