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由保护主义转向自由贸易的新李斯特主义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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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李斯特；保护主义；自由贸易；新经济思想史

[摘 要] 作为民国时期存续时间较长的中央政权，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初期，受李斯特经济学说的影响，推行了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力图实现关税自主，并积极扶植幼稚工业。抗战爆发后，战争形成了天然的保护，使国统区的战略产业能有较大发展，而国民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的扶助措施。战后，出于对美国的依赖，国民政府被迫转向自由贸易政策，与美国签订了全面开放的商约.使中国成为战后最早践行自由贸易的国家之一，但由此带来产业的大溃败，并加速了政权的垮台。这一历史教训深刻地说明保护主义对于后发展国家的必要性，以及主导经济学说的选择对于国家命运有深远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F091. 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3-0026-09

在民国时期，成立于1927年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存续时间较长的中央政权，1927 1949年间，其经济政策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由保护主义到自由贸易的转向，而政策上的转向与思想界的思潮转变是同步的。然而，过早开放自由贸易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并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垮台，其教训发人深省。目前，学界对国民政府在二战后的政策转向的基本史实已有研究，对同时期知识界的思想转向也有初步梳理，但缺乏基于理论的解读与批判。例如，研究者或认为战后国民政府经济自由化政策失败的首要原因在于缺乏国内和平，这忽略了后发展国家本来就不适合采取自由化政策的事实。因此，本文将基于新李斯特主义学说，对国民政府的政策转向进行新的解读，从理论上总结本质性的教训。

一、国民政府战前的有限度保护主义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是国民党右翼背叛国民大革命的产物，但该政权有限度地继承了国民大革命的思想遗产，其中即包含当时正式传人中国的李斯特学说。由于20世纪30年代包括李斯特学说在内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盛行一时，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前所推行的政策也呈现出一定的保护主义色彩。然而，战前中国精英阶层的经济思想纷繁杂乱，国民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也是有限度的，其实际成效同样有限。

鸦片战争后，中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进口税维持在5%的极低水准，可谓世所罕见。因此，谋求关税自主成为中国精英阶层的强烈诉求。早在李斯特学说正式传人中国前，主流经济学家马寅初就曾在不同场合的演说中，借李斯特来宣扬关税保护的主张。而从1918年开始，北洋政府也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地位，尝试向列强争取关税自主。国民大革命兴起后，李斯特学说正式传人中国。1925年，刘秉麟撰写了《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具有开创意义。同年，留学德国的王开化将李斯特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译为中文（当时书名被译为《国家经济学》），并于1927年出版。王开化归国后即投身国民革命，李斯特学说无疑是被作为革命的理论武器加以引介的。李斯特学说在华传播，为中国谋求关税自主营造了良好的思想与舆论氛围。

在保护主义思想氛围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推进关税自主政策，分别与列强谈判，修订不平等条约。国民政府的该项政策触犯到了列强的在华利益，遭遇到不少阻力。例如，1935年，国民政府与日本交涉税则方案时，日方外交官经常利用日本军队在华北的动作对中国施压，逼迫国民政府放弃了原定方案。可见，关税自主在当时是一个与政治、军事有密切关联的国家生存问题。不过，国民政府仍然设法提高进口税，对本国产业施加了一定的保护。经学者计算，1927-1936年中国4类商品的进口税率水准具有如图1之变动。

由图1可见，1927 1936年间，中国的粮食、生活必需品、奢侈品及生产材料这4类商品的进口税率均呈上升趋势，充分说明国民政府在关税白主方面取得了进展。而相关商品进口税率的提高，对于本国相应产业的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据郑友揆研究，国民政府对“竞争性进口商品”征收了高额关税，给中国工业带来了有利影响，尤其是1933年税则，对当时受世界经济危机及银价上涨冲击的中国经济“提供了极为需要的援助”。因此，国民政府战前的经济政策具有李斯特主义的特征，对于中国的工业化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然而，国民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终究是有限度的。最为关键的是，白《马关条约》以后，列强取得了在中国内地的投资设厂权，能够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挤压中国的本土企业。当时，马寅初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称：“关税政策，既不能见效，以外商可以移人内地设厂制造也。倘以倾销对抗，根本无货可以对抗。”以中国的主导产业棉纺织工业来说，20世纪30年代的情形恰如马寅初所言。1918年后，日商已经开始大规模来华设厂，关税自主政策对其影响不大。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日资由直接出口商品改为在华设厂制造，国民政府才能够得到日本政府的“妥协”，提高进口棉布税率。结果，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棉纺织工业遭遇的全行业性大危机中，日资企业产品在内地的倾销，成为压垮不少华资企业的重要因素。因此，国民政府在战前单凭提高关税的政策，未能有效保护中国的主导产业，这也暗示了传统的李斯特主义不能适应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新形势。

