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

在中国教育史上，香港达德学院因为办学的时间较短而鲜为人知，可是她辉煌的业绩、办学的教育方针和先进的理念却不容小觑。该学院创办于1946年10月，1949年2月23日遭港英当局取消注册而被迫封闭。虽然她只存在了两年半多一点的时间，但是她就像划过黑夜长空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使人眼前为之一亮。这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和许多民主党派合作办学的成功典范；在达德学院的讲坛上，汇集了一批著名的各党派政治活动家和文化精英、学术泰斗，真可谓是“名师云集，几近空前”，例如何香凝、李济深、郭沫若、乔冠华、胡绳、周而复、侯外庐、千家驹、臧克家、钟敬文等等。各界文化人的云集，“将一个没有文化、死气沉沉的香港，在政治上搞得热火朝天，文化上搞得丰富多彩”。更加令人可喜的是，新中国诞生前夕，达德学院的一大批精英北上，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有几十人后来成为共和国和许多部委的领导人。总之，达德学院的特殊性质及影响令人瞩目。同时这也是香港对新中国诞生的历史贡献。

一、达德学院创办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

1946年，达德学院诞生在一个特定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之中，因此她本身带着鲜明时代印记。抗日战争胜利后，饱经长期日本侵华战火灾难的中国人民急盼有一个和平与安宁的环境，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事情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和命运的抉择，国民党要实行独裁统治，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则要求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主张。因此两党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斗争异常激烈。

广东是全国最早爆发内战的地区之一，国民党不承认在抗日战争期间广东实际存在的由中共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除了在军事上采取“肃清奸匪”、向广东解放区大举进攻外，还在广州镇压和平民主运动，迫害进步民主人士及青年学生；1946年5月4日还捣毁了广州的几家报刊，封闭多家报社，制造白色恐怖，大肆实行文化专制。1946年6月30日，东江纵队被迫向北撤退到达山东，但根据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一部分人留了下来，有的转移到香港。

1946年7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李公朴及爱国诗人闻一多教授在昆明被暗杀。蒋介石还电令上海市政府“立即逮捕、从严法办”在当地游行的群众。这样在全国“反战争、反饥饿、反独裁”大背景下，始终站在民主运动前列的大批民主党派成员及文化精英被迫向香港转移。

还有一部分人员是青年学生，其中有一些是原来东南亚一带的华侨青年，想回到祖国内地参加抗日斗争，当他们辗转到达香港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就暂时滞留在港。也有不少内地青年在战乱中无法完成学业，到香港求学。

以上这些人员涌入香港后，工作安排、就业问题、学习问题等都是需要及时解决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共党的组织自觉地担负起历史的责任。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的1945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就复电中共广东区委“同意以香港为中心建立城市工作”。1946年1月15日，中共广东区委领导机关迁入香港，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和周恩来的秘密部署，建立了秘密和半公开的两套机构：秘密系统的中共广东区委，负责城市的地下工作及农村的隐蔽武装；半公开的中共港粤工作委员会负责香港和广东地区的文化、宣传、统战、侨运等工作。尹林平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兼港粤工委书记。原广东区委宣传部长饶彰风及统战部长连贯均转入港粤工委工作。同年7月，中共中央派遣方方作为中央代表到达香港，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建立中共在华南地区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在工作的策略方面，中共在港的活动无论秘密与公开，均不以共产党的名义出现，“所以，只有通过建立一系列文化机构（事实上这些文化机构大部分成为中共不公开的外围组织），中共才能放开手脚，名正言顺地把众多内地来港的文化人士、民主人士、青年学生以及工人市民等组织起来，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1946年9月，周恩来在听取中共港粤工委连贯、杨琳的汇报后指示说：“有些民主人士、文化人以至我们的干部要疏散到香港、东南亚一带，香港工委要做好安排。”以上这些是中共准备在香港办学的基本条件和初衷，这时的香港已成为中共活动的一个重要桥头堡。

还有一个外部因素是，香港当时虽在英国的统治之下，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属于中国战区，中国政府不承认它属于英国的殖民地。抗战胜利后，在日军的受降权和香港的归属问题上，港英当局与国民党政权斗争激烈，所以当时的香港正处于“半真空”状态。英国人既害怕国民党收复香港，也不愿中共在香港扩大势力。但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在香港做了大量的工作，功勋卓著，如抢救文化精英及国际友人、搞城市武装斗争、解放港九农村及开展情报工作等。抗战结束后的香港治安，也依赖中共领导的部队维持。因此，英国当时对国、共两党采取两面政策，并力图借此展示香港为“民族橱窗”的形象。

中共在香港办学的第三个因素是民主党派的积极支持与密切合作。1946年夏，蒋介石彻底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许多进步报刊被勒令停刊，进步教授被解聘，许多民主人士接到恐吓信，并有特务跟踪盯梢，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不少民主人士如黄药眠、李章达等先后到了香港，民主同盟广东省委会也奉南方总支部令迁到香港，由张文、丘克辉等主持盟务。他们在离开广州前就在一起议论过到香港后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并提出这么多进步教授到了香港，可否筹办一所大学，既可以使许多教授有工作，又可作为民主运动的据点。大家意见取得一致后，到香港向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方方汇报，获得大力支持，双方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就合作办学达成共识。

