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与奥巴马政府外交

[摘要]实用主义根源于美国早期的边疆拓荒史和新教伦理，得到美国大众和精英集团的广泛认可，是美国的大众文化，又是国家主导政治文化，自然发展成为美国外交的指导理念。奥巴马政府在“一场危机、两场战争”和国际形象受损的危急情况下执政，选择了“现实的理想主义”外交理念和“巧实力”外交战略。正是对小布什“单边主义”战略反思的结果，是实用主义的必然回归。

[关键词]美国外交；实用主义；奥巴马政府外交；“巧实力”

[作者简介]高弟，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山东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山东济南250100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09-0045-06

作为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思潮，实用主义根源于美国早期的边疆拓荒史和新教伦理，其务实、实干和效用至上的实用主义精神得到美国大众和精英集团的广泛认可，是美国的大众文化，又是国家主导政治文化，自然发展成为美国外交的指导理念。民主党人出身的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尽管奥巴马本人身上带有深深的理想主义的烙印，但是面对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经济形势，深陷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尴尬处境和日渐滑坡的国际形象，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冲撞和摩擦之中，奥巴马政府外交也没有冲出实用主义的藩篱，选择了“现实的理想主义”外交理念和“巧实力”外交战略。

一、实用主义的内涵及其在美国产生的历史文化根源

实用主义又称实效主义、实验主义、工具主义，其原始含义是指人们在工商和法律方面的技艺，后来在此基础上派生出“实用”的含义，指不受教条约束，从实际出发，根据每件事的具体情况作决定的一种思想方法。一般来说，为了应对现实环境和解决现实问题，实用主义强调人的创造性，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和逻辑出发，把实际效果看作是检验一切理论和学说的标准。

实用主义是唯一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思潮，它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

(一)实用主义的历史根源在于美国早期的拓荒史和边疆史

美国是一个由移民及其后裔建立起来的国家，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认为，“移民就是美国的历史”。16世纪，早期欧洲移民为摆脱宗教迫害、逃避政治迫害和内战、摆脱贫困和失业而来到北美大陆，面对着恐怖的自然环境，他们意识到仅有精神世界的“美好理想”是远远不够的，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开始征服自然，辛勤劳作，求真务实，鄙视一切不讲效率、不切实际的人和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吃苦耐劳、勤俭奋斗、个人主义、奋勇向前的实用精神成为早期垦荒文化的核心内容，成为以后美利坚民族推进北美大陆向前发展时表现出来的明显特征。他们不注重理论问题，只关心眼前利益，注重现实生活中的发明创造。这些传统一直被继承下来，深深地烙在美国文化价值观上。

(二)实用主义的文化根源在于新教伦理

早期移民中有少数是清教徒，信仰的是新教。新教伦理是欧洲宗教改革的产物，源于英国的功用主义思想和人本主义思想。在这些理论基础和美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新教的主要领袖约翰·加尔文提出信仰得救的“预定论”，人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以自己在尘世的行动供上帝确认。新教从一开始就以强大的务实精神把自己跟罗马天主教和东方的一些宗教区别开来。新教强调，信徒们只有以实用的态度活着才能最终到达信仰的理想境界。正是这种务实精神，使得北美大陆的移民以及后来的美国人义无反顾地信奉实用主义。当然极具“理想”色彩的宗教价值观同样存在新教伦理中，并成为追求物质财富的掩饰和借口，这其实正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体现。美国学者欧内斯特·博尔曼就把来到北美大陆的清教徒称为“富有幻想的实用主义者”。

二、实用主义是美国外交的指导理念

实用主义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指导理念，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实用主义拥有坚实、广泛的国内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是美国的大众文化；二是实用主义被美国精英集团广泛认可，塑造了他们的文化价值观，规制了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是美国的主导政治文化。