此外，从思想上说，国民政府对于保护主义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的，而这与该政权内部的派系分裂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加人国民政府的部分知识分子，具有相当强烈的保护主义倾向。例如，被蒋介石一系延聘进国民政府的地质学家翁文灏，强烈地提倡国货，称：“要一切尽先利用国货，对于非必要的外货，不问来自东洋或来自西洋，一律不用，或极力减少。”而翁文灏参与主持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力图效法苏联、德国，推进中国的重工业建设。实际上，蒋介石本人也曾在1935年说过：“我们中国要能和人家讲平等，争自由，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我们中国能由农业国家进为工业国家。”但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知识界还存在着“以农立国”的论调，而国民政府的某些要员，即使口头上也支持保护主义和发展工业，实际上却三心二意。例如.汗精卫一系的陈公博，在20世纪30年代曾当过实业部部长.任内也曾推动若干工业建设，但列强或外资稍一施加压力，就迅速妥协。为了协调与日本的冲突，对于与国家存亡休戚相关的重工业，陈公博竞认为可以“缓办”。有如此易于屈服之部长，自然不能指望国民政府尽全力保护本国幼稚产业。因此，战前国民政府保护主义政策成效有限，在思想上已经埋下了伏笔。

李斯特认为，关税是建立与保护国内工业的主要手段，这一结论被民国时期的众多经济学家所接受，也被国民政府拿来践行。但是，在李斯特所生活的19世纪前期，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扩张以制成品的直接输出作为主要方式，故后发展国家仅靠提高关税就可以比较有效地保护国内工业。然而，在20世纪初的中国，列强可以在华投资设厂，这就绕开了关税壁垒，使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政策在保护效果上大打折扣。因此，从新李斯特主义的角度看，到20世纪30年代时，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来说，传统的李斯特学说已经显得不够用了。

二、国民政府战时的保护主义思想及政策

1937年日本挑起的全面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工业化的“自然进程”，以蒋介石为最高领袖的国民政府迁至西部后方，成为一个战时政权。受战时客观环境影响，国民政府在大后方不得不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以培植与日军持久对峙的工业实力，而知识界的“以工立国”论也彻底战胜了“以农立国”论。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在军事与经济上都极为依赖美国，战争后期，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世界主义转向，国民政府及中国知识界也出现了摈弃保护主义的思想苗头。

日本全面侵华后，国民政府内迁西部，保护并培植国统区[业成为最重要的战时经济政策之一。1937年9月5日，蒋介石面谕经济部部长翁文灏：“（一）对日抗战，必久战方能唤醒各国，共起相争，而得胜利；（二）长期抗战，必须坚守西部（平汉粤汉路之西），以备及时反攻，因之必须准备振作西部基地的生产力量。”蒋介石所谓“唤醒各国”的方针，暴露了他寄希望于列强协助抗日的心理。但在当时，为了持久抵抗日军，更重要的是“振作”大后方的生产力，而这需要政府对后方企业积极协助。1940年2月18日，蒋介石在给翁文灏等人的手令中，仍称：“轻重工业在此三年之内，务望能加一倍乃至二倍之成绩，尤以炼钢铁、制汽车与燃料生产为必须，于此三年内能达成自立之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专强调的三种产业均为重工业，而在战前中国工业化的“自然进程”中，重工业因为缺乏比较优势，发展遇到极大的阻力。因此，战争的客观形势实际上改变了中国工业的演化路径，尤其是重塑了国民政府的动机，使其引导后方工业克服比较优势的束缚。