综上所述，一方面是海内外的广大青年饱受失学战乱之苦，有着强烈的追求进步的升学读书的愿望；另一方面许多民主爱国人士、著名的教授陆续到达香港，他们有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丰富经验及才干。既有这样的需要，也有这样的可能，加上还有中共的领导，民主党派的支持，这些就成为当时创办一所学校的客观条件。总之，创办达德学院是中共广东区委根据战后的华南形势，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与在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共同商议的决定，这就是达德学院创办的历史背景。

二、达德学院创办的艰难历程及其性质

虽然办学的外部条件已基本成熟了，但办一所大专院校谈何容易，况且又是战乱时期的香港，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可用“创业维艰”四个字来概括达德学院艰难的创办历程。1946年8月，在方方和尹林平的关心和支持下，筹办大学之事由意向迅速付诸行动。

首先给即将要办的大学命名。“达德”二字的含义，“盖取义于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这段话出自《礼记·中庸》篇，大意是智慧、仁爱、勇敢，是天下公认的美德。用现在的话说，“智就是有高深的学术及专门的知识，能洞察事物、有动手能力（实用）；仁就是有爱人民，愿为人民服务的志向；勇就是有追求和实践真理的勇气，有献身精神”。

紧接着筹备小组成立，陈其瑗出任组长，张文、李伯球、丘克辉、黄焕秋（中共党员）等七人为组员。筹备小组紧锣密鼓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9月就成立二十四人组成的董事会。董事会的职权是任免院长；决定及审核预算；筹划学院的基金、建设费、经常费，对学院重要事项作出决定，对教育行政提出建议等。董事会中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六人，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五人，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四人，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九人。李济深、彭泽民、蔡廷锴、何香凝、司徒美堂等著名人士都参加了董事会，李济深还任董事长。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校董事会成立后，开始筹募建校款项。董事会成员及各界人士纷纷捐助。蔡廷锴、陈汝棠、冯玉祥等都相继捐了款，还有一些企业也伸出援助之手。当时方方还曾指出：经费可向爱国侨胞筹募，必要时可由华南救济会支拨。该想的办法都想到了，为了创办达德学院，真可谓是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了。

校舍是一个比较棘手的大问题，抗日将领蔡廷锴将军将自己在香港青山湾的私产泷江别墅（又称“芳园”）慷慨地捐献出来，供学院无偿使用，其中有教室、图书馆和部分宿舍，解了燃眉之急。

筹办工作基本有了点儿眉目之后，即到香港政府教育司申报审批，回答说办学要有三个基本条件：一、要有符合规定的校舍；二、要有一定的经费来源；三、要有合格的英文教师。院方申述说，三个条件基本符合，英文教师是刚从美国回来的曾昭伦教授等人。港英政府最终同意试办，但根据现有的校舍，第一学期批准招生名额在二百人以内。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港英当局一开始就发现，在达德学院申报的人员构成名单里，有不少人均有反蒋反美的政治历史背景，因此虽口头上批准开学，却故意拖延颁发执照，并对达德严加监控，直到1947年12月才不得不颁发执照。从1946年9月准予立案到翌年年底，整整拖了十五个月。

港英政府批准招生后，学院立即在香港《华商报》上登载招生广告，从1946年9月12日至22日的十天里，刊登广告六次，报名者非常踊跃，随后学院借基督教青年会教室为考场进行招生考试。10月10日开学，由于港英当局态度暧昧，配合不到位，当时连开学仪式都没有举行，到1947年元旦才补行开学仪式。

从美国回来的原广州国民大学校长陈其瑗担任院长一职，然后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商业经济系、法律政治系、文学哲学系、注册部、图书馆、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也都先后任命。

这所新型的民主高等学府，挟天时地利人和之力诞生了，开学后方方亲自主持召开党内会议，研究学院的办学方针。首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民主党派，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总的来说，走的是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内行领导、专家治校的道路；要求在校工作和学习的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保证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

革命形势将达德推上了历史舞台，它团聚了一批知名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吸引了一批素质良好的热血青年，成为祖国南方建设新教育、新文化的活动点。

达德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独树一帜，既有别于解放区各种类型的革命院校，也与国统区众多传统的大学迥然有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出面主办统一战线性质的高等学府，在中国历史上亦属首创，其深刻内涵及其政治影响，尚待我们深入地研究和总结。

三、达德学院的校风学风及教育方针

达德学院的性质决定她的校风、学风、任务和教育方针。学院名师荟萃，聚集了一大批高层次的文化人，加上入校的学生也大部是追求进步的青年，所以学校的风气非常高尚与纯正，教学水准极高，师生的精神面貌及整体素质也都是一流的。

