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国共谍报战争

1949年4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红色卧底沈安娜接获党的通知，不必再追随国民党南下，可回到解放区。沈安娜自此安全结束14年的潜伏生涯。国共内战中，大凡蒋介石主持的党政军重要会议，作为速记员的沈安娜都将情报通过丈夫华明之及时传递给共产党，她被称作“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与沈安娜齐名的，是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熊向晖是周恩来安排在国民党核心地带最著名的“闲棋冷子”，他与陈忠经、申健构成一个情报小组，此三人被誉为共产党情报界的“后三杰”。

红色特工的传奇外加谍报工作的神秘性，使其成为文艺作品青睐的创作源泉。曾经红遍全国的《潜伏》，近期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一次次将当年“惊心动魄”的国共谍战推到大众面前。

其实近年热播的谍战剧带有浓厚的文学虚构色彩，脱离常识和历史。有些文艺作品过度突出个人的英勇、机智、顽强，展示敌人的“迟钝、腐朽、愚蠢”；却背离了历史事实，抹杀了共产国际在全球的伟大布局，湮没了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的统战之功，忽视了很多关键性的历史背景。

真实的谍战并非如文艺作品描述的那么神奇，敌人也不似剧中那么愚笨。除了屈指可数的知名间谍，多数谍报人员从事着非常乏味的工作。多数情况下，一份由卧底带来的情报不一定能被采纳，它只是提供了部分真假不一的信息，尚要跟通过其他手段获取的情报进行综合比较，方能做出判断。

抗战前红色谍战全面遇挫

虽然国民党在强化组织建设上学习了诸多苏联经验，但它比共产党晚一步建立谍报组织。从北伐到定都南京初期，国民党政府并无谍报机构，秘密活动依靠帮会，如“四·一二”事件里让青帮解决共产党的武装工人纠察队。

此后宁汉分裂，共产党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武汉，即从蒋介石的势力范围来到汪精卫的地盘。1927年5月，共产党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成立，负责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这是国共两大阵营里最早的谍报机关。

得益于没有像样的对手，还因军阀割据、国民党分裂造成的混乱秩序，特务工作处初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顾顺章是特务工作处的负责人，早在筹建阶段，他和陈赓、陆留被派遣去苏联学习特工技术。

汪精卫很快发动了“七·一五”反共事件，随后宁汉合流。共产党中央机关无法在武汉立足，只好转移到上海租界。特务工作处在10月改组为规模大于往昔的特别行动科，即大名鼎鼎的“特科”，周恩来任负责人。

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国共间初期的谍战较量主要在这两个组织间进行，初期国民党无优势。1930年初，电机工程专业背景的徐恩曾被从通信建设领域调到完全陌生的谍战领域，任调查科科长。徐恩曾获得了陆军军官学校的60名优秀毕业生，南京政府仅仅在人力资源上就呈现优势。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封闭的很严密，在我担任这个工作最初一年之间，从各方面摸索，始终找不到门径。直到年度终了，忽然来了一个机会，使我能从此敲开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大门。”徐恩曾和他的团队都是新手，一切从零开始，他在回忆录里感叹初期工作的困难。这个从天而降的良机，即顾顺章事件。1931年4月，叛变的共产党汉口市委书记尤崇新，在武汉指认了装扮成魔术师的顾顺章，兴奋不已的徐恩曾执意要争取顾顺章，未几便遂愿。

顾顺章指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地下党，但钱壮飞已向党中央发电报通报顾顺章被捕并变节，随后悄然跑路。上海的共产党中央机关及其他要害部门在第一时间迅速转移，国民党未抓到一个高级干部。“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周恩来高度评价钱壮飞一份电报挽救中央的功绩。

顾顺章还是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一边教授在苏联所学知识和多年的实操经验，一边介绍共产党特科的行为习惯和组织架构，使国民党特务开始透彻了解共产党的地下工作。顾顺章的系列讲义被编成《特务丛书》，他写成的《特务工作的理论和实际》、《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工作》等书成为国民党的教材。身居党内要害地位的顾顺章知道组织上太多的秘密，这为国民党人打开了谍战突破口。

“各地共产党的指挥机构中，更不少是他的旧部。他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本来是无法判罪或情节轻微的案件，经过他指证之后，立刻可以定案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时，从这些破案中，又获得了向上追溯的机会，于是又扩大再破获。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连续破获，使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徐恩曾夸耀顾顺章带来的好处。