在国民政府最高层的政治决策偏向于大后方工业自立的同时，此前中国思想界绵延十数年之久的“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论战也告一段落，“以工立国”派占据了上风。1939年，经济学家周宪文撰写了《中国不能以农立国》，旗帜鲜明地批驳“以农立国”论。而周宪文态度如此激烈，与战时环境有密切关系，他写道：“农业国家，只有殖民地的前途，无法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此所以目光尖锐的日本军阀的御用学者，曾经大声疾呼，主张‘日本工业，中国农业，彼此合作，共存共荣’。”本来，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就是一种工业化理论，早已揭示了单纯的农业国无法获得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收益。在中日两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包括李斯特学说在内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较早传人日本，且对日本的影响更大.中国实际上是经由日本这一中介才得以引入德国保护主义学说。这也导致了中国的工业化落后于日本，使得日本能够凭借技术优势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痛定思痛，面对日本机械化军事力量的进攻，中国知识界再也容不下“以农立国”的论调。即使当时已经出现了某种调和性的提法，如翁文灏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论，但其实际上的重心仍在于工业化，因为“只有工业化才能使中国富强”。翁文灏认为工业化是一个全方位的大转型：“由以农立国所得的消沉萎靡之状况，变而为工商竞进所发生的积极向前之气象。此种情形，实系由物理建设而造成心理建设，亦由近代经济而造成近代国家。”这种观点，与李斯特认为农业国“缺乏文化”而工业国充满“进取精神”的思想如出一辙。总之，在为民族争生存权的战争中，工业化既成为后方政府的国策，又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共识。

那么，中国要如何实现工业化呢？一些学者又想到了李斯特这一后进国工业化的鼓吹者，将李斯特所主张的保护主义视为重要手段。例如，经济学家朱伯康提出中国“需要保护关税”。实际上，朱伯康认为李斯特学说“将永为各民族自求经济独立发展之南针”。更为重要的是，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也是支持保护主义学说的。1943年，在蒋介石署名的《中国经济学说》中明确指出：“中国久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工业落后，不能够与丁业发达的各国竞争，故在国际贸易方面必须采取保护政策；在工业的建设方面，必须采取计划经济制度。”不过，由于日本侵占中国东部地区后，对地处内陆的大后方实施了经济封锁，这种形势给国统区的工业造成了一种天然的保护制度，恰如李斯特所言：“战争造成了强迫的禁止制度，而海关的禁止制度不过是在战争下引起的那种禁止制度的延续。”因此，不待国民政府采取专门的保护措施，战争所造成的进口困难，已经给予了大后方的T业企业足够的生存空间。用郑友揆的话说：“在抗战的最初几年里，由于国统区是一个无外货竞争的国内市场，冉加上通货膨胀的刺激，工业生产稳步增长。”下图为1937 1942年国统区历年工厂新增数。

图2显示，自1937年抗战爆发后，到1941年为止，国统区每年的工厂新增数是呈上升趋势的，即使1942年数量滑落，也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这可以说是战争造成的“无外货竞争”的结果。与数量增长相应的是国统区工业技术的进步，而这也与战争带来的“强迫的禁止制度”有关。例如，大后方企业原本可以从瑞士进口水轮发电机，但因为战局切断了进口途径，中国企业不得不自行研制该项装备①，由此带来了技术的突破与提升。1943年后，由于国统区通货膨胀的形势恶化，氽业经营困难，大后方的工业开始走下坡路。这时，国民政府采取了工业贷款这一扶植性政策，以“低得出奇的利率”向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后方企业提供了大量贷款，而由于物价飞涨，企业所付利息仅为贷款贬值的一个零头。故学者认为大部分贷款“等于是直接发给私营企业的无偿资助或补贴”。因此，甚至到了战后，私营企业家面对市场波动时，还要求政府仿效战时政策，对工业企业进行扶持。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在战时确曾采取过有效的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

