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童谣的原生态文化特质与传承

摘要：商洛地处秦岭东段南麓，丹江上游，大部分属长江流域，商洛境内有商山、洛水而得名，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商洛流行着一大批具有鲜明的大秦岭地域特色的童谣，为儿童文学研究原生态童谣提供了丰富的地域性资料。然而，在历史演变和传承的过程中商洛童谣却面临传承的困境。文章在收集作品的基础上，分析挖掘商洛童谣的原生态文化特质，分析在传承中陷入困境的原因，并以儿童文化的视角予以梳理思考，建议以当代儿歌创作推广为载体，通过商洛童谣对幼儿进行儿童艺术教育，使原生态童谣得以薪火相传。

关键词：商洛童谣；原生态文化；儿童教育；儿歌创作

中图分类号：I05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4016605

商洛地处陕西南部秦巴山地，属于稻作文化过渡带，为商山环抱，北接太华，东邻鄂、豫，为关中通江淮之门，所谓“绕霤之固，南当荆楚”[1]，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史文化亦极为悠久。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汉高祖发巴蜀，伐三秦，遣蜀七姓于商洛，其俗多猎山伐木，深有楚风。”此地因群山环绕，道仄难行，素有“六百商淤路，崎岖古共闻”[2]之称。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这里的人民脚踏厚地，背靠山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足自乐，代代传承，形成了与关中文化、荆楚文化既有关联又颇为独特的秦风楚韵文化特征，遗存在商洛的原始童谣就彰显了浓郁的民俗文化的个性，具有丰富的地方特色，成为一方的天籁之音。

一、商洛童谣的原生态文化特质

（一）商洛童谣的地域性文化特质

在周代，华夏文化主要由南、北两支文化合而组成。北支文化为中原文化，它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南支文化即楚文化，它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而中原文化的典型代表则是诞生于黄河流域的秦文化。古人把“风”作为形成地方文化特性的根源，是认识到自然条件对人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以及性格心态、文化心理的决定性作用。长期以来人们把商洛童谣的地域特点归结为“秦风楚韵”，既有北方之旷野，又有南方之灵秀。那么，商洛童谣的地域性特征形成的原因从自然因素看，长江的重要支流丹江发源于商洛并纵贯全程，使其气候物产都具有了长江文化的特点；从历史沿革看，商洛是川、陕、豫、鄂四省交界地带，许多地方历史上原属楚国，后归秦汉，又曾是三国时蜀的一部分，自古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加上历史上又有多次大规模的移民，许多江南人移居陕南，使得商洛形成了以楚文化为主体的多种文化交融汇集之地；从商洛人的性格特征、生活习俗、语言特征、民间文艺等方面看，也具有楚文化的鲜明特征。

公元前223年，楚国国势日蹙，不久被秦国消灭。秦楚两国的人民从对峙虎视，各不相让走向了南北的大融合。“楚文化的多元性和秦文化的一体化也在此得到了互补”[3]。楚人的开放，亲鬼好巫，天人合一，追求浪漫逐渐和秦文化的尚土崇龙，敬鬼远神，天人相分，注重现实的特点相融合。秦之后，随着西汉王朝的建立，大一统的华夏文化逐步趋于完善成熟，富含秦、楚文化特征的商洛地域文化，因为地近长安而被刷新。

