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中的一九四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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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第一天,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属于什么阶层,都会明显地意识到,九州大地改换人间已成定局。
这一天,人们从收音机里听到,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告全国军民同胞书》,署名为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他掌握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已经22年了。在这篇元旦文告里,他承认“戡乱”失败,并说自己愿意向已经解放北方大片领土的中国共产党“求和”,但条件是要保存现行的宪法,保存中华民国的法统,保存国民党的军队,否则,国民政府就要和共产党“周旋到底”。
同一天,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也发表了一篇新年献辞,题目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在这篇文告里很有信心地宣布:迎面而来的1949年,将是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人民的解放战争将在这一年获得最后胜利,并且将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还说,甚至连共产党的敌人也不怀疑共产党能够完成这个目标。
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势如破竹的气势。4月,解放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千里防线,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接着,人民解放军先后向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大进军。大进军带来的是大解放。
大变局的政治神韵,也在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这个普通而宁静的小山村里绽放出来。就在平津战役结束那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秘密接待了斯大林派来的使者米高扬。斯大林不清楚中国共产党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米高扬的使命是来摸底。毛泽东对他说,胜利后的新政权,必须是包括各民主党派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是其中的核心和骨干。
人心挪移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告“引退”,理由是“因故不能视事”。他把总统权力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离开居住多年的南京总统府时,蒋介石特意让飞行员绕着南京古城飞了一圈。“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他心里非常清楚,政权的更迭即将发生。
在安排政治和经济后路时,蒋介石还在南京宋子文的公馆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宴会,邀请大部分刚刚由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评选出来的院士,劝说他们一起到台湾去。谁都知道,比黄金更值钱的是人才。但是,人心可不像黄金那样容易被默然搬走。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数学家苏步青后来回忆说:“虽然对共产党没什么认识,对国民党是看透了的,再加上我有几个学生是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当然不会到台湾去。”结果,81名院士中,除了一些人选择了海外,只有9位去了台湾,留在大陆的有60人。
面临人生重大抉择的知识分子当然不只院士。在此之前,蒋介石还指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把北平的一批名教授接到南京来,结果,除了北大校长胡适、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师大校长袁同礼、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等极少数人外,国民党“抢救”名单中的绝大部分教授都留在了北平。
虽然大势已去,国民党仍然不放弃争取人心的最后努力。1949年7月26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趋赴福州,代表蒋介石劝说一位92岁的老人去台湾。这位老人叫萨镇冰,早年投身洋务运动,38岁时以北洋水师副将的身份,参加了甲午海战,亲历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惨状,就是他的船装着丁汝昌的遗体离开刘公岛的。作为健在的资历最深的历史老人,他的去留自然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李宗仁对他说:得蒋总裁寄语,与上将致意,形势变化难测,福州不宜久居,蒋总裁敦请即往台湾暂住。上将若拟乘飞机,即派专机,拟坐军舰,即派大舰。请即决定行期,云云。萨镇冰不仅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不久还在福州人民欢迎解放军的文告上,欣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他知道北平在筹备成立新中国的事情后,又写诗云:“岁在髦年闻喜讯,壮心忘却鬓如丝。”“群英建国共乘时,此日功成举世知。”
萨镇冰拒绝去台湾不久,另一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从上海到了北平。她就是被国民党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以后,她便再也不愿意到这个让她伤心的地方了。但是,即将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忘不了这位在革命危难时始终帮助自己的好朋友。毛泽东两次写信,邀请她北上共商建立新中国的大计,又派邓颖超专程南下相陪。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乘坐的火车到达北平前门车站的时候,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主要领导人,早已在那里等候,毛泽东还亲自上车迎她下车。
随着宋庆龄的到来,一个新的国家就要宣告诞生了。
民主演示
宋庆龄到北京时,北平已汇聚各界精英名流,还包括1898年戊戌变法的风云人物张元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的风云人物张澜,民国年间有代表性的政治家、企业家、军事家、教育家和文化人,更比比皆是。他们在各自的历史年代和领域都散发过光彩,在历史的轨迹上深深地刻下了自己的追求、抗争、迷惑和痛苦。为了一个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他们挟带着近代历史上的各种音符,加入1949年大变局交响曲。他们真诚地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正是自己苦苦追寻的民族复兴。共产党则真诚地邀请他们,参加酝酿已久的各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筹备会议,共商建国大计。
1949年6月,在北平城中南海勤政殿开幕的政协筹备会议,有23个政党、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134名代表参加。会议的任务是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名额,起草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和新政协组织条例,制订评选国名、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等等。总之,是要把所有新中国开国的大政方针草案准备好,拿到正式会议上去通过。为了区别于1946年召开的那次政协会议,当时的人们通常把1949年6月到9月的这次会议叫做新政协,后来叫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那时没有条件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新政协代行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
