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书写结硕果

凸凹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登上文坛以来，已经发表、出版了近550万字的各类作品。他由散文而小说，由散文家而小说家，在创作上经历诸多的变化。他生于京西，长于京西，扎根于京西，是继老舍、刘绍棠、浩然之后的又一位北京乡土作家。但他不仅属于京西，属于北京，也属于全国。他的作品已进入全国广大读者的视野。

凸凹的创作颇丰，既有《以经典的名义》、《风声在耳》、《无言的爱情》、《书性与人性》、《心比天大》等十几部散文集，又有《慢慢呻吟》、《玉碎》、《玄武》等8部长篇小说和若干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和评论集，可谓著作等身矣！今年春天，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最新的中短篇小说集《神医》，收录中短篇小说18篇。窃以为，这部中短篇集标志着凸凹小说创作的新变化，表明他在经历二十多年的创作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因此，本文拟以小说集《神医》为评论对象，探讨一下凸凹小说创作的创作道路与艺术个性。

新的创作姿态与新的叙事态度

凸凹在《神医》的《后记：温暖的书写》中讲述了他创作姿态的改变与叙事态度转化的情况。他说，由于他崇敬已故老作家汪曾祺先生的人格与文格，深受其“人间送小温”的写作之道的影响，“因此，我的写作姿态就放低了：写小人物，关注民间情感，把能贡献温暖当作自己的创作伦理。”这可以看作凸凹的新的创作宣言。

汪曾祺先生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写了一首打油诗，这首诗的开头几句是：“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这几句打油诗，可以视为汪曾祺为人为文的总结。“人间送小温”是他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汪曾祺谈论自己的创作和作品的文字不多，除了这几句诗以外，还有《关于〈受戒〉》和《〈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等创作谈。《关于〈受戒〉》是在《受戒》获奖之后应《小说选刊》编辑部之约写的，除了简述写作经过外还谈了一些重要的观点，例如说：“我的作品内在情绪是欢乐的……我相信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对于生活的信心的。”（《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这也许正是汪老所说的“人间送小温”的要义，唯其如此，虽然他的作品“不可能成为主流”，却有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凸凹正是受到汪曾祺这一创作理念的深刻影响而改变创作路数的。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作姿态的改变，一是叙事态度的更新。

关于创作姿态的改变，就是他在《神医》的“后记”中所说的“写作姿态就放低了”一席话所表述的内容。他所说的把写作姿态放低 ，包括“写小人物”，“关注民间感情”，“把能贡献温暖当做自己的创作伦理”等内涵，而其中“写小人物”是核心，“贡献温暖”是终极目标。他在道出“写小人物就是写自己”这一观点后，接着又阐述了小人物人性层面的优长之处。他这样写道：“积几十年的人生体验，小人物在现实中是‘小’的，但在人格层面却是大得无边。首先，小人物有草木品格；兀自生长，不计冷暖。他们坚韧、隐忍、沉静、皮实、忘我、活得本分、自适、自足。这就了不得，如草木虽被磐石挤压，也能钻隙而出，向上生长。其次，小人物有天地性情：被人轻视、被人污损，却决不仓惶失据，他们从容地应对，以失为得……其三，小人物有光明本性：因为他们不被人照耀，所以他们自己发光，正如萤火虫夜里行走，自身就带着一盏小灯笼。也就是说，良心、悲悯、 喜生与善，这些温暖的东西，足可以让他们不迷失自我，也不加害于他人……”这一段关于小人物人性层面（亦即小人物的“本心”）的阐述，让我们加深理解他学习汪曾祺“人间送小温”改变写作姿态的内涵。统观凸凹的小说创作，无论是长篇巨制，还是中短篇佳构，大都是以小人物及其命运为书写对象的。收在《神医》中的18篇作品，这种写小人物的姿态显得更加自觉。无论是《天赐》中的祖父，那位“一辈子随遇而安”的老羊倌儿，还是《悯 生》中的父亲，那位小山村的支部书记；无论是《淘金》中的那位捡破烂的退休工人，还是《断指》中的那位多次毅然以断指明志的包子铺老板；无论是《神医》中的乡村神医范晚吾及其父亲范续亭，还是《字戒》中的书法家卢老兰和莫食言；即使像《混沌》中所精心刻画的抗日英雄羊倌儿二泄松（谢文庭），也都是一些同作家一样生活在京西乡间的小人物。作家观察与书写他们，不是采用俯视或仰视的视角，而是采用平视的视角，“他们的生态往往就是写作者的生态”，“所以，写小人物就是写自己”。这种写作姿态，使人物与作家之间容易进行情感的交流，而且常常融为一体。毋庸讳言，我是很赞赏凸凹这种新的写作姿态的。