关于达德的校风，曾在学院内主持党的领导工作的黄焕秋这样评介说：“达德学院在党的亲切关怀下，依靠全体师生的紧密团结和艰苦奋斗，几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树立了优良的校风和学风。”后来他又多次谈及“达德精神”，他指出：“学院存在的时间虽短，但由于师生同心协力，艰苦奋斗，不仅为人民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形成了一种革命精神，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曾在达德任教的胡绳教授在1948年5月出版的《达德青年》第四期上发表一篇论文——《养成实事求是的学风》，他告诫学生，不要“强不知为知”，提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于达德的学风，在学院照管民盟组织活动的刘乐扬教授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概括言之，就是一种朴素的实事求是的学风。”

在授课方面，例如《社会发展史》的讲授，多数学校一般只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人类社会的几个不同阶段和不同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就算完成了教学任务。达德学院讲授此课却不是这样的，而是着重把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阶段（而不是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教学的中心内容。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在一起，较为完善地解决了学生的认识问题。又如新闻专修班的“报业史”课程，常规的讲授内容是报纸的起源及其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演变，而达德则是着重讲述自列宁创办《火花报》以来的革命报纸、社会主义国家及我国解放区的新闻事业。

达德学院名家云集，但他们都能够随时毫不保留地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以扩大大家的思考领域，互相切磋，提高探索兴趣。以历史教学为例，尽管达德的几位著名教授都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但在相同的学科中仍有不同的学派。邓民初和翦伯赞是“西周封建”论者，侯外庐和杜守素则将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限推迟了几乎八百至一千年。郭沫若则从早年的“殷商奴隶、西周封建”修正为“春秋过渡，战国封建”，成为较具权威的主张。尽管他们在学术上严守家法，各抒己见，互不相让，但这些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与团结。侯外庐与翦伯赞的观点不同，但在平时的言谈话语和回忆当中却称翦伯赞“正直刚毅，才思敏捷，学识渊博，文才斑斓”，是一位“德、才、学、识”四者兼备的学者。

达德很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还以新闻专修班为例，该专业是培养编辑、采访、评论、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其学习更容易纳入实践，学生常到《华商报》等香港的报纸去实习。学校还把自己办的《达德新闻》、《海燕》杂志，作为学生经常性的实习阵地。

从以上挂一漏万的简单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达德以自己高素质的师资、高起点的生源、高水准的教学，创造出了良好的校风和学风，展示出自己积极健康的精神状态和风貌。在较短的时间内，开创了科学、民主、创新、进步的一流校园环境，是我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四、达德学院对新中国诞生的贡献及历史地位

达德学院虽然建校的时间较短，但对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中有不少人在学习期间就投笔从戎，参加到内地的解放战争之中，其中有十八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二是学校的老师，因大部分都是专家学者、著名教授、知名文化人及社会活动家等，新中国筹备建国时，有很多人北上参加政协，尔后有不少人在中央人民政府里担任要职，也有一些人在文化、教育等重要岗位上继续为祖国做贡献。现就以上情况简单叙述之。

1946年达德学院创办之时，全国解放战争形势急遽变化，南方各省的人民武装斗争深入发展，内战面临决战的前夜。因此从1947年开始，达德有二百名左右的同学先后响应祖国号召，回到内地参加武装革命斗争和地下工作。他们为了祖国的解放和人民的利益，胸怀着火热的革命激情，奔赴解放战争的前线，出生入死英勇战斗。其中有十八位校友壮烈牺牲，血洒疆场，年龄最小的年仅十六岁，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有人认为，达德学院是一所干部培训机构，“部分则在中共建国后，身居要职，成为中国行政架构中的一员”，但也有不少人在民主党派、文化教育机构中任职。由于职务在后来常有变化，我们不能一一叙述，只能简单地列举部分，以飨读者。

李济深，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蔡廷锴，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彭泽民，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章乃器，曾任粮食部部长、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等；陈其瑗，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内务部副部长、全国侨联副主席；梅龚彬，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杨东莼，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许涤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行政管理局局长；林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陶大镛，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殊明，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常务委员；莫乃群，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陈汝棠，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兼卫生厅厅长、国民大学代校长、华南联合大学副校长、广东省副省长等；高天，中国民主同盟常务副主席；千家驹，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黄药眠，中国作家协会常委、顾问；钟敬文，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侯外庐，西北大学校长；李门，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主席等等。

以上只是列举了很少的一部分，像曾在达德任教的教授和客座教授还有郭沫若、何香凝、乔冠华、曹禺、茅盾、胡绳、翦伯赞、臧克家等诸多名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或担任党政要职，或成为著名专家、教授、学者，真可谓是蔚为大观。

1949年2月23日，港英政府以达德“利用学校以达政治活动之目的，违反本港及其他地方之治安利益”为借口，强行将达德学院封闭。虽然达德学院办学只有两年半的时间，但是她的影响之深远，成就之卓越，地位之崇高，足以载入史册。

其一，达德学院创办，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成功合作的结晶，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丰硕成果。其二，在较短的时间内，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大批行政管理、教学科研等方面的栋梁之材。其三，达德学院使当时文化沙漠的香港，在文化、文学、教育上出现了一个高潮。其四，达德学院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团结的方针与理念；在教学过程中摸索经验、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朴实无华的校风以及为创建新的教育体系而进行的有益尝试等，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值得我们好好总结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