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公报》的改组与转型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大公报》之所以能够成为新中国财经战线的机关报，与它作为民办报纸的影响力有关，与它政治立场的适时转变有关，与它对于资本主义的了解、对于国际问题报道的熟捻有关。《大公报》的成功改组和转型，反映了中共对于优秀文化资产改造和利用的有效性，有成功的经验和可资吸取的教训。

[关键词]《大公报》 财经战线　转型

[中图分类号]G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7)05－0092－07

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民办报纸之一，《大公报》因为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讨论、思考与追求而引人注目。新中国成立以后，公私合营后的《大公报》在1953年又成为新中国财经战线的机关报，参与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选择《大公报》作为新中国财经战线的机关报，这其中显然有中央的考虑。另外，对于《大公报》的成功改组和转型，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一、建国前《大公报》的立场

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秉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作为一份无党派的报纸，《大公报》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瞩目和尊重，赢得了读者的认同和欢迎，几乎引导了一个时代的舆论。1941年，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授予其新闻奖章，表彰该报自创办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在抗战中做出的巨大贡献。这是中国唯一获得世界著名新闻学府表彰的报纸。1980年联合国将《大公报》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陈列在联合国总部供人参观。

1958年周恩来总理谈到《大公报》的贡献时曾说过：“她是爱国的”，“她是坚持抗日”的。1944年，毛泽东对采访延安的《大公报》记者孔昭恺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实际上，毛泽东是指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命令各家报刊称共产党为“匪”，而《大公报》却没有附和。1945年国共和谈期间，毛泽东于9月5日、20日两次在红岩新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会见《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编辑部主任孔昭恺、采访部主任王文彬。毛泽东这两次谈话要点《大公报》均有报道。9月20日，《大公报》领导人在李子坝季鸾堂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董必武。宴会结束后，毛泽东还为《大公报》员工题字“为人民服务”。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腐败使《大公报》转向爱国、民主，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骂其为“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何去何从，《大公报》陷入两难。在中共派人报社内部地下党员的努力下，在转达毛泽东希望王芸生参加新政协的口头邀请后，王芸生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6月17日，《大公报》上海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大公报是具有政治与文化两重机能的私营企业，它检讨过去，开拓未来，也正是扬弃旧污，开拓新生。”“今后的大公报，从经济观点说，是私营企业，而在精神上，是属于人民的。”这些言论所表达的立场为以后《大公报》服务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公报》在大陆的情况

在解放战争期间，《大公报》以上海为总管理处，发行沪版、津版、渝版和港版。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重庆《大公报》经过公私合营后，在其基础上创办《重庆日报》，成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天津《大公报》改组，由毛泽东亲自易名为《进步日报》，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香港《大公报》由于仍属于英国方面管辖，不予干预。上海解放后，《大公报》未做大的调整，继续出版。对于上海解放、新政协会议的召开、中共建党28周年以及“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增产节约等重大事件，《大公报》均给予全力报道，作为一份私营报纸，这在以往是不多见的。

《大公报》上海总部作为总管理处开支较大，自负盈亏比较吃力。解放初期，上海《大公报》销售16万份，到1952年已降至6．3万份，广告收入亦大减，仅为四年前的40％。到1952年10月，报馆合计累赔41亿多元，折合美元大约20万元，当年向政府借款总数已超过《大公报》总资产的一半以上。早在1949年11月30日，中宣部就曾致电华东局宣传部：“私营报纸及公私合营报纸，在现阶段，有其一定的必要，故应有条件予以扶助”；并要求华东局宣传部扶助《大公报》，“拨给适当数目纸张，作为公股投入该报。”这种经济扶助有别于银行贷款，直接作为股份投入，使得私营报纸的产权结构开始发生转变。作为民营报纸，享有盛名的《大公报》之所以变成这种情况是有深刻的原因的。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严格的新闻内容管制和随后实行的分工体制对《大公报》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一政策使得私营报纸在发行市场上面临着一种不利的局面：办报特色逐渐淡化，新闻报道无法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即读者对私营报纸的需求量下降；分工体制使私营报纸的读者只能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使原来具有全国影响的私营大报只能放弃外地市场，影响了报业的发行市场。