“一把芝麻撒上天，我有山歌万万千”。商洛童谣，虽然质朴而略显粗糙，但它记录保存着商洛人民生产生活的历史和儿童情感发展的历史。商洛的自然风光、风俗习惯、方言俗语等，都是形成商洛童謠地域特色的重要因素。比如“蛋蛋笼，小小脚，提上笼笼上南坡。 上南坡，摘豆角，吃不了，给外婆。 外婆拿上乐呵呵，孙女比儿强得多”（《蛋蛋笼》）[4]。“蛋蛋笼”是商洛山区民众常用的方言，带有楚地的发音；“月亮夜光光，月亮夜光光，海棠河里洗衣裳， 洗得白白净净的，打发哥哥上学堂。学堂满，扎花板，扎谁呀，扎马呀！马呀一家好人家，铺红毡，盖红地，花花枕头摞一地”（《月亮光光》），“扎花板”是商洛当地的手工艺品；“一对白拐拐（小雀），飞到滴水岩，喝饱了，飞回来，不吃别家饭，要吃自家菜”（《恋家》）。“白拐拐”是商洛当地的方言。“一鼓嘟蒜，两鼓嘟蒜，我大把我卖到商南县。来，不得来，去，不得去。只有偷走好主意。走到上见我大，我大把我打了两锄把。走到学里见我哥，我哥写字不看我。走到场里见我猪，我猪给我哼哼哼，走到院里见我狗，我狗给我摇尾巴。走到灶火见我嫂，我嫂说：搅家女子又来啦！走到坑边见我妈，我妈说：哟！亲女儿！亲女儿！倩圪塔”（《倩圪塔》）。“我大”和“倩圪塔”都是商洛当地对人的称谓，“我大”是我爸爸的意思，“倩圪塔”是指长得好看的女孩子，这种开放活泼的童谣蕴含了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诸如此类的信息符号在商洛民间童谣中并不少见，从而为商洛童谣贴上醒目的“商洛标识”。

从商洛人的生活环境看，秦人的发祥地在中国西北地区，那里气候干燥，自然条件恶劣，农业收入甚低，人们以极不稳定的游牧生活为主。入主关中后，泾、洛二水之间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粮食产量极低。秦用韩国水工郑国开渠以沟通泾、洛二水，使泽卤之地变成沃野良田，从而使秦国逐渐富庶起来，很多关中一带的秦人迁徙到商洛，给商洛带来了秦文化的浸润，使商洛童谣呈现出现实主义风尚，拥有一种朴素、自然之美的秦文化特点，商洛童谣不仅是词采质朴，而且在众多的作品中都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风味，给人一种清新、朴实的感觉。如《商山万亩核桃林》反映民众的生活实践和心理精神活动；《捏柿饼》：“孝义湾里柿饼多，捏捏柿饼捏捏脚。”孝义湾在商洛与丹凤交界处，商州是柿子之乡，旧时的妇女都缠脚，年轻的姑娘一边在大人的监督下捏柿饼，一边偷偷地捏捏脚，生动真实。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童谣内容丰富、节奏快捷、动作成串、转换自如，敲锣打鼓的热闹型童谣，很符合儿童好动、求变、好奇的心理特征，极其适合儿童的朗读。商洛童谣的本质是快乐，很多作品几乎都贯穿了游戏精神，成为引发儿童情趣的发酵素，语言通俗活泼、情节生动有趣、风格轻松幽默，儿童往往是且歌且舞、且歌且戏，成为商洛童谣比较鲜明的闪光点之一。

（二）商洛童谣的分类

商洛童谣的形式丰富多彩，有民间原生态的连锁调、问答歌，还有字头歌、游戏歌，以及农时歌、时序歌等等，从内容上可分为以下三大类。

其一，生活类童谣。如“月亮走，我也走，我给月亮背花篓，一背背到老河口。开开后门摘石榴，石榴树下一篓油，姐妹三个梳光头，大姐梳的光溜溜，二姐梳的明溜溜，丢下三姐不会梳，一梳梳个狮子滚绣球。大姐生个金娃娃，二姐生个银娃娃，丢下三姐不会生，一生生个癞蛤蟆，一走，一歌哇，提住后腿摔死它”（《月亮走，我也走》）。“盘脚盘，过三年，三年满，桃花点。点油烟，油烟花，种芝麻，芝麻皮儿，喂毛驴。烧酒、黄酒，取给你的朋友”（《盘脚盘》）。“天上星星一颗颗 ，地上花儿一朵朵， 星星眨眼花儿笑，笑得花儿弯下腰 ”（《花儿笑》）。“核桃坡，核桃沟，核桃砭，核桃路。满山架岭核桃树，核桃结的碰人头。白胡老，踏云走，一个核桃一杓油。商山核桃到处滚，金水银水满地流。点核桃栽葡萄，沟沟洼洼点核桃，家家院院栽葡萄。点核桃，栽葡萄，商山丹水两大宝。金罐罐银串串，核桃树是金罐罐，葡萄架是银串串”（《商山万亩核桃林》）。“花篓”、“滚绣球”、“盘脚盘”、“核桃坡，核桃沟，核桃砭，核桃路”等物象，都是乡村民众生活中十分常见、非常熟悉、信手拈来的东西，无论歌者还是听者都心领神会，倍感亲切。