国民党开始“清党”后，除了在党政军机构里排斥共产党员，主要以警察和特务机关来从事反共工作。最要命的是共产党丧失了“合法地位”，公开的工作全盘停顿，秘密工作失去“公开合法”的保护后，等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民党解决了党内权力继承问题后，能腾出更多精力来对付共产党，使得党组织的生存日益艰难。

从1930年到1933年，国民党方面连续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共产党中央总部、共产国际机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全国互济总会、世界反帝大同盟中国支部等组织接连被毁。谍战激烈时刻，共产党从江西苏区调来大批人员补充损失，但无济于事，多数补充者被捕后叛变。徐恩曾一方则不断录用叛变的共产党员，让他们编写教材、任教员；一方面让暗中变节的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共产党组织内，使国民党全面渗透共产党地下组织。

处境危急的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难以开展有效行动，遂于1933年1月移至苏区瑞金，这是共产党谍战暂时落败的标志。共产党翌年更是损失惨重：1934年3月，江苏省委遭连续破坏；6月，灾后重建的江苏省委被毁灭；9月，负责惩治叛徒、暗杀国民党特务的中央特科行动科（红队）35人全部被捕，其中有7人是国民党卧底，首领邝惠安被判绞刑；11月，共产党北方军委、河北省委、北平市委的180多人被捕。用刘少奇当年的话讲，白区组织损失了接近100%。

据大陆官方说法，从大革命高潮到1927年11月，党员数量从近6万人急速减至1万余人。国民党“清党”让共产党元气大伤，当共产党立即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后，党员人数一路上升，1934年达到抗战前的最高峰 30万人。因1934年在军事上的失败，红军放弃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又意味着在农村的组织八成遭到毁灭，党员人数随后逐渐下降。

抗战中红色谍战起死回生

因绝对实力相差悬殊，共产党在第一轮国共谍战中全面落败，尽管它拥有周恩来、李克农、钱壮飞、陈赓等传奇人物。

至1936年底，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的局势十分险恶，陕北的物产和人口很难补给红军，而国民党的军事围剿日益加紧。1937年初，共产党员总数为4万多人，是开展武装斗争以来的最低点。生死存亡时刻，西安事变迎来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党同意停止进攻苏区。七七事变标志着抗战全面爆发，在日本的优势军力和压倒性国力面前，国民党反共亦有心无力。

周恩来在抗战爆发后即飞赴上海和南京，最重要目的是与国民党政府交涉，为恢复党的组织活动争取到合法性地位。接见左联剧作家夏衍等人时，周要求他们留在国统区，不要去延安，且一再强调：工作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组织与宣传活动一定要争取公开与合法。

随后在南京，周恩来充分施展他的统战魅力，经蒋介石首肯，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那里拿到了《新华日报》的“准生证”。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为抗战中在国民党心脏地带重新恢复组织、出版和开展情报活动，打开了一个全新局面。

“国共再度妥协后，国民政府过去所制定的反共法令，当然是废止了。根据双方新的协议，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可以在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里，享受普通公民所能享受的一切权利，包括居住和获得工作的权利；即使公开了他的‘身份’，也丝毫不受影响。只是他们不能从事‘共产党的活动’，尤其不能从事‘地下活动’。”徐恩曾回忆起突如其来的变化。

共产党人巧妙利用了合法身份带来的一切便利，重整旗鼓在西安、兰州、武汉、重庆、桂林等中心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穿着国民革命军军服的办事处人员，虽与国民党情治系统不断产生冲突，但国民党除了监视外很难采取攻击手段。在桂林办事处，李克农得到了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的庇护，他才能顺利重建南方的地下党组织。在西安，共产党把秘密电台安装在杨虎城公馆里，国民党特务只能瞪眼顿足。

共产党新形势下还吸取了抗战前的教训，依据列宁提出的公开斗争、合法斗争概念，对谍战工作做出两个最重要的改进。

首先，注重长期隐蔽。以往的地下工作为求安全，采取了与社会隔离的政策，很多人是职业革命家，没有正当职业作掩护，不允许和党外人士来往，结果这些另类人士很容易引起注意。现在，共产党要求每个地下工作者不仅取得正当职业并在这岗位上表现优秀，而且须深入社会各阶层中广交朋友，注意不展现激进思想。

其次是收敛锋芒以保证自身安全，其核心是“守法”，尽量在法令允许范围内开展地下工作。共产党在国统区不再建立反对国民党的团体，而是派党员渗入到所有现成的、合法的团体里。对于国统区的进步群众，只维持关系，并不吸纳入党，这既能减少刺激国民党，也可防止国民党特工混入。