其次，发行渠道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解放初期，私营报纸的生产和发行都是以报社为独立主体进行的。但在1949年底召开的全国报纸经理会议要求“报纸发行工作……逐步地全部移交邮局办理”。1950年春中国报纸发行即逐步开始实行“邮发合一”，报纸发行成为各级邮电局主要业务；报纸被划分为全国、大区、省城、专区、直辖市等各种级别，并限定各自的发行范围；各报社在报纸交由邮局发行时，原有发行人员全部(或一部)调归邮电局领导，列入邮电局编制。比起党报，私营报纸与邮电局签订“邮发合一”协议相对较晚，但“邮发合一”在当时是大势所趋，各报的发行系统逐步转向邮局。政府规定实行“邮发合一”，目的在于节约发行力量，扩大报纸的发行面，简化发行系统。邮局在开始发行报纸时是将其视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但实质上报纸发行成为邮局的专营业务，处于行政垄断的有利地位。在发行统一交由邮局代理之后，私营报纸剥离了原有的发行部门和人员，原先经理部和编辑部并重的组织结构演变为以编辑部为主。这就意味着，私营报纸的生产仍由报社进行，但销售已经纳入整个报纸生产消费的计划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中，生产者(报社，特别是中共党报)享受国家财政补贴，作为产品的新闻纸既在质量(报道内容)上受到严密的管制，在数量(发行)上也受到定期定额的严格管理；消费者以各机关和干部为主，订阅乃至报纸的生产、流通、消费都依靠财政补贴，从而形成了一个财政资金的循环。它面向的不是竞争的市场，而是计划体制。受此影响，私营的《大公报》处境极为艰难。

第三，建国后的报纸以公费订阅为主，每逢政府号召增产节约，首先被停订的就是民营报纸。再加上上海报纸分工后，各报划分有一定的读者对象：《申报》停刊后改出《解放日报》，为上海市委机关报，以党政干部为读者对象；《新闻报》改为《新闻日报》，仍为工商界的报纸；《文汇报》以中小知识分子为读者对象；《大公报》则重点面向高级知识分子。但是，《大公报》面对的读者对象，往往比一般人更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更需要了解和懂

得党的方针政策，碰到问题后，他们一般都要看党报怎么说，而不是看《大公报》这样的民营报纸。除了这几份报纸，还有一份综合性报纸《新民晚报》。就连《大公报》老报人也认为，这样五份报纸，内容相对雷同，面孔也比较单一，在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确实显得报纸过多。

三、成为新中国财经战线机关报的契机

面对《大公报》办不下去的危险，该报总编辑王芸生不愿意再向中央要钱。他认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北京，重要的信息来源在北京，一份全国性的大报，报社不设在北京，报纸的影响和销售量不可能扩大。1952年夏天，王芸生到北京找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大公报》碰到的困难，要求中央帮助解决。同时，王芸生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托陆定一转呈。不久，毛泽东电召王芸生进京。听完王芸生汇报后，毛泽东当即指示：“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择地建新址。报名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报道分工是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

于是，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拟定了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北京《大公报》的方案。合并后的北京《大公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是一份以财经、国际宣传为重点的全国性大报，先暂时在天津出版，由国家拨款在北京建立新馆，俟新馆建成后，再迁京出版。通过这次合并，《大公报》和《进步日报》这两份地方性的报纸，升格为中央一级的全国性大报。

从资产性质来说，此时内地《大公报》已经基本上属于国家所有了，但仍按公私合营处理。1949年，改组创办的天津《进步日报》还是一份民营报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领取任何补助和津贴，由于有天津市委的支持，收支平衡。1952年，在原《大公报》重庆版基础上创办的《重庆日报》变成了重庆市委机关报，实际上在1951年，因总馆无力支持，难以为继，已经被重庆市委改为公私合营企业。前已述及，到1952年10月，上海《大公报》总馆当年向政府借款总数已超过《大公报》总资产的一半以上。1953年元旦，合并出版的北京《大公报》编辑人员基本全部到天津，经理部人员和工厂工人留在上海，由市委负责安排。《大公报》原有股份由政府核定后为6万股，一部分成为公股(约3.15万股投资，其中包括创办者吴鼎昌的0.9万股)，加入报社的王芸生等人的股份(约1.69万股因分红而来的股权)经做工作后作为“荣誉股”交出；私股部分约2万股，其中海外投资部分(7000股)暂不处理，创办者胡政之、张季鸾的股权约1.25万股(他们已在建国前去世)，由报社按每月补助胡的女儿50元、张的妻子160元处理。

对于《大公报》的宣传定位，中央是有考虑的。此时，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刚刚完成，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正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即将开始，客观形势要求有一份以财经为重点的全国性大报。李富春、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也都有此意，但重新办一份全国性报纸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投入，毛泽东的指示可谓两全其美，报道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使命就落在北京《大公报》身上了。另外，旧《大公报》在世界各地均派驻记者，素有“国际问题报道快捷”的美誉。原任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张季鸾都是留日学生，对日本问题有较深研究；王芸生也是日本问题专家。《大公报》对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经常发表较深刻的评论，负责国际问题报道比较有心得。改组后的《大公报》保存了这个传统，唯一的变化是由综合性报纸转到以财贸金融方面的评论报道为主的专业化报纸；由原报人重新组合集体合办的报纸，转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部门领导下出版的报纸。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国民经济“一五”计划时期以及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公报》将要承担向全国财贸战线的广大工作者传达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使命，同时还要报道国际问题，进行经济理论的思考和探索。

