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系统概念

[摘要]本文通过考察马克思经济学经典文本，提出了马克思吸收了当时生物学中酝酿的系统思想，从内涵到外延实质性地使用了“系统”作为马克思经济学术语。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经济制度；分工；系统

一般认为，系统科学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贝塔朗菲创立的理论生物学，而系统科学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系统思想进入到了成熟的现代系统思想阶段。马克思时代的生物学虽然远未象后来那样成熟，但考察马克思经济学经典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远远走在了时代的前面，通过批判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吸收了当时生物学中酝酿的系统思想，在自己的经济学中从外延到内涵实质性地使用了“系统”作为术语。由于理解和翻译等原因，国内学界对此重视不够。鲁克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历史目的论》，《河北学刊》2009年第6期。对于翻译的问题，鲁克俭说：“中央编译局自成立之日起，其主要工作职责是对马恩著作的‘"翻译’而非‘研究’，这是中央编译局与前苏联和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的最大不同之处。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翻译不可能不受到国内理论界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和研究深度的影响和制约，而建国以后中国学者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又是受苏联哲学教科书直接影响的，因此任何倒因为果、随意指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翻译‘错误’导致中国学者对马克思思想‘集体误读’的做法，都是没有道理的。在21世纪的今天，马恩著作翻译质量上的改进有赖于中国马克思文本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而从事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学者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读者，不能抱怨中译文质量影响到自己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因为对照马克思原文进行文本研究，是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我们固然不该把翻译与研究、专业学者与一般读者对立起来，但这里确也提出了从原版入手、从源头入手进行研究的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有学者探索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和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在用现代系统思想的视角解读马克思经济学，例如，近来有学者应用系统科学第二时期即自组织理论时期的广义系统论，去解析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经济危机“比例失调论”，提出：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中支配各子系统行为的“序参量”，“在一定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是可以自发地达到有序状态的”。同有的学者把物质资料生产劳动、科学技术看成社会经济系统的序参量相比，观点有明显差异，仅此一点，问题就很有必要深究。

近来有的学者从更大范围内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问题。由于马克思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到马克思经济学系统内部，去揭示现代系统思想与马克思经济学及其范式的内在关联性，是一条重要的进路。为此，我们对近40年来国内外部分相关文献作了一定的梳理，李节、肖磊：《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中的现代系统思想——基于文献史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7期。提出：目前有关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构不成完整的体系。当然这是双向的过程，既有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系统思想理解，又试图在新的解读基础上解析现实问题，也就是说，用经过现代系统思想转型的马克思经济学去理解历史和现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我们按照形式逻辑对概念的要求，从源头考证马克思从外延和内涵都直接使用了系统概念，那么，马克思经济学向系统科学的创造性转化就迈出了重要一步。

二、马克思经济制度理论中的系统概念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是马克思第一部正式出版的经济学著作，由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明确提出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均没有出版，而恩格斯追述唯物史观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出版于1886年，因此，一般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第一次完整而简明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由此，《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不仅具有重要的马克思经济学意义，也具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论》是初篇与续篇的关系，[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页。因此，有关的内容需要对照和联系起来看。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首句中文译作：“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它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1页。黑体字系原文所有。而《资本论》说：“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页。“资产阶级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两者内涵是有所区别的。“资产阶级”是一个社会主体概念，而“资本主义”不是一个社会主体概念，外延较宽泛。“资产阶级经济制度”一词马克思以后使用得比较少，容易为人忽略。“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德文原文是“dasSystemderbürgerlichenkonomie”，http：//www.mlwerke.de/me/me13/me13_007.htm。英文译作“thesystemofbourgeoiseconomy”，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9/critique-pol-economy/preface.htm。德文和英文字面是一致的。在德文和英文里，“system”有系统、制度、体系、学派等几个含义，而体系一般指思想体系，在中文里体系指若干互相关联的事物或思想构成的整体，如：工业体系、哲学体系。因此，中文把“dasSystem”翻译成制度，应当说有其合理性。

但在对照所有制一词的中文、德文并参照英文后，疑问就产生了。中文的《资本论》第二版跋“资本主义制度”，[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6页。其德文原文是diekapitalistischeOrdnung（包含秩序的意思）， http：//www.mlwerke.de/me/me23/me23_018.htm。在《原始积累》这章里所提到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72页。、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74页。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的德文分别是“privateigentums”、“daskapitalistischeprivateigentum”、“individuelleeigentum”， http：//www.mlwerke.de/me/me23/me23_741.htm。英文分别是“privateproperty”、“capitalistprivateproperty”、“individualproperty”，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67-c1/ch32.htm。“土地所有制”的德文是“Grundeigentum”，英文是“landedproperty”。德文和英文这里的字面基本一致，但都不是“system”。紧接《原始积累》之后的《现代殖民理论》这一章在比较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时说：“在那里，资本主义制度（德文原文为DaskapitalistischeRegiment）到处都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在这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德文原文为konomischenSysteme，英文是economicsystems）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斗争中实际地得到证实”。[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77页。德文引自：http：//www.mlwerke.de/me/me23/me23_792.htm，英文引自：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67-c1/ch33.htm。Regiment和Systeme德文相近的两处，中文不加区别地均译成了“制度”。而马克思紧接着所引用的一位经济学者的话：“韦克菲尔德把这称为‘systematiccolonization’（系统的殖民）”，[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77页。这里的英文为马克思原著所有。中文又把它理解和译成了“系统的”殖民，而非“制度性的”殖民。同一章短短三页，同一语境下同一词的中文翻译就出现不同。