共产党及时更改的谍报新战术，给国民党造成了巨大阻碍。因路途遥远和环境封闭，国民党较难获得延安的重要情报。在国统区工作的共产党地下党，被捕后不再如以往孤苦无依，他们可获得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声援，最终被共产党高层人物通过谈判领走，这大大减少叛变的可能性。

同党外人士发展关系的统战工作更是发挥了巨大威力，它也惠及到地下战线。“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939年10月毛泽东首次正式提出“三大法宝”说，统战居首位。

抗战中，共产党卓越的统战工作分上、下层路线。上层指政治上的团结和分化工作，下层是群众工作。不满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国民党地方派系、左派人物、民主党派纷纷和延安建立起一定私交。许多拥兵自重的地方实力派人物，为多置筹码也跟有合法身份的共产党合作。1944年在重庆成立的中国民主同盟便是统战的成果，其主旨是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

抗战期间共产党在谍战上的巨大成就，还体现在吸收大量爱国青年进入它的学校和培训班，随后奔赴各地参加各种抗战工作。其中一些居国民党要害岗位的人，在日后内战时做出了重要的谍报贡献，这被称作“下闲棋，布冷子”。进国民党党政军关键部门工作的人都属特别党员，他们不需要参加组织生活，也不被要求提供情报，只等情况合适时被激活。

在奔赴战区前，熊向晖去了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解释了何谓“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董必武还郑重告诫他，要保持不左不右的政治面貌：“也许不需要你或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

著名的共产党潜伏人员，通常是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出身。在一个组织不严密的政党里，过硬的人脉关系是个保护罩。熊向晖的父亲是湖北高等法院庭长，沈安娜也出身自一个望族，她曾在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手下做过速记员。1938年，上级命令她利用旧关系找到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朱家骅谋职。朱家骅非常高兴，不仅让她任秘书处的速记员，还用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让她“特别入党”。

1940年春爆发的军统电台案，表明共产党的谍报重建工作卓有成效。张露萍、张蔚林等7名潜伏在军统本部电讯总台的地下党被捕，他们曾构成了一个特别党支部。张露萍能在战时顺利进入军统的重要部门，不小程度上得益自家庭关系，父亲余安民是川军师长。

国民党方面的情报机构并不似文艺作品渲染的那么“愚笨”，熊向晖的行动早被对方察觉，胡宗南因惜才而大力保护才多次平安渡险；保密局人员亦多次想找沈安娜谈话，但都被她以“你去找朱家骅吧”为由挡开。那时，共产党还拥有蒋介石曾承诺给予的合法公开地位，国民党情报机关不便大张旗鼓强硬行事。

抗战时，国民党也在实施对共产党的渗透行动，军统的“汉中特训班”培养出大批特务，利用延安召集知识青年的机会，渗透到各部门。汉中特训班的档案至今未公布，作家郝在今《中国秘密战》一书是唯一介绍它的公开出版物。他父亲郝苏是共产党谍报系统的高官，故他能采访到罗青长在内的许多共产党情报界元老，看到许多从未公开的档案。

据郝在今的说法，共产党在延安抓了32人，在其他根据地抓了55人。1955年，解放军攻取一江山岛后缴获一批军统文件，其中表明军统在抗战中向共产党派出670余名间谍。公安部立即设立603专案，最终抓获631人。

红色谍战随解放军攻势全面胜利

1948年5月18日，国民党空军袭击了华北军区机关和毛泽东驻扎的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所幸毛泽东提前转移了住所。这是著名的“城南庄事件”，在党内引起不小震动。破案线索最终来自留在保定的国民党档案，一份电报文件泄露了间谍名字——刘从文，华北军区司令部小灶司务长。保密局通过中间人收买刘从文，获得了军区和党中央驻地信息，这差点改写历史。

城南庄事件，是国民党在内战期间最辉煌的谍战成就。在此前，1947年9月，北平的共产党地下电台被破获，随后华北、西北、东北的情报组织遭重创，123人被捕，是为“北平间谍案”事件。除此之外，国民党在内战时期的谍战作为乏善可陈。原因与共产党在1930年代的谍战失利一样，双方的实力强弱发生了变化，显著体现在军事和经济上。

1948年5月，《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正式实行，意味着国民政府进入宪法紧急状态、战时状态中。尽管国民政府获得了能治“内乱”的专断权力，但为时已晚，国共间的军事力量差距日益缩小，国民党要进入战时体制尚需要过渡时间，且经济自抗战后期就虚弱不堪。