《大公报》能够担负起新中国经济建设宣传的这一光荣任务，与它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成就密不可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希望借助《大公报》的声望影响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经济工作者投身到经济建设的洪流中去，这是显而易见的。

四、向机关报转型的过程

应该说，中共中央对充分利用《大公报》是非常重视的，连续下发通知说明《大公报》的性质，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党组、中央政府各部门党组，重视运用《大公报》。

1953年1月14日，中央给各地指示，下发《关于重视运用光明日报和大公报的通知》，指出，原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指《光明日报》)，现已改为民主党派共同主办的报纸，上海《大公报》已和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仍以《大公报》名义于今年元旦时在天津出版。“这两个全国性的报纸在改组之后，均已按照中央的意见，重新确定了编辑方针，即：《光明日报》除仍保持各民主党派机关报的特点，报道各民主党派工作和学习外，确定以报道和讨论文化教育工作问题为主，《大公报》除加强国际问题报道外，确定以报道和讨论财政经济问题特别是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为主。”中央要求，中央一级的财经工作部门，特别是财政部、商业部、粮食部、轻工业部、全国合作总社、人民银行、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及劳动部等部门和教育文化部门的党组，应分别指定专人和这两个报纸取得经常的联系，指导其编辑采访和评论工作。应给这两个报纸的经过正式介绍的工作人员以必要的帮助和便利，纠正过去有意无意加以排斥和冷遇的倾向。当时《光明日报》为国营报纸，《大公报》实际上是公私合营的报纸。这两个报纸1953年度发行计划经过中央出版总署批准，要求各级党委通知各地邮局，很好地进行推销工作，不得有所歧视。

1954年10月6日，中宣部又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宣传部、国务院、各部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下发《关于大公报若干问题通知》，指出，《大公报》自执行中央方针以来，内容已有改进，发行数已增至9.5万份，经营方面每月已有盈余。现为加强《大公报》工作已增派党员杨永直、袁毓明二同志参加该报领导工作，杨任该报副社长、袁任该报总编辑。并明确指出：(1)中央曾明确规定《大公报》以财政经济贸易方面的工作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其主要的宣传报道内容，并准备条件向财政经济方面的专业报纸的方向发展，此外，并可适当注意配合国际问题的宣传和报道，这一方针今后仍应继续贯彻执行，现《大公报》实际已是党领导的公私合营的报纸，但为适应国内外的政治情况，目前对外仍保持私营的面目。各有关地区和部门的党组织应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的精神对待《大公报》并予以应得的协助。(2)《大公报》编辑部的主要部分决定逐步由天津迁移北京。由中宣部通过该报的党组实现党的领导。但天津市委仍应负责领导和管理该报在天津部分的日常工作和党的生活，特别是要负责领导该报有关天津市的工作的宣传，包括财经贸易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方面的宣传，并协助解决所需的工作干部，纯洁和整顿该报的编辑部。《大公报》企业方面的问题，应由中央文化出版事业管理局(即以前的出版总署)统一管理。(3)中央一级及各省市财

经工作部门的党组和党员负责人应切实执行中央关于重视运用《大公报》进行宣传报道的通知，对《大公报》的宣传报道工作予以指导和协助，例如吸取他们的党员干部参加有关的会议，阅读有关的文件，指导《大公报》记者进行采访工作，审阅《大公报》有关的言论等。(4)《大公报》党组织由杨永直、孟秋江、李纯青、袁毓明、李光一、潘静远、姚仲文等七位同志组成，杨永直为党组书记，孟秋江为副书记。上述党组成员可同中央各省市财经部门负责人建立必要的联系。

1956年3月大公报社总编室编写的材料也说明了它与《人民日报》经济报道的区别以及它的报道定位：“人民日报的经济宣传的重点是重工业和农业合作化，大公报的经济宣传主要是在国民经济中的轻工业和手工业与商业这些领域，由于这些部门里私营经济又占相当比重，所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方面的宣传报道是大公报的主要内容之一。此外，大公报在经济宣传中还着重进行财政、金融、邮电等方面的宣传工作。”

另外，国家计委、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人委对《大公报》在北京建设报馆十分重视，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拨出专款在宣武区永安路18号新建报馆。1955年6月16日，大公报社给文化部转国务院二办的报告中曾对报社建设情况做了说明：“一、地点：永定门内永安路，此处已确定为都市规划区，可以建筑四层以上的高层建筑。二、基建工地上的住户准备于6月20日后开始迁移，城外新建民房已完工，永安路拆除民房补偿及迁移费等均已发完，这方面投资达43万元……四、原定办公楼造价123元／平方公尺(防空室200元)总造价7438万元，现消减为100元(防200元)，总造价6319万元。五、工厂厂房原造价137元，总价3629万元，现减为130元，总价3444万元，消减了185万元。以上合计加设计费2％(195万元)为9958万元，较原价11288万元减了1330万元。”