不过，由于国民政府在抗战伊始即存在着对欧美列强的依赖心理，故其政策始终缺乏自主性。例如.1938年，经济部长翁文灏曾明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打算垄断中国的资源，而国民政府的方针“重在门户公开”，即不使中国成为一国势力范围。自然，这个表态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期望美、英等西方列强牵制日本的策略，但在战争中后期，国民政府极其依赖美国的援助亦是事实。这种依赖，极大地削弱了蒋介石政权所自我标榜的经济民族主义立场，并使得战争后期国民政府及中国思想界开始出现由保护主义转向自由贸易的暗潮。但整体而言，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思想与政策均以保护主义为基调。

如前所述.李斯特对于战争和保护主义制度的关系有过精辟论述，而从新李斯特主义的角度看，工业化是一个嵌入于现代国家建构（ state building）的进程，受到政治～军事结构的支配。李斯特较少关注的是，不同的工业具有不同的政治军事价值，而新李斯特主义则认为工业化可以具有“战略性”，某些工业比另一些工业更适合于国家重点投入资源，其目的则在于维系国家的生存。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国民政府积极推进重工业的自立，基本符合新李斯特主义的研判。因此，尽管中国工业化的“自然进程”被中日战争打断了，但国民政府推行的保护主义政策，却使大后方的工业化呈现出新李斯特主义特征，也为此后中国资本品工业部门的发展准备了基本条件。

三、国民政府战后转向自由

贸易的尝试与失败

由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故朴素的保护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即使不少学者心仪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也对李斯特及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说表示认可。然而，到抗战中后期，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自由贸易论开始抬头，这可以说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战后，国民政府正式转向自由贸易，尽管为时不长，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在政府方面，从保护主义转向自由贸易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美国的结果。1943年3月，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因书中内容多保护主义色彩，西方观察家普遍认为战后中国会实行由国家全面控制经济的体制。例如，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E，Gauss）向美国国务院报告战后中国政府将会实施“只对中国有利的封闭经济政策”，而不准备遵守“世界经济中的自由互惠原则”。对此，美国国务院授权高斯向中国官员非正式施压，希望使中国政府采用“自由商业政策”。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出现胜利的曙光，而在战争中全面崛起的美国也开始着手规划战后世界。对美国而言，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克服导致世界大战的各国以邻为壑之政策，故其构想之战后国际经济体系以自由贸易为主导，期望以此来实现世界和平。当然，对头号工业强国美国来说，自由贸易对其工业产品占领全球市场是有利的。美国的这一反保护主义战后方案与国民政府的建设方针在本质上相冲突。但作为依赖美国援助的弱国，中国无法公然违背美国的意愿。更何况，在国民政府中，有一批文法科背景的官员更为认可自由贸易。例如，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的法学家王宠惠就认为，如果不遵循国际规则采取自由贸易，“足以影响美、英诸国朝野对我方之同情与协助”。宋子文则对英国人表态战后中国“将对在华外国企业越来越敞开大门”。于是，一方面，美国对中国施加了经济自由化的压力，而依赖美国援助的国民政府难以拒绝美国的要求；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内部存在着一批思想上倾向于自由贸易的官员，能够主动配合美国的战略，这就使战后国民政府放弃保护主义具有很大的必然性了。

与此同时，抗战中后期，随着美国崛起为头号强国，中国民间精英似乎“忘记”了二战前美国依靠一个多世纪高关税壁垒崛起的历史事实，而受到美国新兴起的自由贸易思潮的感染，在思想上开始转向自由主义。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德国为大战中的侵略国，美英等国在道义上占据了制高点，其意识形态亦随之胜出。战前，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德国经济学犹能在世界包括美国大行其道，但随着美国霸权的建立，美英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垄断性的意识形态。这导致在战前不被中国学者普遍认可的自由贸易理论扩大了其影响力。例如，朱伯康在其撰写的同一本书中，一面认为中国应采取李斯特式的关税保护制度，一面主张“在不影响中国幼稚工业发展之前提下”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展开自由贸易。这种主张当然是自相矛盾而无法成立的，但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界思想转向过程中对立学说杂糅的过渡性特征。当然，由于当时美国霸权只是刚刚建立，对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转向不能夸大。据学者研究，彼时中国知识界的共识仍然是“必须对本国新兴工业实行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政策”。但是，保护主义者朱伯康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动摇，表明一个更加接受经济自由化的时代已经开启，而这也为国民政府的政策转向创造了一定的思想舆论氛围。