另一方面，就是叙事态度的更新。凸凹在《神医》的“后记”中还这样写道：“我原来的书写，追求阴冷、残酷、坚硬、放纵、激烈，以为这样才有叙事力量。现在我再这样写，就感到惭愧、自私和欺世……我愈来愈清醒了，真正有力量的，是柔弱、温暖而绵长的东西，因为它是人间性的存在，与实际人生接近，能作用于人心。”他终于悟到这样的真理：“温暖的书写多么重要，它对世道人心有益。”汪曾祺的小说中充满这种“温暖的书写”。《受戒》中写小和尚明海同农家少女小英子朦胧的爱意，《大淖记事》中写小锡匠十一子与巧云深挚的爱情，《虐猫》中对文革某些非人性的举措的谴责，《陈小手》中对团长的揭露，都体现出汪曾祺“人间送小温”式的“温暖的书写”。在叙事态度方面，凸凹同汪曾祺是一脉相承的。中篇小说《欢悦》写了狄仁青同他的父亲狄文榜双双成为工人诗人的故事。狄仁青是东方炼油厂（即燕山石化）的管道工人，曾被任命为“东炼”工人民兵大队管道分队队长；他的父亲狄文榜则是县屠宰场的一级技工。父子同样喜欢写诗，均成为工人诗人。小说不仅写了父子写诗以及家庭生活中的种种趣闻，凸显父子厚道善良的人性，而且有闪亮的一笔让人动心难忘：狄仁青担任工人民兵大队管道分队队长时，曾于1976年春天清明时节被派到天安门广场参与镇压悼念周总理的群众，他们拿着用京西出产的特种木材制作的“白蜡杆”击打那些手无寸铁的群众，但狄仁青“下不了手。别人都冲上去了，他还呆呆地站在原地”。于是他被厂子开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狄仁青及其父亲狄文榜的形象，尤其是写狄仁青的这一笔让人久久难以忘怀。这是凸凹“温暖的书写”最具代表性的一笔。当然，像这种“温暖的书写”，在《神医》中可以说俯拾皆是。开卷处的短篇《天赐》与临近终卷时的短篇小说《晌熟》均是“温暖的书写”的代表作，都能让人感受到“温暖的书写”的艺术魅力。

深入开掘小人物的“本心”

短篇小说《淘金》写了一个退休职工杨凤德退休之后坚持捡破烂儿并影响到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小女儿也捡上破烂儿的故事。杨凤德看不上小女儿，认为她“除了臭美、贪吃、好面子、追时髦之外，一点过日子的本心都没有。”关于“本心”，凸凹借退休老工人杨凤德之口道出了这么一番道理：

所谓本心，就是不偷奸取巧，不指望天上掉馅饼，一切靠自己的双手——诚实劳动、埋头苦干。在做人上，要不虚荣、不攀比、不势利、不好高骛远、不患得患失、不自轻自贱、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始终不忘普通人的身分，一辈子只是为自己活人——有钱了，不露富；家底薄了，不哭穷；过得好了，夹起尾巴；混得低了，挺起腰杆——朴朴素素、平平常常、本本分分、自自得得……

这里所说的“本心”，其实也就是劳动人民的本色，小人物的道德底线。它不仅是退休职工杨凤德所褒有、所坚持的，也可以说是凸凹笔下的所有小人物共有的本色，也是他们性格中最为闪光之处。凸凹在他的大部分中短篇小说中书写各色各样的小人物，着意深入开掘他们的这种“本心”，使他们的形象发出耀眼的艺术光彩。

先来说说《淘金》中那位坚持捡破烂的退休职工杨凤德老汉。他是华北供电局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建的老居民区羊坊小区的居民，“虽家居窄小，但心里宽绰，生活得和谐而自足。”他有一男二女，大儿子经商发了大财，在另一处时尚小区买了一套大房子，想让他搬过去，他嗤之以鼻；工厂扩建，顺便盖了几栋大户型的新居民楼，分给他一套，他给了大女儿住。他和老伴以及大学毕业后进了当地政府机关的小女儿还挤在这老小区的小房子里。他安贫乐道。虽然退休金已够生活，但仍然坚持捡破烂，即使患高血压、高血脂病了，小女儿坚决反对，也还坚持捡，一直捡到拿出捡破烂的积蓄帮助小女儿买了房，并影响小女儿学他的样也捡起破烂来。这也许正是他所乐的“道”，他所坚持的劳动者的“本心”。这篇小说写的就是这个小人物的一桩小事，但对劳动者的“本心”却开掘颇深，读后让人久久难以忘怀，深受震撼。

小说集放在开卷位置的短篇小说《天赐》用散文化的笔法刻画了祖父这么一位“一辈子随遇而安、没有追求什么，却该有的都有了”的老羊倌的形象，更是令人回味无穷。这位乡间的老羊倌，他的“随遇而安”，也许正是劳动者“本心”的另一种表现。小说中，无论是写他在大水中像捡“水捞”一样捡到一个媳妇（也就是“我”的祖母），写他对六岁的小女儿病亡的淡然处之的态度，写他对“我”的“大伯”盖房的态度，抑或写他长寿望百无疾而终的归宿，都着意表现出他那种“没有刻意的经营”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写出一位小人物美丽的“本心”！