其二，游戏类童谣。如“ 你一我一，虫虫伙计。你两我两，豆角打掌。你三我三，金豆银砖。你四我四，牌牌写字。你五我五，咚咚擂鼓。你六我六，六把扇子遮日头。你七我七，七鹁鸽八野鸡。你八我八，八朵莲花。你九我九，红鞋绿口。你十我十，十字路上插红旗。你十一我十一，贼娃子半夜偷吃鸡，偷吃一个不得够，偷吃两个烧死了。等我起来看，把他烧成炭”（《花花手》此为幼童打花花手唱词）。“齐齐脚，靠阳坡。七斗八石，烧茶擀面。金胳膊，银胳膊，取绳去，勒这个。这个长，那个短，有钱的量麦子，没钱的拉出去”（《齐齐脚》捉迷藏前的唱词，被拉出去的蒙上眼睛）。“风来了，雨来了，舅舅背的鼓来了，风散了，雨断了，舅舅把鼓打烂了”（《风来了，雨来了》）。“折纸船 ，折纸船 ，折只纸船进水湾 放上几粒红豆豆 ，漂到岸边卸下船” （《折纸船 》）。这一类最能反映商洛童谣快乐、诙谐、幽默的风格，很多作品尽管皆出自普通民众之口，但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的手法，创造出自然浑成的意境，平直中呈现奇巧，俗熟中掘现新境。

其三，哄耍类童谣。如“莫打锤（打架），棒棒夺（戳）。夺出血来我有药。依儿唷，呀儿唷，夺一棒，燕（洒）一撮”；“我娃乖，噢！噢！我娃乖，我娃乖了穿花鞋，我娃不乖穿烂鞋”；“红堂碗，庄秀才，谁烧火，老外婆，谁调盐，盐不咸；谁调油，油葫芦。猴娃在河里搬石头，砸了猴娃脚指头。猴娃，猴娃，你别叫唤，你大给你娶媳妇，你妈给你纳棉袄，娶个媳妇没处睡，睡窑窝，没啥枕，枕棒槌；没啥盖，盖簸箕，棒棰滚了，簸箕溜了，把猴娃吓得蹴了”（《哄睡着》）；“可怪世人养子孙，长大不叫入学门，今年只说我娃小，明年又道我家贫，长大成人不识字，睁眼好似无目人，拿上白纸求人写，才知一字值千金”（《劝学歌》）；“月亮月亮爷光光，把牛么到梁上，放牛的娃子烧香呦，给娃找个婆娘，月亮月亮爷光光，把牛么到梁上，苗苗快长呦，给娃养个小儿郎”（《月亮爷爷》）。

商洛童谣是民间的产物，具有保存商洛文化、反映商洛风情的功用。童谣的句式及字数较短，在意思表达上有时不够完整，这与儿童的思想，用语有关，即便如此，在字里行间，我们依然能發现与商洛文化有关的蛛丝马迹。

（三）商洛童谣的艺术特质

艺术形式虽有雅俗之分，艺术魅力却无高下之别。商洛童谣虽出自“小夫贱隶、妇人孩子”之口，其中有不少人还是一辈子未走出大山、未进入学堂的文盲，但不能说童谣没有艺术含量。恰恰相反，这些心有所动、直抒胸臆的即兴创作，不乏天籁自鸣的经典佳作，其艺术韵味，对文人创作也不无启迪。我们在品味商洛童谣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商洛童谣独到的艺术魅力。