(一)实用主义发展成为“地地道道的美国哲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用主义发展成了美国的本土哲学。实用主义的先驱是昌西·赖特(Chauncy Wright)，主要代表人物有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皮尔士提出了“皮尔士原理”，也被称为实用主义第一原理。他认为：“思考事物，只须考虑它会有什么样可能的实际效果；科学或哲学必须突破抽象思辨的框子，诉诸人的实践活动。”关于真理，皮尔士认为“真理的标准就是大多数人的信仰”。皮尔士的思想为随后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詹姆士是实用主义理论方面的集大成者。詹姆士实用主义思想认为，“一切实在都是建立在纯粹经验基础上的彻底经验；经验的意义在于它引起的实际行动和效果；真理就是效用，真观念是我们所能类化，能确定，能核实的”。实用主义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杜威提出“真理即工具”，他把自己的实用主义哲学称为工具主义、经验自然主义或经验主义。他还把实用主义的一般原理推广到政治、文化、伦理道德等领域，把实用主义原则“大众化”，使之成为美国从总统到工人阶级等社会各阶层都普遍接受的一种思想原则。列宁当时曾指出：“在最新的美国哲学中，‘最时髦的东西’可以说是‘实用主义’了……在哲学杂志上谈论得最多的恐怕也要算是实用主义。”

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迎合了垄断资产阶级多方面的需要，为之出谋划策，特别是为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制造了一系列的谬论，使美国得到巨大的实际利益。所以，从开国到今天，美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始终依赖并深深烙印于实用主义哲学。

(二)实用主义是大众文化。又是国家主导政治文化。自然发展成为美国外交的指导理念

实用主义的平民性、乐观性、实用性、个人主义以及其中的冒险精神等都很符合美国人的个性，符合美国人应对复杂多变和竞争剧烈的社会生活的要求。务实、实干和效用至上的实用主义精神成为美国人的一种主导的生活方式，成为美国社会的大众文化。这种大众文化又以“公众舆论”的方式影响美国精英集团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的理念和原则，从而塑造了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者的文化价值观，发展成为美国外交的指导理念。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经说，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它培养了美国人的求实作风和进取心。美国的领导是“官僚一实用主义型领导集团”。

基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外交需要，实用主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纵观美国外交史，主要有孤立主义、扩张主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四种表现形式。孤立主义是务实地追求国家利益；扩张主义是“冒险”地追求国家利益；现实主义表征的是实用主义的功利性，理想主义展现的是实用主义

的“合法性”。恰如尼克松所言，“没有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是天真而又危险的。没有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是玩世不恭而又毫无意义的。在国内外有效的发挥领导作用的关键是采取一种既非乌托邦式的又不悲观失望的现实的理想主义态度”。

三、实用主义与奥巴马政府外交

打着“变革”旗号入主白宫的奥巴马上任一年多以来，不仅在内政方面动作颇大，力挽美国于衰退，在外交方面，奥巴马及其政府高官更是提出了“巧实力”等一系列新概念，在外交实践过程中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其外交理念和风格令世人耳目一新，其调整力度之大、领域之广，在美国历任总统中可谓少见。2009年12月9日，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将200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奥巴马，“以表彰其致力于加强国际外交和世界人民之间的合作所做的非凡努力”。但有学者认为“奥巴马的意识形态是20世纪早期美国思想的综合，尤其是实用主义”，把奥巴马政府的外交理念归纳为“淡化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2009年4月2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在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上将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概括为“伙伴关系、实用主义和原则性”。富有自由主义传统的民主党人奥巴马到底奉行的是哪个“主义”?美国传统的实用主义精神到底在怎样的广度和深度上影响着奥巴马政府外交?奥巴马政府外交的实质到底揭示了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迫切需要剖析的问题。

(一)奥巴马政府“现实的理想主义”外交理念实质上是实用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是美国的外交思想传统，美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存在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两种既对立又统一的思想。这就决定了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理念必然是偏向“理想”或倚重“现实”，抑或是二者的混合体。从19世纪初开始，理想主义外交就成为民主党的标签了。威尔逊确立了理想主义外交的基本原则；罗斯福实践了理想主义的基本理念；肯尼迪和卡特曾经推行明显理想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但受冷战大背景的影响，其成效不突出；克林顿摇摆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从奥巴马政府执政一年来的奥巴马本人政治记录、对外政策言论和外交政策主张看，奥巴马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奥巴马政府“现实的理想主义”外交理念在外交实践中主要体现为“巧实力”外交战略。所谓“巧实力”，既不是“硬实力”，也不是“软实力”。而是综合运用软硬实力实现美国目标的整体战略、资源基地和“工具箱”。它重视强大军事力量，同时也极其关注联盟、伙伴关系和各个层次的协调机制，通过“软硬兼施”达到目的，“巧”则在于针对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手段。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国际现实的理想主义诠释。国家的外交政策建立在对国际形势的评估和判断之上，这是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奥巴马政府重视国际社会的社会性和相互依赖性，认为相互关联性是当今国际社会的首要特征，“相互关联性既带来了相互依存，也带来了相互脆弱，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基于对国家社会本质特征的这种判断。奥巴马政府认为，共同利益和国际合作是国际社会的常态，冲突和战争是国际社会的偶然事件；在国际秩序上，不同的国家利用各自的特点及其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同地位，享有各自的权力。因此，国际社会中个各个国家的权力是分散的，决定国际关系的核心因素是“关系”或“相关性”(connection)，而不再是传统的实力。国际社会的网络化结构取代了等级性的权力结构。

