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与西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梁启超
时间：2021-04-18 07:56:3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西方的中国研究通常都注重政治人物。象梁启超这样一个虽然参预政治，但主要还是个知识分子的人却有三本英文专书进行研究是极少见的。而且这三本书都是从思想史而非政治史的角度来研究梁氏知识分子的一方，就更加非比寻常了。五十年代初，李文森((Joseph R.Levenson)出版了《梁启超与中国近现代思想》这样一本开山之作。七十年代初张灏和黄宗智先后出版了他们对梁启超的研究。手边一时找不到黄氏的书，所以本文之评介只涉及前两本。李文森的书其实在大陆和台湾都有中译本。遗憾的是两个译本都错误甚多，且原书分析的精采微妙之处恰是错误最多的地方，有时译得与原作者的意思恰好相左，故皆不足据。张灏的书听说也有了中译本，但尚未见到，不敢置评。为减少错误理解，本文的讨论仍据二书的英文原本。
怀德海说：人生如持续的轨迹，将各种不同的经历贯穿。从而形成“个人同一性”。李文森就据此提出一个基本预设：“每个人都在情感上忠实于历史而在理念上则信守价值，并总欲使二者相结合。”李氏全书就建立在这个基本预设之上。然而，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价值在很多中国人心中被撕裂了，”就梁启超来说，他“从理念上异化出传统，在别处〔西方〕寻求价值；但在情感上则离不开传统，为历史所左右。”李文森认为，梁启超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努力通过缓和历史与价值之间的冲突来平息情感和理念间的紧张。更具体地说，由于在“历史”方面显然是中国失败而西方胜利，梁启超在其一生的几个阶段中从不同的取向不懈地力图肯定中国与西方在“价值”上的对等。与此同时，中国本身却正走在西化的道路之上。这就是梁启超的“个人同一性”。
李文森以为，梁启超一生欲将中西拉平的诉求其实是在回答一个他的前辈和后辈都同样在关怀在回答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中国社会同时存在的各种观念都可以被看作是某种答案的问题。这样，通过梁启超这一个人的思想历程，李文森就认为可以看到中国整个社会，也看到了“近现代中国的思想”。
然而梁的思想是在不断变化的。同样，梁要回答的问题也在变。李文森将梁启超一生分为三段，在一八七三一一八九八年间的第一阶段，梁氏辩称中西思想原本相同，实则是想将西方价值走私进中国历史之中。一八九八一一九一二年间是第二阶段，梁氏在此时正式摈弃了儒家的外衣，但并不从文化上进行中西比较，而是在国家间进行比较。梁氏并认为中国的文化转变是在新旧之间而不是在中西之间。最后，在一九一二年以后的第三阶段，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了西方一些人，使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悲观，梁氏得以重新讨论中西文明，这一次他强调中国文明是精神的，而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换言之两者不仅对等，而且各有所长。
李文森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来讨论梁启超思想转变的第二阶段，这也是全书最精采的部分。他分析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既关联又有别的关系，诠释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文化主义造成伤害且又成为民族主义的核心这样一种作用，以及描述孔子在梁启超心目中从先知到英雄的转变等方面都颇具才华。李氏的论证和结论未必使人同意，但他在论证过程中的许多洞见确实具有历久不衰的价值。李氏探讨问题的取向也很有启发性。全书立论构架颇佳，逻辑力量强，语言也很有感染力。但是有不少李文森以为早已成立毫无问题的论题实际上需要进一步的仔细推敲。比如，西方的冲击到底在何时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梁启超和中国近现代思想这样的问题就使一些学者感到疑虑。于是到七十年代初张灏等的梁启超乃应运而生。
张灏有一些李文森不曾具备的有利条件。首先是丁文江编辑的大部头《梁任公年谱》于一九五八年在台湾出版，其中大量的书信极有价值。不久张朋园在一九六四年出版了第一部受益于年谱的专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增进了对梁氏的理解。张灏的基本立论构架是一八九六一一九○七年那大约十年是中国文化思想由传统到现代的分水岭，其重要性更在后来的五四运动之上。在这个转变时期中，具有“新民”思想的梁启超则是一个上承儒家传统下接现代中国思想各流派的过渡性中心人物。如梁氏“新民”说的民族主义部分即是二十世纪的新传统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共同接受的思想。张氏的论证在表面上看有些类似李文森关于从儒家的文化主义到现代(西方)的民族主义的思想转变的提法。但张氏的取向是不一样的。他承认西方冲击的重要性，但以为中国知识分子对外来冲击的反应是在传统中国儒家思想的内在理路之中作出的。张氏运用韦伯的“想象参与”程序，特别注意中国传统的内在层面及其运作。