国共间攻防之势转变后，共产党在军队策反工作上取得辉煌成就，大量非嫡系部队整建制在战场起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局。三大战役惨败后，蒋介石在华东、华中几无嫡系的机动兵力。“长江天险”只是一种文学说辞，实际上渡江不难，何况守江的是一群残兵败将。渡江战役一开始，国民党从此兵败如山倒。

国共军事决战里，最具传奇色彩的军事间谍当属郭汝瑰和刘斐，但尚不能确认此二人是否为地下党员。关键时刻率军战场起事的张克侠、何基沣、廖运周等人，则是地下党员。在战场上故意部署失误以让解放军获胜的韩练成，直到1950年才入党，周恩来曾赞誉他是“没有办理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

结合战场态势不难发现，国共谍战史印证了两条常识：政权稳固之际，在专业的国家反间谍机构面前，任何在野地下团体的生存空间都非常逼仄；谍战无法决定军事成败，双方的绝对实力决定战争结果。所以当任何一方实力弱小、军事斗争陷入低潮、生存空间受挤压时，它在谍报战场上必然溃败。

将国共内战置于全球冷战史中，则能发现美苏谍战有力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根据美国公布的“维诺那计划”档案，苏联在美国各界里布下许多间谍和外围组织。政府高官如财政部特别顾问哈里·怀特，是“美国战时平准基金”的主管，负责在二战中对盟友进行金融援助，他有效阻碍了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的金融输血。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助理劳克林·柯里，也是苏联间谍。在中情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内，局长特别助理兼中国处处长邓肯·李便是苏联卧底，下属多个科室的主要人员也是苏联间谍。

太平洋学会是研究远东的学术组织，塞满了美共和苏联的同情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紧缺了解中国和亚洲的人，通过柯里的推荐，学会趁机将自己人送入国务院，有力影响到美国的对华决策。

进入国民政府担任经济顾问的冀朝鼎，就是太平洋学会举荐的地下党。谢伟思、费正清、拉铁摩尔等人都是借太平洋学会之力进入中枢。费正清任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处长时，新闻处本部以及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分部里挤满了中国共产党员，最有名的如中文部主任刘尊棋、译报部主任金仲华等。王晶垚、卞仲耘夫妇在去北平分部就任的路上被留在晋冀鲁豫军区，不过王晶垚在抗战时就在美国新闻处工作。他们在宣传上、外交上有力配合了解放军的作战，1949年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就是由太平洋学会理事长杰索甫起草，它宣告美国放弃中国，严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士气。这些战略间谍的伟大成就，削弱了国民党的总体战实力。

中国革命成功后，新政权以国家之力轻松肃清了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间谍。这一次换成国民党切实体会到，它无法在谍战中战胜专业的国家机关。不过，国民党在台湾范围内取得了谍战的彻底胜利。

国民党在台湾继续施行戒严，加强特务组织建设，军事上因金门战役获胜得到短期的安全保障，随后朝鲜战争爆发促使美军防守台湾。暂时消除了解放军的进攻威胁，当国民党在台湾做足组织动员和思想动员后，再也没有人能有意无意保护间谍、阻挠侦查，这迅速提高了反间谍效率。

1949年7月，一份台共的《光明报》被交到蒋介石面前，证明台湾有地下党活动。愤怒的蒋介石召集了保安司令部、保密局、调查局开会商讨。保密局上校谷正文坐在会议室外静等结果，当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散会走出来后，谷正文说正好有卧底潜入了一个共产党的工会。毛人凤立即命令他从会计室拿两千元办案经费，迅速去办案。

国民党此时山穷水尽，会计室里只有800元，谷正文领500元出差。他掌握到了台共高雄支部的线索，回台北后又从几个因持《光明报》被捕的学生口中得到线索，重创了印刷该报的基隆市工作委员会，抓捕到工委会书记——时任基隆中学校长的钟浩东。之后的进展非常顺利，整个基隆工委会和高雄工委会在不到半年里被摧毁。难以想象在大陆时期，国民党特务能在资金紧缺的窘境下获得如此成绩。

化名“老郑”的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在第一次被捕后逃脱。但他的随身资料暴露了“吴次长”，被查实是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吴石与参谋总长周至柔的关系非常好，他用这层友谊和军衔来施压登门的谷正文，但这一套做法在台湾失效了。周至柔拒接吴石的求援电话，吴石被捕。

主导破案的谷正文深切体会到，当解放军的登陆作战被无限期拖延后，孤立无援的台共成员们意志消沉，被捕后很容易变节。不久后蔡孝乾第二次被捕，供出一切，台共被彻底摧毁。此时，尽管共产党的整体实力远强于国民党，但它在台湾的谍战以全军覆没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