二是提出了具有明显理想主义色彩的外交目标。发展、合作和裁军是奥巴马提出的三大外交目标。注重经济发展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是民主党自由主义者的传统。奥巴马政府认为，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发展的不平衡。所以，解决国际冲突的根本方法是推动全球发展。美国的“全球发展中心”指出，被称作3D的外交(diplomacy)、国防(defense)和发展(devel—opment)被当作美国21世纪对外战略的核心工具，布什的顺序是国防、外交和发展，奥巴马的顺序恰好相反，他的顺序是发展、外交和国防，而发展除了贸易、投资、对外援助等外，还包括移民、气候变化等。为此，奥巴马非常重视新能源的开发使用，重视国际社会中成员国的合作与支持，既包括盟国之间的合作，也包括非盟国之间的协调，正如奥巴马所说，“美国不能独自解决问题，但离开美国也解决不了问题”。在国防方面，奥巴马政府表示了致力于发展无核世界的决心，强力推动核裁军，他本人并因此获得了200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三是在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关系上突出多边主义。奥巴马政府摒弃了布什政府“单边主义”的对外政策，更加强调国际协调与多边合作的重要性，强调“接触、倾听、对话与合作”。奥巴马认为，“美在21世纪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威胁无法通过一个国家单独解决，甚至无法通过与传统盟友的合作得到解决，而是必须通过与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来解决”。奥巴马当选后的一个举动是提名其外交政策心腹苏珊·赖斯担任美常驻联合国大使，并将其地位提升至内阁级，显示对联合国等多边机构的重视。

四是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关系上突出软实力。“巧实力”外交是“软硬兼施”，但也会有所侧重。奥巴马政府继续加强硬实力的建设，提出要打造一支“21世纪的军队”。在需要的时候会适时显示强硬的一面。但奥巴马更多强调，“实力本身并不能保护美国，也不允许美随心所欲”。“美安全来自于事业的公正性、以身作则的示范效应和保持适当谦卑和克制的品性。”他上台伊始，就把外交的目标定位在发展、外交和国防，强调要把发展和外交置于武力之上。

无论奥巴马政府的“现实的理想主义”外交理念还是“巧实力”外交战略，都是“实用主义与原则性”相结合的产物，是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外交目标与当前美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奥巴马政府应对各种复杂挑战的无奈选择。希拉里·克林顿曾说：“当选总统奥巴马和我都相信，外交应该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上，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我相信世界需要并将继续需要美国的领导力，而我们应该用‘巧实力’，全面处理问题，动用外交的、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手段。”奥巴马政府摒弃了“布什主义”的基本做法，从反恐第一走向经济优先，从单边主义走向多边合作，从滥用武力走向对话磋商，这种实用主义外交实际上有其深刻的根源。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可以说受命于国家危难之时，美国面临着一场危机、两场战争和国际形象日渐下降的特殊历史发展阶段。首先，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元的霸主地位受到质疑。其次，布什执政8年，突出“硬实力”作用，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结果使美国深陷其中而难以脱身；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一系列单边主义举措，招致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和强烈反对，使美国的国际声望、地位和影响降到了历史低点。再

