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时我是一个皇帝
时间：2021-02-25 08:02:3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写作时我是一个皇帝
访谈人：石一龙
我毫不疑问地选幸福的童年
石一龙（以下简称石）：迄今为止，你已经出版了很多书了，在你的那么多作品中间，你自己最喜欢哪一部作品？
莫言（以下简称莫）：这是一个非常大众化的问题，回答过无数遍，确实很难说最喜欢哪一部作品。我从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到2001年已经20年了。这20年的创作过程大致可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代表作是《售棉大路》《民间音乐》，这些作品虽然也受到了一些赞扬，但其实都是摹仿之作。但不能因为有摹仿的痕迹就彻底否定它，它还是表现了我在写作上的一点才华，或者可以说尽管有摹仿——客气地说是借鉴——，但还是有我自己的独特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描红”的阶段，也就没有后来的作品。
第二个阶段的代表作品应该是《透明的红萝卜》和《爆炸》。《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成名作，写于1984年冬，发表于1985年春天的《中国作家》，当时冯牧先生主编《中国作家》，为这篇作品，该刊召开过一个规模很大的讨论会，连汪曾琪先生都与会说了不少赞扬的话。直到现在很多人还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作品，我不这么看。最近因为要编集子，把过去的作品重读了一遍，我发现《透明的红萝卜》有一种朴素的、原始的东西——那时说完全不懂文学夸张了一点，可以说几乎不懂文学，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我靠个人生活的累积和对艺术的直觉写出了这样的作品，所以它是朴素和浑然天成的。但不能因为这些理由就说它是最好的。譬如《爆炸》的沉重的痛苦，《枯河》的彻骨的悲凉，都是《透明的红萝卜》里所没有的。
第三个阶段应该以《红高粱》为始，这是我知名度最高的一部作品，在被改编成电影之前就很轰动，电影的得奖又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红高粱》既然被那么多人津津乐道，应该是一部好作品。
《红蝗》《欢乐》这两个大中篇的发表应该是我创作的第四个阶段。随着这两部小说的发表，批评和辱骂就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最近编集子时，认真地读了它们，发现它们与《红高粱》有不一样的东西，现在的我，其实已经不可能再写出这样的作品。
然后进入了长篇小说创作的阶段：《红高粱家族》可以算作一部长篇，但在结构上乏善可陈。因为写的时候没想到要写成长篇，是先写了一个中篇，反响挺好，于是一发而不可收，一篇接一篇地如法炮制，这也有刊物编辑部的原因。固然后来把它们组合成一个长篇来出版，但作为一个长篇的结构还是不成熟的，起码没有原创性，当时，这样的系列中篇拼成的长篇很多。记得《解放军文艺》在北太平庄曾经开过一次影响很大的会，当时的“黑马”刘晓波在会上说：如果莫言一开始就把《红高粱》当成长篇来写，会产生石破天惊的效果，写成一个个的中篇，把力量稀释了，给人重复之感。他的意见很有道理，我自己也感到很惋惜。
《天堂蒜薹之歌》是受了一个真实事件的刺激而作，完全是出于一种义愤，出于对农民的一种同情，出于对下层生活的关注。当时我感觉到自己就是一个农民，虽然生活在城市，但骨子里还是农民。这部小说里有愤怒有情感，但在艺术上没有什么新东西。随后的《十三步》比较精致，一方面它是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另一方面，在技术上做了一些探索。直到现在《十三步》也是我的一部登峰造极的作品，至今我也没有看到别的作家写得比《十三步》更复杂，我把汉语里面能够使用的人称或者视角都试验了一遍。
接下来就是《酒国》。这部小说发表以后没有什么反响，许多评论家根本就不知道我曾经写过这样一本书。后来是国外的一些汉学家开始关注这本书，然后把消息反馈回来，上海的几个年轻批评家组织了一个对谈，才使这本书的影响逐渐地扩大开来。《酒国》在结构上有它的独到之处，对多种文体进行了戏仿。
《酒国》之后我写过一些中短篇小说，然后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丰乳肥臀》。此书得了“大家文学奖”后，随即就被辱骂淹没。过了两年后，才有一些批评家站出来为《丰乳肥臀》辩护。我最近又把它重新整理了一遍，固然它存在着譬如故事上的枝杈横生、语言上铺张浪费等问题，但我还是被自己塑造出来的人物感动。我认为《丰乳肥臀》是我迄今为止最沉重的一本书，也是感情包含最丰富的一本书。不管这本书遭受过什么样的命运，如果要说代表作的话，这本书就是我的代表作。
转业之后创作的《红树林》最早是写的电视剧本，为了配合投资电视剧的出版社，才把电视剧本改编成小说，这是一种半商业行为，无可奈何。《红树林》作为一部长篇来讲后半部存在着大量的问题。
《檀香刑》是我受到正面赞誉最多的一部小说，包括你的文章里提到的民间语言、结构的特殊性等。我基本上把自己的创作道路给梳理了一遍，但你要我说最喜欢自己的那部作品，我还是说不出来。
石：每一个作家都有一种经历，你可否讲讲你的成长经历，以及你的心路历程？
莫：我的经历其实很简单。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朱向前先生曾经把军队的两类作家进行了分析。一类以朱苏进、周涛、乔良为代表的，出身于军人世家，从小在大院里长大，父辈、甚至祖辈都是解放军出身，所以他们对这支军队是非常了解的，从根上了解，后来他们也当了兵，他们与军队、军营、军装的感情就像我跟土地、牛羊、庄稼的感情是一样的。另一类就是以我和李存葆为代表的出生于乡土的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在农村长大，然后参军入伍，在部队里经过个人的奋斗，入党、提干、上学，慢慢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我想，这两类作家的经历似乎泾渭分明，但在属于自己的类里，却有很多共同性。朱苏进、乔良都是在军营大院里长大的，区别就在于北京的军营或是南京的军营，共同性很多。我跟李存葆、阎连科、周大新也有很多共同性，大家都是在很贫困的农村长大，区别无非是山东的农村还是河南的农村，我了解的他们也全了解，我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他们的经历，这也决定我们创作的一些共同的方向。
但为什么我跟阎连科的作品、李存葆的作品、周大新的作品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呢？除了我们有共同点之外，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有一些特殊的东西。同样是出身在农村，出生在一个贫农、雇农家庭与出身在一个地主、富农家庭的孩子对农村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我家是一个上中农，处在贫农与富农之间的成分，几十年来，始终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现在世界发生了变化，但骨子里还有这种东西。所以说我的成长经历，跟部队的乡土作家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在解放后的中国，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金钱确实不是最重要的，当时农村的姑娘找婆家，假如你是一个地主或富农家的小伙子，家里日子过得很好，房子也盖得很好，小伙子也长得很漂亮，但由于你出身不好，贫农家的姑娘就不愿意嫁给你。反过来，你是一个贫农的孩子，你的长相不好，父母也不会过日子，家里邋邋遢遢、破破烂烂，但完全可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对象。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在当时却是很正常的。
在这种社会环境里，我感受最强烈的就是家庭出身问题——家庭出身介于敌人和自己人之间所承受的压力。因为这种夹缝状态，也就造成了我们所受的家庭教育，就是要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做人，时刻不要忘记把自己的尾巴夹住，时刻在别人面前保持一种谦恭的、卑微的态度，能不说话尽量不说话，实在逼你说话时千万不要说得罪人的话，碰到什么不平的事情，千万不要充当第一个出头的人，这些都是保护自己的生存原则。中农家庭教育几乎都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