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发展路径
时间：2021-02-13 08:00:2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論文基于国家回归理论所形成的国家能力视角，提出国家和社会在互构的过程中，“强国家—强社会”可能是一个新的发展格局。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组织自主性虽然是关键性问题，但必须要把不同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发展路径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完整分析社会组织的发展。论文通过分析社会组织目前发展路径的多样性，提出能促型发展路径应是最佳的选择。
关键词：社会组织；自主性；能促型发展路径；国家能力视角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8）01-0058-007
一、国家能力视角
自从国家回归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强势复兴以来，国家经常被描述成为拥有经济和社会目标的理性行动者。国家不仅是独立的行为主体，还拥有改变和形塑社会现实的能力。这种研究的“范式转移蕴涵着对国家与经济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根本性的重新思考”。①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国家回归理论为基础，主张国家与社会可以协同发展、相互增权的思潮层出不穷，进一步提出国家与社会之间并非是反对关系，而是竞争与合作的“共生互动”关系。②国家回归理论强调国家作为独立变量对政治的作用，他们认为需要提高对国家能力和国家结构的认识，解释国家是如何形成、如何被人所认识的，进而探讨国家的干预行为以及国家相对于社会主体的优势，在这里，国家更为宏观地被看成是组织和行为的制度框架，它可以影响社会中的利益表达与行为选择。
因而，国家能力视角是基于实现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目标或意志的能力出发的新视角。在国家-社会关系的框架里，国家能力是指国家通过社会执行其政策的能力。米格代尔（Joel S.Migdal）认为国家能力主要表现在国家“渗入社会的能力、调节社会关系、提取资源、以及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用资源”等方面。[美]乔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朱雷海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由于国家自主性的多层表现，国家能力并非一成不变。国家能力的这种理解在迈克尔·曼（Michael Mann）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解释。他将国家能力区分为专制性权力（despotic power）和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两个层面。Mann，Michael.“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1760-191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59.这一区分昭示着国家专制权力的强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基础权力的强大。而国家构建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有限”但却“有效”的国家，[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和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即削弱国家专断性权力并发展国家能力的过程。
基于此，国家能力强弱的本质就在于国家基础权力的强弱，国家能力的实现蕴含于国家与社会的复杂互动过程、机制中。一方面，国家能力的强弱并不是单方面强加于社会，反而更多地决定于其社会支撑结构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国家能力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其支撑结构是一个演进的过程，所以国家能力发展是国家能力的支撑结构向更高层次的演进。黄清吉：《国家能力基本理论研究》，《政治学研究》，2007年第4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促使政府职能发生了转变，但并没有改变政府主导的体制，而且国家主导性正在向逐步增强的方向发展，国家能力建设问题尤为突出。同时，社会发展的空间得到释放，社会也正在向逐步增强的方向发展。在强国家的背景下，这种国家和社会同向加速变化的结果将呈现出：一种可能是在工具主义的发展逻辑下通过国家对社会的重塑，限制社会治理结构的优化与变革，固化、维持“强国家-弱社会”的发展格局；一种可能是催化社会组织加快发展，促成社会自我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推动“强国家-强社会”的新格局。本文是基于后者的判断，提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发展路径的分析框架。
二、国家与社会互构：“强国家-强社会”的分析框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米格代尔、埃文斯（Peter B.Evans）等学者逐渐突破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局限，将国家与社会各自的行动理解为灵活的、反应性的，因而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制约与相互构造的关系。
首先，以米格代尔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事实上，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并不像国家中心论所描述的那样独立于社会并且显得强大，社会长期存在着的复杂的网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家的能力。他们提出突破国家与社会对立冲突的限制，建立“国家在社会中”（state in society）的理论，认为国家可以型塑社会，但是也嵌入社会中并为社会所型塑。Migdal， Joel Samuel， 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 eds.“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7-34.
其次，埃文斯等一部分国家中心论者也开始修正原有假设，以检验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影响如何导致政治发展中的诸多现象。他们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国家的能力：国家的作用依然重要，但国家只有嵌入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自主；而社会内在的不足也需要国家力量介入，以培育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济奇迹和第三世界国家扶贫与发展的经验事实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撑。Evans， Peter B.“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Evans， Peter B.“State-Society Synergy：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