短篇小说《断指》写了一对到小区开了一家包子铺的东北人大明子与大兰子，他们的性格与《天赐》中的祖父迥然有异。尤其是大明子，他在家乡时由于感情上受到原女友鲍金娜的欺骗，毅然断了鲍金娜的那节小拇指；后来当他到京郊的一个小区里开了包子铺并精心经营，质优价廉，却受到“大盖帽”城管队员的“包子有味儿”的无端指责，于是又一次断了自己的手指以明志。这种比较激烈的举措也写出了小人物不可侮的“本心”，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把短篇小说《晌熟》当作一首乡村抒情诗来读。小说中，无论是作家精心营造的水峪村的氛围，抑或是精心刻画的女主人公郑小蝉的形象，都颇有诗意，颇有独特的艺术韵味。郑小蝉曲折的命运，这位出身农家的少女，无论是“水到渠成地进了大学”，并受到班主任的欣赏，还是在发现班主任“要往她身体上指点”的意图后，毅然拒绝，学业也随之颓然，毕业后“作为差等生”找不到工作，“毕业就失业了”，回到家乡，回到那座朴素的四合院的农家小院里，重新过起农家生活来。但她在麦收的劳作中找到了属于她的生活，也找到了她原来的男朋友罗大宝，找到了真正的爱。郑小婵的拒绝与坚守，失与得，也表现出一位农村少女美丽的“本心”。这篇小说由于写出这位少女美丽的“本心”，抒写了农村朴素而美丽的生活氛围，尤其是描绘了“晌熟”的麦收场面，于是诗意充盈，成为这部小说集的压卷之作。

民俗书写与文化寻根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发轫于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从鲁迅到王鲁彦，从沈从文到蹇先艾、沙汀，以至后来被称为新乡土文学的作家们，他们大都是一种回望式的写作，也就是说，当他们由乡村进入城市后，再从城市回望乡村，书写乡村。这是从空间上说。而从时间上来说，也大都是回顾式的，即回忆式的书写。凸凹作为当下一位颇有知名度的乡土作家，他的写作与上述作家不同，他采取的是一种在场写作的姿态。他生于长于京西农村，至今仍生活、工作在京西；他同他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里，他写他们无需回望，也无需回顾，因此有一种强烈的现场感。

凸凹的乡土小说，可以言说的有种种，但我以为关于民俗的书写以及关于文化的寻根是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方面。

俄罗斯作家果戈理曾说过这么一句很幽默的话：“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民族精神本身。”（《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见《文学的战斗传统》一书，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我国已故著名作家汪曾祺也说过这么一句名言：“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他又说：“作为小说，写风俗是为了写人。”（《<大淖纪事>是怎样写出来的》，见《汪曾祺文集·文论卷》第234——235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如此说来，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民俗的书写，主要不在于外在的四时八节的节庆以及婚丧嫁娶的习俗，而在于表现人物精神以及写好人物而描写的具有民俗意义的生活环境。凸凹小说中关于京西农村民俗的书写，就是这个样子。他一是为突出人物的性格而写民俗，二是他小说中的民俗描写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具有时代性与动感。当然，他小说中关于京西乡间民俗的书写，也具有文化寻根的意义。位于北京西南郊的房山，俗称“龙乡”。在那里，有一百余年前发现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战国时期燕国首都的遗存就在房山区所辖的琉璃河镇一带，故此，“龙乡”房山县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凸凹的小说写的当然是京西房山的当代生活，他注意通过京西乡间民俗的书写进行龙乡文化的寻根。不过，凸凹的文化寻根有别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兴起的以韩少功等为代表的文化寻根派。韩少功们注意于寻找民族文化中的负面现象，如《爸爸爸》所示者；而凸凹在《神医》诸篇中所寻找的却是民族文化中的正面现象，亦即京西龙乡文化中优良的传统。同样是文化寻根，却不可同日而语耳！