一个新的中国就要诞生了,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的人们开始琢磨为它取个什么名字。最初的国名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著名教授张奚若建议去掉“民主”二字。他说:“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对国家政体来说,“共和”同“专制”相对,本身就有民主的意思。这个意见被会议采纳后,又一个问题冒了出来。考虑到不少民主人士对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这个名称还有感情,主持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建议,在新的国名后面加一个括号,里面写上“中华民国”,意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简称“中华民国”。为此,周恩来还专门邀请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前辈征求意见。
从保存下来的新政协档案里,人们发现,一位年过7旬的老人站起来发言,明确不同意括号里的“中华民国”几个字。他说自己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十分敬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则绝无好感,因为它与民无涉。老人很激动,他说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他希望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讲这番话的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
1949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新政协向全国征求新中国的国旗图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国旗审查小组平均每天收到100幅国旗图案,加起来有2992幅。这些图案中,有的是在车间的工具箱上描绘的,有的是在前方的战壕里绘制的,也有从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华人那里寄来的,其中从美洲寄来的就有23张图稿。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也提供了一份图稿。开始的时候,毛泽东看中一张在红旗中间有一颗星一条黄河的图案。这年春天赴北平同中共谈判未果留下来的原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认为,中间表示黄河的那条杠把红旗劈成了两半,好像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几经选择,多数人看中了一张由上海一位叫曾联松的青年人设计的带有五星的图案。
新政协筹备会负责评选新中国国歌的小组一直没有征集到理想的方案。他们本打算放到以后再说,但马上就要举行开国大典,没有国歌怎么能行呢!画家徐悲鸿由此建议将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并认为这首歌曲对中国的意义就像《马赛曲》之于法兰西。但有人认为敌人的炮火已经没有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不合适,希望重新填词。徐悲鸿坚决不同意,教育家马叙伦也表示支持徐悲鸿。最后,周恩来解释说,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就是鼓舞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是九三学社的负责人许德珩教授。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都要在这部事实上的开国宪法里确定下来。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在此前已经反复考虑过。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到:我们将来建立的政权,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这是死搬苏联的名词,议会制袁世凯和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在中国采用民主集中制是合适的,我们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个名词。讨论和修改《共同纲领》草案,那可真叫字斟句酌。关于新中国的性质,开始有人提议直接提社会主义,多数人还是觉得提新民主主义的好,因为前途虽然已经肯定了,但还要让实践来证明,让全国人民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才会更加郑重地对待社会主义。这个意见被会议采纳,于是《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的选举和政府人员的安排。新政协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张澜、李济深、高岗为副主席,副主席中3位共产党人,3位民主人士。在周恩来被正式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后,他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组阁”。为此,他两次登门拜访黄炎培,动员他出任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在北洋政府时期曾两次拒绝担任教育总长,在国民政府时期也拒绝了高官厚禄。筹备新政协时,他开始还是抱定初衷,不出来做官。周恩来对他说:现在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政府,做官就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黄炎培反复考虑,终于答应。孩子们不理解他为什么到了70岁还要出来做官,他说:过去不愿做官是不愿意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经过周密安排,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两位是民主人士,21位政务委员中有9位是民主人士,105个部长和副部长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49个。
国名、国旗、国歌和开国“宪法”的诞生,政府领导成员的选举和安排,体现了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和政治智慧,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场别开生面而又意义深远的民主演示。它告诉人们,什么是人民民主,什么是人民共和。其精髓所在,就是今天的中国还在实行的协商民主和票决民主的结合。
和历史约会
1949年9月21日,新政协会议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开幕了。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的一句“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最为经典地诠释了1949年大变局的主题。第三个发言的是宋庆龄,她说:今天是一个历史的跃进,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有了最可靠的保证。
1949年9月30日下午6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结束后,筹建开国盛事的人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毛泽东亲笔题写的碑名,祭奠和告慰了3年以来和30年以来的人民英雄,同时也祭奠和告慰了1840年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这一句,绝非闲笔,它点出了这场大变局所蕴含的沉甸甸的历史内涵。
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的历史,为中华民族提出了两大历史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第二个任务是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走向和历史第二次约会的行程,则更为艰难。这段行程的起点之低,为世人共知。1949年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的统计,那一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搞现代化建设,是一道前无古人、近无借鉴的现实难题,甚至比解放全中国更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从1949年开始,中国人民踏上了第二次约会的行程,这个行程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也需要100年的时间,需要几代人。
(摘自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