张灏提出从十九世纪中叶到该世纪末那段时间中国存在着两个并行的思想世界：一个是少数边缘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世界，这些人受西方冲击影响甚大；另一个是大多数的正统儒生的世界，这部分人主要的关怀尚不出儒家经典之外。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的维新运动期间，两个世界即中学西学才相互影响并整合出一套新的全国性的思想关怀和观念。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的激进改革哲学就是结合了清季儒学的“经世”思想和一些西方观念产生出来的，很能代表当时中西学间的文化交流。然而康有为思想的核心还是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这个思想亦为梁启超所传承。内圣外王思想正是张灏全书一个持续的主要论题。
但是梁氏的思想渊源还要更复杂。梁也受谭嗣同本体论的影响。但特别是严复加工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英国自由主义对梁影响甚大。于是梁启超从一八九六年起渐从经世之学转化到以受西方影响的“群”的观念为核心的“新民”说。一八九八年梁氏流亡日本，接触到一个由西化的日本意识和日本化的西方思想组成的更加广阔的思想世界。(张灏不曾论及日本化的西方思想是否对其原始意义有所曲解或发挥。同样，张亦不认为西化的日本思想对梁有很大的影响。这些恐怕都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到一九○二年，梁启超已成功地将“新民”说系统化。但是次年他对美国的访问又使他进一步发展了“新民”说。梁启超在海外的华人社会中看到家庭观念和村落意识的影响仍然很大。同时，他也从美国的工业力量中看到了“经济帝国主义”的阴影。在梁氏看来，两者都将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梁氏的“群”的观念本来是注重协作意识的，现在则转而更倾向于政治权威，因为这样似乎才有利于保护中国抵抗帝国主义。
沿着这样的思路，梁启超又回过头来重新强调中国传统的“私德”观念，这和他以前提倡西方的“公德”观念恰成鲜明对照。那时他本认为公德才有利于“群”的合谐。张氏的这种论述又显露出类似于李文森模式的第三阶段：回归中国。但张氏的解释恰又是反李文森的。张氏以为梁启超并非为了迎合其情感的需要去维护中国传统，相反，某些儒家观念存在于梁氏的西化“新民”说之中恰证明梁并不曾异化出中国传统。有意思的是，除了批判以外，张氏甚少引用李文森的书。有时张氏虽然没有引用李氏的观点，细心的读者也可以发现其论证正是直接针对李文森的诠释的。
张颢对梁启超的著作是下了苦工夫仔细研读的，故其对梁氏思想渊源的分析十分坚实且甚具说服力。他关于中国当时有两个思想世界并存又相互影响的论证独具慧眼，很有启迪性。但梁启超虽然是张氏用来证明其更广泛的关于一八九六—一九○七年这一文化转型期的立论构架的一个中心人物，亦仅此而已。张氏真正着意的是那十年的转型期而不是梁启超。问题在于梁氏的思想发展并未停顿在一九○七年。以此时为下限截断梁氏思想的讨论给人一种不完整的夭折感。若张氏能按其取向对梁氏的后半生继续研究，成就必会更佳。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氏将其研究截止在一九○七年恰好减弱了他本人最初的论点的说服力。张氏主张一八九六一一九○七这大约十年在中国文化的转变上比五四运动更重要。但有人或许要问：如果这十年果真那么重要，如果中国思想文化已有一根本的转变，何以又有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呢？这两者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另外，张氏或因强调内圣外王，使其研究或可说太过于简洁内倾，而且太偏重上层文化。正因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在这转型期是如此重要，有人或会疑虑梁氏的思想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照应了当时中国的需求？中国的听众或思想接受者在这一时期和五四时期有无大的变化呢？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大约可以提示一个侧面去认识为什么在一八九六—一九○七年间的大转变之后仍会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
无论如何，张灏和李文森都把梁启超视作一个在过去的儒家与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者之间的过渡人物。他们也都强调梁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思想关联。李文森以为梁启超和共产主义者具有同时代性，因为他们都试图回答同一个历史问题。张灏则注重梁的思想对共产主义者的影响。他认为即使在他写书那个时候(即六七十年代)，梁的新民观念“仍是〔中国〕共产主义价值观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确，毛泽东曾确认梁启超对他早年的影响。但这并不一定表明两者的思想有什么逻辑联系。毛的那一代人或多或少都受过梁的影响。那是历史。重要的是，梁与毛两人思想之间的联系是历史的而非逻辑的，这个区别极为关键。梁的思想对六、七十年代中国共产主义价值观念体系有没有或有多大影响本身尚须进一步推敲。但影响的程度是否到了“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步，我们是有些怀疑的。实际上，李张二氏对梁启超与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关联的强调正表现了当时美国汉学界一种想要在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寻求依据的倾向。这也就是所谓费正清学派的一个特色。