凶此，战后国民政府断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虽是国际形势所迫，但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想酝酿，而其主持者正是内心倾向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宋子文。国民政府战后的经济自由化政策涉及一系列措施，包括开放金融市场、鼓励进口贸易等，而其标志性的举措则为1946年11月4日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从内容来看，《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是一个以自由贸易为基准的条约。该条约第二条规定：“缔约此方之国民，在缔约彼方领土全境内，应许其不受干涉，从事并经营依法组成之官厅所不禁止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这给予了中美两国企业在双方国土境内不受限制投资设厂的权利。在美国对战后世界的规划中，自由贸易体制乃其重要基石，但相关机制直到1947年才藉由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予以初步确立，故《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堪称战后世界自由贸易体制建构之先导。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意味着国民政府放弃了自该政权成立以后长期坚持的保护主义政策，也为中国权贵资本主义集团从对外贸易中牟利披上了合法化外衣。在条约签订前，宋子文已经开放了金融和贸易市场，于是，中国短时期内崛起了一批进出口商行。一些与政府要员关系密切、但以民营面貌出现的商行，如宋氏家族的中国孚中实业公司和孔祥熙儿子孔令侃的扬子建业公司等，利用与美国各大财团的良好关系，以代理商身份独家经营进口业务，赚取了超额利润。毫无疑问，《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符合这些权贵资本的利益。而在对美国全面开放市场后，中国的对美贸易逆差极为严重，如图3所示。

由图3可见，1946-1948年间中国对美贸易存在着极其严重的逆差。在珍珠港事件前，美围在中国进口总额中的比重不过占15%-21%，但到1946年比重增至61. 4%，1948年更达到66. 5%。可以说，在中美利益集团的合谋下，战后中国进口市场形成了美国称霸的局面。

然而，贸易自由化给中国经济尤其是民族工业带来了沉重打击。以具有战略性的机械工业来说，美货泛滥既抑制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的升级，又挤压了产业向价值链低端求生存的空间。例如，上海的新中工程公司在战前就曾试制汽车发动机，并计划在战后继续研制汽车发动机和钢珠轴承这两项技术复杂的高端产品。无奈战后进口汽车发动机充斥市场，钢珠轴承市场亦完全被外商垄断，公司遂只能靠生产低端产品勉强维持。在低端产品领域，进口货也对本土产品形成了极为有力的竞争。以战时中国发展起来的普通机床制造业来说，战后受到了沉重打击。当时.从美国进口的4.5呎车床，每台只卖100多美元，国产同款车床如果按同样价格出售，只能抵消原料费，且一般用户在同等价位下也更愿意选择进口货。为此，有的中国企业感到自己难以与美货竞争，干脆退出制造业。即使在最低端的五金工具领域，美货大量进口也形成了对民族企业的挤出效应。此可见，战后国民政府的自由贸易政策，使中国制造业的全产业链都受到了进口商品的冲击。李斯特曾指出，美国在与英国的两次战争期间都不得不发展自己的制造业，而在战后“由于外商的自由竞争，已成立的工业又两度濒于毁灭”。国民政府战后的贸易自由化不过是重蹈覆辙。