次，随着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金砖四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相对实力下降，面临着应对新兴大国崛起的紧迫感增强与自身力不从心的矛盾。所有这些挑战都迫使美国开始重新审视外交的现实环境，意识到无法再单枪匹马地解决国际热点和地区问题有关。面对气候变化、防核扩散、全球金融危机、反恐、失业等问题，美国不得不放下身段，改变在国际事务中我行我素的做法。因此，“巧实力”战略是奥巴马政府审时度势的结果。注重发展是为了挽救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多边主义外交是更多是为了“分担风险”和“外包”给其他国家国际责任和义务，提出无核化是为了重塑美国的国际形象。但“巧实力”外交的本质在于，它只是一种力量运用手法上的变化，而维持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和绝对优势的战略目标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正如希拉里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讲话：“只要我们信守我们的理念，并采纳符合时代要求的战略，美国就将始终是一个国际领袖。”不管是“硬实力”、“软实力”还是“巧实力”，美国的目的就是要对他国施加影响和控制，以维持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只是非军事手段更能提高美政策的合法性、有效性和持续性而已。这一切都是对小布什“单边主义”战略反思的结果，是实用主义的必然回归。

(二)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实践是奥巴马政府务实外交的实用主义体现

在“现实的理想主义”外交理念和“巧实力”外交战略的指导下，奥巴马政府在外交实践中形成了“软硬兼施”的“巧实力”外交。它以“软”为先导，但该“硬”则更硬。具体来讲，奥巴马政府“巧实力”外交实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方位调整反恐战略，努力修复因伊战而受到损害的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关系。奥巴马上台后，将反恐重心从伊拉克东移至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带，宣布尽快从伊拉克撤军，向阿富汗增兵，向巴基斯坦提供巨额援助。注重运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元手段来铲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通过外交、对话等方式来促进民主、改善民生、创造繁荣，改变以往过分依赖军事手段来解决恐怖主义的缺陷。同时，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世界作了本质区分。“9·11”后，小布什的反恐战略带有明显的反伊斯兰的色彩，激起了伊斯兰世界强烈的反美情绪，美国成为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公敌”。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已使美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战争泥沼。因此，2009年6月奥巴马在开罗大学演讲中将“恐怖主义”改称为“极端主义”，并极力将伊斯兰世界与“极端主义”区别开来。奥巴马表示，对穆斯林世界，“要基于共同利益和彼此的尊重，寻求前进新方式”，强调美国不与伊斯兰世界为敌，承诺“来到开罗就是为了寻求一个美国和全世界穆斯林之间的新开端”。在中东问题上，奥巴马加大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力度，积极推动巴以和谈，改变以往一味偏袒以色列的政策，转向采取客观的“公正”立场，全力推动双方恢复政治谈判。

2.主张“低调、倾听、协调、合作”，重塑美欧同盟关系。奥巴马执政以来，大力修复小布什时期受损的美欧关系。2009年4月，奥巴马首次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参加北约首脑会议，以无比谦卑的态度承认了过去几年来的迷失态度和不明智之举。他的目的就是重振美欧关系，倾听欧洲盟友的想法并向它们学习。当然盟友也要承担相应的安全责任，美欧应该一起为面对的共同问题，如反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寻找解决的途径。2009年6月，奥巴马赴欧洲参加了二战盟军诺曼底登陆65周年纪念活动，并先后访问了德国和法国。访问的过程中，奥巴马以感性的方式表达和强调了美欧的传统友谊和合作，以理性的方式谋求与欧洲国家在诸如反恐、中东问题、伊朗核问题、关塔那摩监狱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合作，取得了多项共识。

3.致力于打破美俄关系的“坚冰”，期望建立新型美俄关系。此前，美俄关系由于反导、北约东扩、俄格冲突等问题陷入低谷，奥巴马政府在上任后不久便宣布重启美俄关系。2009年2月，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第45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美俄必须“重新按下复原按钮”，北约与俄罗斯合作战胜共同的敌人，防止核武器扩散。3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尼克松中心联合发布了决策咨询报告《美国对俄政策的正确方向》，为改善美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成为美国调整对俄关系的指导性文件。4月，C-20金融峰会上，美俄总统举行首次会晤，俄罗斯做出了积极回应，成为重启美俄关系的新开端。7月，奥巴马首次正式出访俄罗斯，双方签署《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共同谅解》文件。9月，奥巴马宣布对小布什的东欧反导计划作出重大调整，放弃在波兰、捷克建立反导基地，实施新的反导计划。这两项举措使美俄关系总体趋暖，步人回复发展时期。