大公报社新馆于1955年8月中旬开始施工，1956年八九月间落成。1956年10月1日，《大公报》正式在北京出版发行。王芸生继续担任社长，袁毓明担任总编辑(1957年反右斗争后由常芝青接替)，曹谷冰担任经理。

1957年9月9日，《大公报》根据中宣部指示，进一步明确《大公报》的编辑方针，是“一张以报道财政、经济、贸易为重点，并作国际问题宣传报道的全国性的政治性的国营报纸”。

1960年，中央明确指示，《大公报》继续做国际问题宣传报道工作(包括配合外交斗争和对读者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并较多地注意日本问题。《大公报》宣传报道的重点既在财经方面，也应该较多地注意国际经济问题宣传和研究。

1961年9月20日，商业部办公厅主任肖凡对《大公报》理论宣传提了几点意见，引起了《大公报》领导的关注。肖凡建议，“大公报理论宣传面可以更扩大一些，搞一些古为今用的材料，介绍一些兄弟国家在经济工作方面的做法。大公，人民是主要读物，光明，文汇没订，也顾不上看。希望我报能约请对中国经济史有专门研究的学者专家就中国经济史上有关古为今用的材料，搞些专题分析研究一下，对今天的经济工作开展很有参考、启发价值，也为扩大理论宣传报道面，提供了一个新的课题，还可开展一些学术讨论，把理论宣传搞得更活跃些。目前所登的一些文章太偏重于阐述政策，感到索然无味。”他认为《大公报》可以发表一些介乎《光明日报》与现在《大公报》发表的文章之间的学术论文。

根据广大基层经济工作者的要求并报批中央同意，1962年《大公报》依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开辟的《世界经济》栏目为当时稍嫌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盟友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成就的报道也为广大经济建设工作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意义重大。《世界经济》一般是每周三出版，一直持续到1966年8月，共出刊153期，刊登文章近千篇。

1964年《大公报》创办的《经济评论》周刊汇聚了一批经济学界的理论精英，他们敢于鸣放，认真探索，在理论上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进行把脉梳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看法。1963年11月8日，《经济评论》周刊第一次编委会召开。出席编委会的人有：中宣部于光远、中央办公厅财经组梅行、国家计委研究室杨波、国家经委研究室马洪、《经济消息》编辑部骆风、经济研究所孙冶方、国务院农林办钟元，还有国家财贸办理论组组长何畏、潘静远和《大公报》常芝青、胡邦定。11月21日，《大公报》对《经济评论》周刊的有关问题进行了重申说明，特别提到了周刊的规格：“为加强经济理论宣传，提高宣传质量，经中宣部和国务院财贸办同意，将现在每周分散刊出的经济论文改为周刊，每星期在报纸上刊出一次，刊名定为《经济评论》，由中央各经济部门的有关同志和报刊同志共同组成编委会。”当时，《经济评论》周刊的编委会由以下人员组成：梅行、杨波、马洪、骆风、邝日安(经济研究所)、施铸英(国务院农林办秘书组)、何畏、潘静远、胡邦定。编委会每季度或半年开会一次。1964年2月17日，何畏在给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中，通报了《大公报》创办《经济评论》周刊的有关情况。1964年3月27日，《经济评论》第1期出版发行。《经济评论》周刊出版后，受到广大经济工作者的关注和好评，刊登了大量有关经济建设的探索性文章，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1966年4月23日《经济评论》周刊出至第95期便戛然而止。

应该说，作为中央财经战线机关报的《大公报》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参与和报道极大地促进了基层经济工作者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作用显著。不过，尽管中央明确规定《大公报》是中央一级的财经战线机关报，但是报纸主管单位的变化频度过快，1953～1957年的《大公报》归中宣部领导，1957～1958年归国务院第五办公室领导，1958～1960年归中共中央财贸部领导，1960～1966年归国务院财贸办公室领导。这对《大公报》扩大发行和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也造成了《大公报》影响力的弱化，无法真正担负起全国财经宣传报道一盘棋的重任。

作为中央财经战线机关报，《大公报》的职能总共持续了十多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北京《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宣布停刊。1978年，李先念希望办一份以财贸为主要宣传内容的报纸，他想起了北京《大公报》的旧部，调集原北京《大公报》总编辑常芝青等8人进行筹备，但终因有不同意见，使这份报纸在内地复刊的愿望成了泡影。最后的结果是，出版了另一份报纸《财贸战线》。1981年1月1日，《财贸战线》改名为《中国财贸报》；1983年1月1日，《中国财贸报》改名为《经济日报》。这些报纸和原来的北京《大公报》已经没有直接的关系了。

责任编辑：叶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