在《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订以后，中国舆论界一片哗然，除极少数具有政府相关机构背景的知识分子为条约辩护外，各界普遍认为该条约带有不平等性质。例如，马寅初即称：“与美国订立丧权辱国的所谓《中美友好商约》，以压倒我国的民族工业，忍心害理，莫此为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而在条约签订前，他已经警告过：“我们如果要使中国工业化，必须有关税的保护。凶为目前我们的工业尚在幼稚时期，决不能与英美做自由的竞争。因此我们必须利用关税壁垒来保护我们国内的工业。但是照目前的情形看来，美国货在中国到处倾销，一批一批不断的运来。”条约签订后中国民族工业遭遇的重大打击.证实了马寅初的预测，也符合马寅初所一贯倡导的李斯特学说的理论洞见。而国民政府实施自由贸易政策所带来的恶果，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灾难，也使工商界离心离德，最终加速了该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实际上，1947年7月，国民政府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国家总动员”提案，已经表明当局对自由经济政策的放弃，只是这种补救为时已晚。国民政府战后对自由贸易的尝试虽然短暂，释放出的破坏力却是巨大的，最终从经济上瓦解了实施该政策的政权。

有学者认为，战后国民政府实施自由贸易及其他市场开放政策的失败具有必然性，原因在于缺乏和平稳定的环境，以及内战引发的庞大财政开支。从新李斯特主义的角度看，国民政府战后自由贸易政策失败的必然性是肯定的，但其原因却不在于国内环境是否稳定这一历史特殊性因素，而有着更一般性的理论根源。李斯特早已通过历史先例，指出过后发展国家实施自由贸易会带来经济灾难，其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与后进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对等性。新李斯特主义进一步认为，国家具有对外建立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经济关系的功能，这是自由市场根本无法承担的重担。战后，有利于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仍然必须是保护主义性质的，这是由中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决定的，因此，即使国民政府在政局稳定、财力充沛的条件下实施自由贸易政策，也一样会遭遇“去工业化”的失败。

四、小结

李斯特曾见证过拿破仑的“大陆体系”和“美国制造业体系”，也曾亲眼目睹拿破仑倒台后自由贸易对法国的毁灭效应，这些短时期内发生的戏剧性转折，给予了李斯特构建保护主义学说重要的灵感。新李斯特主义同样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而国民政府从保护主义到自由贸易的政策转向，其时间充其量不过二十余年，却同样产生了惊心动魄的效应，是极为难得的“历史试验”，检验了两种理论对后发展国家的适用性。自然，与李斯特在拿破仑战争前后看到的法国先例一样，抗日战争对中国的幼稚工业产生了天然的保护效应与升级机制，战后的自由贸易政策则不仅扼杀了产业升级的萌芽，更产生了全面的“去工业化”效应。而国民政府的历史教训，提供了李斯特生前所未见的新现象，可引申出新李斯特主义的推论： 1.自李斯特时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新的发展，先进国家以投资设厂取代商品输出，挤压后进国家的民族工业，这使李斯特所倡导的关税保护策略部分地丧失了效力，后发展国家必须采取新的保护主义手段。在抗战前，国民政府有限度地实施了关税自主政策，但由于外资可以直接在华设厂制造，这就绕开了关税壁垒，使中国的主导性产业仍然受到外资挤压。因此，新李斯特主义认为，对当前的后发展国家而言，投资保护的重要性要大丁关税保护，甲午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特别是国民政府的历史教训证明了这一点。

2.李斯特认为，战争对后进国家的幼稚工业形成了天然的保护，这一点已经由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工业发展所证实。然而，依靠战争来保护幼稚工业是消极的、被动的，而且社会综合成本高昂。新李斯特主义认为，在战争中，国家出于生存需要对工业自立的追求，是战时保护机制的重要动力，这一点可由国民政府的战时保护主义思想及政策体现出来。因此，在和平时期，只要相同的动力存在，国家同样可以保护及培育幼稚工业，而这就需要国家统治集团有危机意识，能正确认识工业自立的重要性，从而在平时也以较强的国家意志扶持战略性产业的发展。

3.国民政府由保护主义转向自由贸易的原凶很多，包括政权内部的思想分歧及利益集团的牟利自肥等，但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依赖美国援助，从而使本来具有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最高领导层立场动摇，在美国的压力下选择了符合美国利益的自由贸易政策。新李斯特主义继承了李斯特学说的精髓，认为独立自主的工业化才能富国裕民。然而，独立自主首先是一种精神状态，由思想认知决定，这就使以“新经济思想史”研究为组成部分之一的新李斯特主义学说，在后发展国家大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