1.商洛童谣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与民族文学优良传统一脉相承

自古以来老百姓就是通过自己创作的歌谣来真实反映和记录他们的生活、情感和心愿。辛勤劳作在商洛山中的老百姓，正是秉承了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即事即情，随兴创作，直抒胸臆。不求传世之誉，无需刻意雕琢，没有利禄之诱，无需取媚于俗。他们的即兴创作，表现出“我口唱我心”的艺术气骨，老百姓就是在这种艺术气骨的鼓荡下，在十分艰苦的商洛土地上生产着、生活着、创作着、传唱着。在商洛，童谣不仅是孩子游戏玩耍的承载，也是很多成人生活的有机部分，正如一首商洛山歌所唱：“歌谣本是古人留，留给后人解忧愁。三天不把歌谣唱，吃奶的孩子也白头。”[4]在山村百姓的生活中诞生的童谣，在传唱中记录孩子成长的足迹，且行且歌，我歌唱我心。例如《农时歌》就反映了商洛四季时令特点和农人的主要生产劳动：“正月初一气象新，男女老少喜盈盈。十五元宵雪打灯，高跷社火耍得火；二月初二龙抬头，冰雪融化备春耕；三月清明地泛绿，植树造林遍山沟；五月端午粽子酒，龙口夺食忙丰收；六月小暑莫迟疑，抓紧回茬种玉米；七月白露打核桃，前后十日种麦好。八月中秋月日圆，瓜果蔬菜香满园；九月重阳日西斜，姑娘下地把棉摘；十月立冬天变冷，种完麦子把地整；冬月过后天数九，家庭副业样样有；腊月煮粥下长面，锣鼓咚咚又一年。”

在这里生产生活、民间歌谣、乡村百姓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决定了商洛童谣“缘事而发、取事而写、即事抒情”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因而形成了商洛童谣重在表现“眼中景、手中事、心中情”的内容倾向。

2.商洛童谣既有质朴的率真风格，又有含蓄细腻的婉约韵致，南北民歌艺术之花在这块文化厚土上并蒂绽放

文学的地域风格源于文化的地域差异，正如袁行霈教授所揭示的那样：“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丰富着中国文学的风格、色彩。一个时期地域性相当突出，另一个时期又淡化下去而融入文学的民族特色之中，并为民族特色增加新的成分，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5]商洛童谣正好印证了这一规律。因为商洛处于南北文化交汇地带，加之特殊的自然地理、人文环境和历史原因，形成了兼具秦风楚韵的商洛文化。在这种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商洛童谣，也呈现出南北艺术并蒂绽放的鲜明特色。

商洛童谣有质朴率真火辣的一面，表现出北方民歌的典型特点，如《哄 睡 着》：“红堂碗，庄秀才，谁烧火，老外婆，谁调盐，盐不咸；谁调油，油葫芦。猴娃在河里搬石头，砸了猴娃脚指头。猴娃，猴娃，你别叫唤，你大给你娶媳妇，你妈给你纳棉袄，娶个媳妇没处睡，睡窑窝，没啥枕，枕棒槌；没啥盖，盖簸箕，棒棰滚了，簸箕溜了，把猴娃吓得蹴了。”

商洛童谣也有温和细腻的南方民歌的风格。如《折纸船 》：“折纸船 ，折纸船 ，折只纸船进水湾 放上几粒红豆豆 ，漂到岸边卸下船。”鲜明的地域特色，成为商洛童谣无穷的、不断涌现的艺术魅力。

二、商洛童谣的传承困境

商洛童谣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富含了秦风楚韵的文化特质，在经历了绵绵历史长河中的传唱后，商洛童谣的传承却陷入了困境，这种困境来自于自身的传承缺失，也有现代化的强烈冲击。