中篇小说《神医》与《字戒》是两篇写得很精彩的文化小说。中医与书法均为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的载体，换句话说，都是国粹；而两篇小说中精心刻画的中医范续亭和范晚吾父子，书法家范老兰、莫食言和盛名状的形象，都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他们虽然性格各异，但血肉丰满，切都负载着京西龙乡文化某些传统。凸凹正是通过这两组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京西龙乡文化的积淀进行了深入的开掘。范续亭的人生故事，从长工成为地主，又成为神医，尤其是为老东家刘风之用蜂治疗类风湿的故事，颇有传奇色彩；而他的儿子范晚吾呢，他的从医经历就更神了。范晚吾成为一个专治不孕症的神医，也有一段传奇经历。不过，小说在书写他这段经历的时候，更注意突出他那外柔内刚的性格，例如篇末写他与村长冀广富的周旋，以致最后在受到冀广富的侮辱后拿起锄头断了冀的脚筋，更是凸显这位神医或者说京西文化人倔强的性格。小说中还写了一位乡间画家段书樵，这位专画驴的“京西草庐”庐主，颇有点仙风道骨。这位画家的形象给《神医》增添了若干文化色彩。《字戒》中卢老兰与莫食言，这两位京西乡间的老书法家，更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也更具有京西文化人倔的特点。他们一为曾经的“右派分子”，一为国民党高级军官，却因不同的原因回归故里，隐居乡间，卢老兰从名牌大学生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在一座乡村小学度余生；莫食言则寄居于故乡的一座破庙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隐者。但他们在文化上均不放弃追求，成为有艺术造诣的书法家。他们都郁郁不得志，但都有其艺术上和道德上的坚守，尤其是写莫食言死前把自己的书法作品付之一炬，更是完成了这位京西书法家形象的创造。至于莫食言的学生盛名状的形象就复杂些，他因书法而扬名，也因书法而获罪受挫，他既从艺，又要从政，把书法艺术当成沽名钓誉的工具。于是，他的人生道路同卢老兰、莫食言就不相同了。卢老兰的独生女卢晓兰曾对盛名状说了这么一句话：“盛县长，写字其实就是写心气儿，写心中的情感起伏，写出了，痛快了，就成了，至于合体不合体，真的不重要了。”卢晓兰无意中说出的这句话，却道出了书法艺术的真谛，也表现出京西人散淡自然、随遇而安的文化性格。

说到京西人的文化性格，《欢悦》中刻画的两位工人诗人，狄文榜和狄仁青父子的形象，自然别有一番风貌。狄文榜与狄仁青父子，一为屠宰工人，一为管道工人，却双双成为诗人。他们父子业余写诗，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把诗当作敲门砖，而是由于喜欢诗而写诗，把写诗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作为表现其善良人性、渲泄情绪的工具和渠道。他们认真做人，也认真做诗。你看狄文榜抄写《古典诗歌发凡》的认真劲，写旧体诗时对平仄、韵律的讲究即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写他们的做人。当狄文榜写诗成名并当上了劳模之后，上边要提拔他当屠宰场的副场长，他一打听到当副场长要脱产，婉拒了。他认为，“我一个杀猪的，哪能离开刀子？手里一没了刀子，心里就恓惶，好像猪反过来杀我一样。”他安心当一个杀猪匠，当一个业余诗人。对于因为写诗和当了市级劳模而得到一摞证书，他倒心安理得地拿着。认为“这叫顺势、顺生。小民就应该这样。”不过，善良、安分的狄文榜却也十分智慧，这可以从他在屠宰场小报《春汛》的编辑赵卫东编报出了事故后机智帮忙终于消了灾中可以看出。至于他的儿子狄仁青，不仅在1976年春天当民兵队长时在天安门广场拒绝执行镇压群众的任务而被开除，而且对患精神病的岳父悉心照料，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其善心与人格。从这两位工人诗人形象的塑造中，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出京西人的文化性格，既顺势、顺生，又本份、善良；他们的诗意人生，也活出了一种新的境界。

凸凹在《神医》这个集子的诸多篇章中，不仅着意刻画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通过描写他们的文化性格表现京西民俗精神的本质，而且通过日常生活的书写，写出京西乡村的诗意。《晌熟》就是一首诗意丰盈的乡村抒情诗。小说主人公郑小婵的村子叫“水峪”，“郑小婵觉得这个名字真好听，上大学之前，觉得它山水相依，像美妇人居住的地方；饱读诗书之后，觉得它的确有‘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的味道，用一个名人的话说，叫‘美穴地’。”小说一开篇就把人吸引住了。后来，写郑小婵家用石材砌成的农家四合院，写麦收开镰前郑小婵的父亲在四合院的天地爷龛下的供台上烧了一炷香以及麦地里一家三口抢收小麦，还有村东的罗大宝来帮忙割麦的情景。这“麦熟一晌”的时节，这个耕读为本的农家不仅收获了小麦，也让迷惘中的郑小婵收获到真正的爱情。这种以日常生活为书写对象的京西农村民俗描写真让人陶醉。

当然，凸凹小说中的民俗美还体现在对京西方言的适当运用以及平实、流畅而又略带出幽默的叙述语调之中。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举例分析了

凸凹正当盛年，在创作上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路数，因此，他创作丰收的岁月和高峰还在后头。我们殷切地期待着。

2010年9月上旬断续写成于

北京亚运村之望云斋

本栏责编李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