4.精心经营亚洲外交政策，更加重视中美关系。在对待亚洲政策上，奥巴马政府可谓是精心经营，经过了2009年3月的希拉里亚洲行和11月的奥巴马亚洲行，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展现出亚洲外交政策的全貌。由于布什政府后期务实的亚洲外交政策和亚洲复杂微妙的地区形势，奥巴马政府在执政初期，当与欧洲和俄罗斯谋求改善关系的时候，在亚洲的外交调整却较为有限。但是，除了奥巴马外交团队中充斥着亚洲和中国问题专家以外，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将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首次出访选在亚洲，明确地向世界传递了充分的信息——美国战略上重视亚洲；依然坚持以军事同盟为地区安全政策基石；更加重视中国；注重加强与新兴大国的关系；在策略上除了强调多边协商合作之外，政治上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这一切都增强了美国对亚洲地区的影响力。

有学者认为，奥巴马政府亚洲政策的新意就是“要回答今日世界，在中国迅速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的情况下，美国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在中美战略关系上，2005年9月21日美国当时的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负责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概念，主张“两边下注”的政策。2009年9月24日针对中美之间战略互信这一最关键的要素，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了“战略再保证”(strategicreassurance)概念，即承认中国的崛起，承认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国也应当让美国相信，中国的崛起不以美国的利益为代价。奥巴马访华期间，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的这一政策取向，美国决心抛弃意识形态障碍，和中国形成全面合作、相互渗透、相互嵌入的局面，美国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中国的崛起处在美国密切介人的环境中；中美互相嵌入，双方都很难伤害对方的利益，并利于在重大问题上形成统一方案。当然，2010年初接连发生的美国对台军售、谷歌事件、中美贸易纠纷以及奥巴马会见达赖等破坏中美关系的恶性事件，是奥巴马政府为了摆脱困境、安抚右翼势力、转移民众视线的实用主义做法，也为紧接着修复中美关系在国内捞取了一定的政治资本。

5.重树国际社会道德形象，提高国际领导力。奥巴马当选总统后，重拾理想主义，重树自身形象。奥巴马在其竞选纲领中也明确提出要把“重塑美国领导力”、“恢复美国世界领导地位”、“拥抱美国价值观”作为未来的施政方向。因此，奥巴马一上台就积极应对核裁军、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抢占国际社会道德制高点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主导权。2009年4月，奥巴马在布拉格发表演讲，称美国政府将致力于推动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并计划在一年内主持召开关于世界核安全的全球峰会。9月，奥巴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表示，发达国家应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作表率。此外，为改善形象，奥巴马政府在一些具体对外事务上采取新的战略取向，包括关闭备受争议的关塔那摩监狱、禁止对囚犯严刑拷问，努力改进抓捕和审讯嫌犯的方法；重新评估美国对朝鲜、伊朗以及古巴的政策，寻找与这些国家进行外交接触的适当方式；相继任命中东问题特使、阿富汗一巴基斯坦问题特使、朝鲜问题特使、苏丹问题特使、气候问题特使等，具体负责运筹解决上述热点问题，展开“特使外交”；奥巴马和希拉里本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表现非常活跃，树立了较好的国际形象。

上述5个方面的外交实践给每股外交带来了一定的收获，美国的海外形象有所恢复，美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实力”有所提升。美国在以低姿态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同时，也把风险和责任外包给了其他国家和地区，从国际社会环境看，因为美国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引发的矛盾减少了。但是，任何外交政策的调整都是围绕国家利益最大化展开的，这也正是奥巴马外交政策调整的大方向。尽管奥巴马政府似乎更正视世界的复杂性，更注重外交手段的运用，更喜欢谈论改善各国人民的经济前景及“尊严”，更多地照顾别国的利益，但这种“巧实力”外交战略主要体现的事奥巴马外交策略、风格和手法的改变，侧重的是工具性和手段，其战略目标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无论从奥巴马、希拉里的政纲和相关讲演中，还是外交实践中，我们听到和看到的美国对外政策的总目标一直都是维护和重塑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与影响力。当然，“巧实力”外交战略能否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尚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