中文中的一个词“制度”，却对应着德文两个以上不同的词system和eigentum，那么，是马克思使用这两个词原本就没有实质性区别，还是中文的理解和翻译没有做出更加精准的区别呢？

单从字面形式看，马克思使用“system”一词很可能来自李斯特。马克思对德国经济学家引用较少，恩格斯曾指出：“为什么马克思只是在极例外的场合才引证德国经济学家的言论”。[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30页。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对马克思经济思想与德国经济学家思想之间的关系重视不够。李斯特于1841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这部著作的德文名称是“Dasnationalesystemderpolitischenkonomie”。[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扉页。但该中译本转译自1928年的英译本，不是直接译自德文原文。众所周知，李斯特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奠基人，他的观点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相对立。出于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国家利益需要，李斯特把政治经济学归结为一门研究特定国家的国民经济的科学，这实际上就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即“国民体系”作为经济学的对象。可见，不论是英文的“nationalsystem”，还是德文的“nationalesystem”，中文把李斯特的这部著作理解并翻译为“国民体系”，要比理解并译成“国民制度”或“国家制度”恰当。

1845年，马克思在写完《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后不久就读到了李斯特的这部著作，并做了笔记，[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39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批判性地引述了李斯特。[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9页。比较《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两者的理论形式结构，我们可以看到两者有相似的地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把理论部分与经济思想史分开来分别作为第二编和第三编，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构是先叙述理论部分，然后再叙述相关的经济思想史部分，理论部分与经济思想史部分是间错开交替叙述的。在每个理论部分结束后，相关的经济思想史都单独写成一节，分别标注为A、B、C，放在每章相应的理论部分之后，以此表明用字母系列联系在一起的内容是有关经济思想史的论述。[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45页。这是马克思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在理论形式上的一种体现。

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比，《资本论》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上没有变化，而理论形式结构发生了变化。经济思想史的绝大部分内容不再在正文中间与理论部分交错叙述、交替出现，而是被放在了脚注里。还有的部分经济思想史内容后来以《剩余价值理论》的形式出版。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没有找到更好的理论结构形式前，1859年马克思借鉴了李斯特的理论结构形式，这种借鉴也使我们猜想，马克思很可能也仿照李斯特“国家系统”一词，来提出“资产阶级经济系统”一词。

而从内容看，德文的system与eigentum也是有区别的。我们知道，经济制度在中文里指生产关系，不包括生产方式。而私有制、所有制等的内涵反映的正是生产关系，目前的中译本把eigentum理解并译为制度是贴切的。但上文提及的马克思所列举的前四个方面即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与生产关系属性有关，可以属于经济制度范畴，而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显然不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它们属于交换关系范畴，因此，不应属于经济制度范畴。中文把system理解并译为制度，不仅德、英文里所有制与“系统”字面上的区别不明显了，而且内涵上一个比较大的差异也消失了。可见，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翻译的问题，它反映了内涵理解上的问题。

考虑到马克思大学所学的专业是法律，并且“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12页。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使用eigentum往往侧重于财产关系的角度，而使用system往往侧重于中性和科学的角度，从财产关系的法权占有到经济关系的转换，经济学所有制概念有着财产关系的影子，反映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反映的是生产关系。因此，与中文“经济制度”相对应的德文应该是eigentum，而不应该是system。

学界一般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来表达作为经济总和或经济整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可是，如果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system”理解并翻译为“资产阶级经济系统”，把《资本论》中《现代殖民理论》一章内所说的konomischenSysteme理解并翻译为“经济系统”，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克思已经使用了更具概括性的“系统”。《现代殖民理论》整章的内容一方面在强调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两种类型国家之间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对立，另一方面也意在同时说明两个国家之间两种生产方式的对立。应该把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经济整体从而作为一个经济系统来看待，两个国家之间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对立关系就是两个经济整体从而是两个经济系统之间的对立关系，具体地说，马克思这里想论述的是由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组成的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与殖民经济系统两个经济系统之间的对立，这样的理解或许更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上下文的意思也更贯通。因此，马克思幽默地举了一个殖民失败的资本家的例子，“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78页。从英国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出去的皮尔，没有把经济系统内的生产关系也同时搬到殖民地经济系统中去，只搬去了经济系统内的部分要素，结果他不能在新的土地上重新生成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可见，马克思所说的经济系统（system）的外延大于所有制（regiment、eigentum）的外延，经济系统不仅包含所有制，还包括生产力等其它要素。