（一）地域性的特质保持了商洛童谣的纯净和质朴，但也限制了传承的广度性

童谣的生命力在现代性话语中，“以口头传承为媒介的民间文艺的发达，代表着前现代时期的文化状态”[6]。在商洛，由于秦岭阻隔，曾经封闭落后、自给自足、淳朴自然，充满牧歌情调。这种文化状态，表现在人际关系领域，则是老百姓大多处于面对面的交流之中，极少有跨越大范围区域的人口流动与人际交往，“即便是大范围区域的人口流动，也几乎是整个村落、家族甚至族群的整体迁徙，这种整体性的迁徙产生的文化后果，是人们在迁徙的同时，背负着共同体的精神行囊”[6]。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社会生育制度》中提到：“孤立与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比较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7]这样的孤立使商洛童谣在传承的过程中陷入了一种困境。

（二）被上层统治者视为“鄙俗”、“浅陋”，被排斥在圣贤文化之外使商洛童谣的传承步履艰难

商洛童谣大多是老百姓随兴而发的情感表露，有些童谣充斥着与主流社会迥异的下意识的形态，表达的是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在相当多的商洛童谣作品中，面对统治者的腐朽没落，宣泄着老百姓愤懑与抵抗情绪，正因为这一缘故，口头文学从来都被上层统治者视为“鄙俗”、“浅陋”，而被排斥在圣贤文化之外，官方话语将民间话语排斥在话语领域之外，以致于民间话语基本上被湮没在官方话语中。许多商洛当地的年轻人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不愿传唱祖辈流传下来的童谣，认为这是下里巴人的文化，不入主流文化，使得商洛童谣在传承中遇到了种种困境。

（三）以印刷为代表的传播媒介的发达，冲击了几千年来民间面对面的信息传播方式

商洛童谣的传播媒介与现代性诉求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方式、封闭性的传播范围，以及宣扬相对稳定、保守的地方性意识形态，都与现代性话语中的“发展”、“进步”等诉求相悖逆，童谣对传诵个人的吟唱才能有较高的要求，其本身的瞬间性、记忆性、传承性等特点，与文字以及其他现代传播媒介的可复制性、永久性等特点相比较，从总体而言，决定了它在现代传播媒介发达时代的弱势命运。口头文学的弱势命运，也体现了以文字为主要手段的现代传播媒介對于“历史”创造的控制，权力政治通过历史的文本化使主流意识形态成为“经典”，进而排斥了非主流的、民间的、边缘的历史与声音，那些被文字等现代传播媒介书写、刻录的历史也就充当了强化权力政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即便是民间口头文学的历史书写，也被整合到主流意识形态范围内，因为民间文学的抵抗性质、狂欢特征，众多民间口耳相传的童谣，便再一次尘封在历史的背后。

三、商洛童谣的传承

童谣是儿童文学中儿童最早接触的一种文学样式，也是儿童最喜爱的文学样式之一。传唱童谣的主要群体也是儿童，从儿童文化的视角来梳理思考，解决商洛童谣传承的问题可以从儿童教育入手，结合社会力量，以当代儿歌创作推广为载体，通过商洛童谣对幼儿进行儿童艺术教育，使原生态童谣得以薪火相传。

（一）商洛童谣在当代儿童教育中的传承策略

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指出：“艺术的地域色彩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比做一个无穷的、不断涌现出来的魅力。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不能那样吸引我们，不能像差别那样有刺激性，那样令人鼓舞。如果文学知识主要是雷同，文学就要毁灭。”[8]商洛童谣的原生态文化特质之于中国的儿歌艺术，其意义正在于此。通过商洛童谣对幼儿进行儿童艺术教育，这恐怕是商洛童谣传承的极好途径，也是与现代接轨延续生命力的最佳方式。