如果李张二氏对西方思想的原本意思与中国传译的西方思想之间的异同作细致一些的梳理，大约会更有助于我们对近现代中国思想的了解。两人都应有能力做这样的工作。李文森虽是汉学家，其西方思想文化的功力甚深，随意引用西哲著作，如数家珍。李氏过人的聪明亦使他能从梁启超的大量著作中领会到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和当时中国思想的重要因素。张灏是殷海光的学生，殷氏一门在中国人中是以西学见长的。不过张氏的西学功力在这本著作中表现不够充分。相反，或许也是张氏有意为之，他在讨论西方思想时似大量依赖于梁启超的著作，但却缺乏必要的界定即他到底是在讨论西方思想还是讨论梁氏理解的西方思想。张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似略逊于李氏对西方文化的把握，引用时有时略呈费力的感觉。不过张氏对梁启超思想渊源的中国传统部分的梳理是坚实而令人信服的，可以说张氏成功地把梁启超放回了中国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之中。
张灏显然强烈反对李文森关于梁启超在理念上异化出中国传统而情感上又固守传统的基本预设。他同样明显地不欣赏李氏关于梁总在寻求中西对等的论点。不过，李氏的论证和结论是否确切是一回事，但他确实看到了问题。在许多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里确实存在着某种中西冲突的心理紧张。中国士人寻求一种新的社会和伦理秩序的努力或可上溯到很早的时期，但西方的冲击无疑使这种新秩序的寻求成为紧迫需要。对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许多探索中国现代化和富强之路的知识分子来说，现代化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或多或少的西化。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启蒙时代西方知识分子的最大不同。西方寻求的现代化是渊源于本土的，或至少是只有新旧而无本土与异邦的冲突。而中国寻求的现代化至少在当时人看来多少是异邦的。傅斯年在半个多世纪前曾沉痛地表露说，象他和胡适那样看起来反传统又在理念上希望中国象西方一样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在安身立命的根本之处还是为中国传统所塑就的。全盘西化的问题在三十年代的大陆，六十年代的台湾和八十年代的大陆三次引起激辩，每次辩论都充满了情绪化的尖锐词句和语调，已充分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心态中确有某种中西不平衡的紧张。正象林语堂早就说过的，这种种中西文明的争论其实是有某种爱国主义情绪在起作用。李文森所提出的这种心理紧张多少与民族主义情绪有关，我们切莫低估民族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影响力。
不过，梁启超和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心态中确有中西不对等的紧张并不意味着梁确实一直在努力确定中西的对等。心理紧张与个人行为这中间有许多东西还需要一一研究。但是李文森这样来认识和诠释梁恰表明他本人也和梁启超是具有“同时代性”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李氏的诠释恐怕也是对一个不再有存活力的问题的有时代谬误的答案。
在某些方面，李文森甚至不能跟上梁启超的某些超前论断。透过李文森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心理紧张的诠释，我们或能觉察到其背后隐伏着的韦伯式的关于中国传统的儒道二家有碍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论式。在四、五十年代李文森写这本书时，这个论式还是被广泛接受的。但是正如李文森所说，历史在变，历史提出的问题和需求的答案也在变。“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已证明上述韦伯式的论式的谬误。许多新的研究表明，现代化，至少是经济意义上的发展，可以不一定是西化。这就反过来表明梁启超当年用新旧而不是中西来表达走向现代化的转变恰好有着先见之明的提示性。李氏为其时代所限，反不能欣赏梁的预见。李氏曾说，当中国共产主义者向前看时，梁启超在向后看。我们或可说，当梁启超向前看时，李文森未能跟上向前看，也就等于是在向后看。从这个意义上看，李氏与梁启超当然又不具有“同时代性”。
李文森曾说：“当我们认识到答案的时代谬误时，我们也就认识到了问题本身的演变，这演变又与实际生活离题渐远。这就是思想史的进程。”李张二氏的著作无疑都已在这问题和答案不断演变的思想史进程中占据了一环。但一本涵盖梁氏一生并兼顾其中西思想渊源的研究尚有待来者。
Joseph R.Levenson，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Modern China(2nd ed.， Cambridge，Mass.，1959)；
Hao Chang，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in China，1890—1917(Cambridge，Mass.，1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