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师长们的故事(连载二)
时间：2021-02-19 07:58:4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毕竟是书生”的周一良
还有一些老师没有直接给我们授课，但是也有所接触和了解。
这些老师中，首推周一良先生。我们入学时，周先生是历史系副主任，世界史教研室的教授。他没有给我们上过专业课，但是教授中第一个给我们讲课的就是周先生。那是系里搞入学教育，他作为专家型的领导给我们讲了一课。主持人给我们介绍了他的职务，还特别讲到，他是共产党员，是知识分子无产阶级革命化的代表。讲课内容大部分记不清了，好像主要是灌输专业思想，讲历史系的学生就要热爱历史学习历史，不仅要热爱学习中国历史，还要热爱学习世界历史，学习历史具有的重要意义；还讲到考上了北大，千万不要骄傲等等。刻骨铭心的是周先生那种学者风度和气质，中等个，白净脸，不太浓密的白发梳理得有条不紊，穿着得体，衣料高档，裤缝笔直。尤其是他的举手投足，都显示出高级知识分子的儒雅气度。当时令我们惊讶和不解的是，他手上竟然戴着一只金戒指，以至有些思想比较“左”的同学，觉得他不像共产党员，而像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这是周一良先生与夫人结婚时的定亲信物，已经戴了20多年。据周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一书里讲，1966年文革一开始，周先生为了怕找麻烦，就想摘下来，由于年深日久，自己已经取不下来，还是到海淀找行家锯断才拿掉的。
后来得知，周先生祖籍安徽东至，生于山东青岛。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他的父亲就是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周叔弢，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藏书家、文物鉴赏家。文革中批判刘少奇讲的“剥削有功论”，就出自刘少奇在天津与他的谈话。
周一良先生出身世家，家学渊源，自幼聪明好学的他1931年就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翌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毕业。与杨联升同是陈寅恪的弟子。他才华过人，连杨联升都承认，在当时的青年学者中，周一良是最有希望继承陈老先生衣钵的。后来他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获博士学位，1945年，傅斯年向为北京大学延揽人才的胡适推荐人选，周一良排名第一。1946年，陈寅恪到美国去，见了赵元任，还特别打听周一良的消息，对他的状况极为关注。1946年，周先生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回国，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一年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转任历史系教授，并曾兼系主任。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及主任。还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第三卷编委会编委、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一良先生通晓数种外语，甚笃汉学，学贯中西，学术成果颇丰。论著已结集者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63）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1985）。此外，他对中国佛教史及敦煌文献也有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他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这个领域的著述代表作是高校教材《亚洲各国古代史》。上世纪60年代周先生主持过世界现代史教材的编写，又与武汉大学教授吴于廑共同主编了4卷本《世界通史》（他负责东方及中外关系部分）。我们在学校学习世界史上课用的就是这本教材。该书1988年获得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81年，周一良以近古稀之年应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后任常务副主任，并兼任分支学科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主编。周先生于2001年10月23日逝世，他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在世界史研究方面，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我们与周先生再次直接接触已经是文革开始以后了。记得是1966年6月初，我们从半工半读的昌平分校奉命回本校参加文革，最初住在东操场第一体育馆。不久，工作组进校进系，就开始组织学生揭发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天晚上，疯狂了的学生首先把系里行政领导拉上台上批斗，然后就是大牌教授们。记得周先生参加会议时还是衣着光鲜，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突然被几个“革命”得出奇的学生吼叫着点名押上主席台，让他与其他十几位党政领导一起低头认罪，接受批判。当时好像还有人要动手打他，被一个还懂一些政策、头脑尚比较冷静的人拦住了，但却没有也不可能阻止住周先生从此走向厄运和政治恶斗的旋涡。他的家被抄，人被打，还戴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美国特务”、“反共老手”、“老保翻天急先锋”5顶大帽子。第一个是指副系主任、总支委员，第二个是指知名教授，第三个是指在美国待过，第四个是指他在燕京大学当研究生演讲时的照片上有国民党旗，第五个是指他文革中反对过聂元梓，总之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让周先生更加知名和富有争议的,就是他文革后期参加“梁效”写作组了。他是这个写作组的“四老”之一，文革后备受知识界的诟病。据说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曾以“一个老朋友”的名义给周先生修书一封，内容只有4个字：无耻之尤。难能可贵的是，周先生对这些事的态度，淡然处之，还一度把这4个字压在玻璃板下，以资警惕。当然，后来人们逐步了解到事实真相，都有所表示。启功先生与周先生在后人的调解下，也虽未相逢一笑，却抿了以前恩仇，并且互相赠书，以复往日情谊。
1980年，北大校党委曾宣布：周一良等同志参加“梁效”工作，是由组织派去的，他们在“梁效”期间犯有错误，写过错误文章，应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待，进行解释，他们个人是没有责任的。虽然如此，周一良在政治上人格上还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后来不少人都理解了，毕竟还有早逝而未得了解真相没有释怀的，陈寅恪先生就是这样，他的全集中，就把所有涉及周一良的内容都删去了。须知，周先生可是他当年最器重的门生啊！
周先生的儿子在文章中写道：解放前夕，周一良同情共产党，在家里曾掩护过朱镕基、艾知生等共产党员，后来，父子俩由于经历不同，一些政见不一，曾多次辩论，一次周先生甚至摔下筷子拂袖而去。读到这里，不禁感慨万端。
为情而殇秦文炯
秦文炯老师是1957年毕业的师长，他当时是汪篯先生的助教，在课下给我们当过辅导老师。他个子很高，白净略长的脸，讲起话来也是川音普通话还有些口吃。文革中跟我们接触较多，毛笔字写得很有特色，字如其人，清秀俊雅，一笔一画，一丝不苟。
我们毕业后不久，忽然听说这位四川才子已经死于非命，原因是老婆在青海，调不到北大，只好舍弃母校，调回青海与老婆团聚。没想到发现老婆早已红杏出墙，一气之下，投河身亡。听了此讯，我们一是为英才早逝不胜痛伤，二也叹息他太没出息，为了一个不贞的女人竟如此奢费自己的生命，堂堂北京大学一教师，找个女人做老婆是件容易的事，干嘛非一棵树上吊死！近40年后，才知道秦文炯娶的这个老婆是四川军阀王陵基的外孙女，是他苦苦追求的女方，自然一往情深，投入甚多。文革中才在北大结的婚，1970年就为她“殉情”。大概是满怀希望而又失望至极。无论如何，这也是不值得的。
从助教到专家的吴宗国
吴宗国是辅导过我们的另一个青年教师，他身材魁梧，性格内敛。他也是从事隋唐史的研究的。文革前接触不多，因为辅导是到学生宿舍，预先若不通知，去图书馆学习的同学们不一定都能见得到。接触多是文革中工军宣队进校以后，吴宗国老师与张传玺老师一块儿在我们班，算是“一条战壕的战友”。他们上班就到我们宿舍，一块儿讨论问题，一块儿开展所谓“大批判”。记忆中，吴老师得毛笔字写的也是端端正正，像他的面目表情一样，不苟言笑。那时候一个系一个“大批判专栏”，我是负责人。稿子一般由学生撰写，抄写大字报则大部分由教师们特别是年轻教师完成，因为他们这个年纪，从小都练过毛笔字，有一定功底，写起来又都很认真。老师们没有了师道尊严，和我们关系处得像同事一样。毕业后，与吴老师再无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