1.继承与发展

唱歌是儿童的天性，人天生趋向于富有韵律感的歌唱，是童谣之所以发达的根本原因。因此，童谣在人类精神构成中便举足轻重。童谣音韵流利，趣味丰富，都含有一种自然美。而当代儿歌创作的发展，相比传统童谣，无论是审美趣味还是艺术质量，都没有超越传统童谣，好作品少，儿歌创作精品有如凤毛麟角，不求精美、粗制滥造的创作更是一种侵害，还有内容偏重教育功用，文化内涵苍白，缺少童谣那种童趣的、蓬勃的生命力，缺少了游戏性、娱乐性、谐趣性。商洛童谣如连锁调、问答歌、颠倒歌、绕口令等，这些优美形式应该得到传承和创新，应该继承并挖掘商洛童谣的传统艺术手法，将其艺术的生命通过当代儿童的儿歌教育发展下去，同时也有效促进当代儿童文学健康发展。

2.创作与流传

“童谣能不能流传下来，还要看它够不够口语化、具不具备音韵特点，童谣的创作比一般诗歌写作的要求要高”[9]。如今很多现代童谣的语言过于文学化、书面化，不符合儿童的口语习惯，这就引不起孩子的兴趣。而商洛原生态的童谣给我们的童谣创作带来新鲜的血液， 如 “风来了，雨来了，舅舅背的鼓来了，风散了，雨断了，舅舅把鼓打烂了”。念起这首童谣，几个小姑娘跳着橡皮筋、裙角飞扬的情形就会跃出许多人的记忆。而如今的新创童谣，“演出形式”似乎“偏静”了一点，最热闹也无非是小朋友们齐齐朗诵。过去的童谣很多都配上动作，或和游戏结合，在游戏中流传，大小朋友传给了小小朋友；而今天的童谣，显得有些“孤独”。商洛童谣正好提供了大量能让儿童动起来的作品，想必在这样的童谣熏陶下，孩子们不会再孤独。

3.汲取与提高

利用传统童谣语言鲜活通俗，韵律朗朗上口，寓教于乐，适于游戏等特性，“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儿童特点的原则，赋予古老童谣以时代精神和内容”[10]。汲取商洛童谣的形式，结合生活特色创编积极乐观、幽默有趣、能引导儿童追求真善美的歌谣。在收集、学唱、仿写、创作童谣中有所感悟，感悟中乐于接受童谣的导行，导行中转变自身行为方式而养成，养成中发展，发展中创新，使儿童乐于传承民间文学瑰宝，快乐接受教育，提高素養，健康成长。

（二）商洛童谣在社会环境中的传承策略

作为民间童谣的商洛童谣，它的传承应受到社会的大力宣传，社会应负起传承和创新童谣的责任。

其一，发挥文化部门的功能，营造唱童谣、写童谣的环境。政府部门的文化单位，如少年宫、博物馆等，开展有利商洛童谣传承的各项活动，如开展民间童谣征集活动，采取走访民间艺人、现场录音等方法，收藏整理商洛童谣，挑选优秀童谣做成受儿童喜欢的童谣歌曲，并组织儿童创作各种形式的表演，加大对商洛童谣的宣传力度，还可以建立专门的地方童谣网站，为儿童学习商洛童谣创设有利条件。

其二，鼓励儿童文学作家对商洛童谣进行学术研究。作为儿童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文学样式，童谣“它的内容涵盖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各地民俗风情，展现地方历史文化，更有当地人的精神特质和价值取向”[11]。儿童文学对童谣的学术研究，不仅能为当地社会与人的研究提供新的平台，也能让当地的儿童甚至更多的儿童充分认识地方童谣的价值，薪传童谣，感受到祖先传承下来的文化魅力。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王莽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李商隐.商淤新开路//李商隐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姚怀亮.“秦风楚韵”探析[N].商洛日报，2010-01-19.

[4]商洛地区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委员会.商洛地区民间歌谣集成[Z].1992.

[5]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6]刘晓春.当下民谣的意识形态[J].新东方，2002（3）.

[7]费孝通.乡土社会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9.

[8]褚东郊.中国儿歌的研究[J].小说月报，1926（26）.

[9]谭达先.民间童谣散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

[10]钟敬文.歌谣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11]郑薏苡.民间童谣在当代儿童教育中的传承策略研究[J].教育科学，2011（2）：32-35.

（责任编辑彭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