三、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中的系统概念和系统分类概念

如果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马克思经济制度理论里的系统概念还不那么突出的话，那么《资本论》和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里的系统概念就变得相当突出了。马克思吸收了当时生物学的最新成果，明确使用了系统概念。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对生命形式做出了分类，他根据运动方式（空中、陆上或水中）将动物做了分类。而马克思是熟读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

1735年，瑞典生物学家林奈出版《自然系统》，对已知的生物进行分类。林奈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把植物由高至低分为纲、目、属、种，一共分成了24纲、116目、1000多个属和10000多个种。界、门、纲、目、科、属、种的生物分类方法和分类概念由此产生并沿用至今。林奈系统分类法对动植物涵盖之广可以说无所不包，被称为万有分类法。精确、严谨、方便、实用的分类系统，奠定了科学的生物分类学基础，对生物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的学者在门、纲、目、科、属、种之外加了很多附属级别，使分类更为细致。在正常级别之下设立了“亚”，如“亚纲”、“亚科”等等，在正常级别之上设立了“总”，如“总目”；在“亚”之下设立了更小的“下”或“次”。此外，对于植物，在科和属之间还有“族”，在属之下还有“节”，再往下还有“系”。这样就形成了完整的分类单元：域（总界）—界—门—亚门—总纲—纲—亚纲—下纲—总目—目—亚目—下目—总科—科—亚科—族—亚族—属—亚属—节—亚节—系—亚系—种。在种之下，动植物还能分成“亚种”和“变种”。

林奈的认识对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卢梭在一封信中说：“告诉他，就我所知，地球上没人比他更伟大”。“Tell him I know no greater man on earth.”来自：http：//www.linnaeus.uu.se/online/life/8_3.html，何家庆：《经典分类学的时代契合——纪念林奈诞辰300周年》，《科学》2007年5期。歌德也说：“除了莎士比亚和斯宾诺莎而外，在世之人没人如此强烈地影响了我”。With the exception of Shakespeare and Spinoza， I know no one among the no longer living who has influenced me more strongly. 来源同上。博学的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卢梭、歌德很熟悉，对林奈的生物分类法想来也不陌生。由于林奈不相信物种演化，没有把不同生物之间的联系还原成动态进化、生成的过程，因此，他的生物分类法只是对生物界的静态划分，人为特征还比较明显，有的物种之间的联系显得比较牵强。因此，马克思即使知道林奈的认识成果，并如上所述可能受到李斯特系统概念的启发，出于严谨，遵循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也不大可能将林奈的认识成果与系统概念结合起来加以经济学的应用。

不过，林奈的生物分类法对生命进化思想做了有益提示，客观上推动了包括达尔文进化论在内的生命进化思想的成长。达尔文与华莱士于1858年7月1日在伦敦林奈学会上宣读了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提出进化论，揭示生物界不同物种之间的起源和演化过程，说明了它们的自然和历史联系，生物的系统分类具有科学性，取代了林奈的分类法，更加科学地揭示了生物自然系统分类的属性。

有了达尔文理论的有力支持，生物的自然系统分类思想就有了比较坚实的科学基础，那么，马克思注意到自然系统分类思想并在了解了达尔文理论之后加以引用就是可能的事了。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达尔文对马克思的影响很大”的见解长期以来颇为流行，不久前仍有学者认为：“19世纪初叶，法国生物学家马可……19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斯宾塞……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这些生态学理论对马克思恩格斯劳动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温莲香：《马克思恩格斯劳动概念的生态维度解读》，《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5期。只是这个见解有些笼统。事实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6月出版，马克思已经提出了劳动及劳动二重性的理论，而《物种起源》晚了近半年，于1859年11月24日出版。虽然《物种起源》出版后仅过了不到一个月，恩格斯就认真研读了这部书，并在1859年12月1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达尔文的这部著作给予高度评价，[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3页。但并没有立即引起马克思的重视。马克思过了近一年于1860年11月底至12月19日开始阅读《物种起源》。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将此书描述为他的世界观的“自然历史的基础”。[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56页。

从马克思、恩格斯上述往来信中推测，马克思与达尔文当时虽同处伦敦，但不大可能参加达尔文宣读论文的那次会议，也就不大可能在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之前了解到达尔文进化论所揭示的生命进化思想，也就不能把基于进化论的自然分类法与林奈的系统分类法联系起来，并及时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

而到了1867年《资本论》时，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马克思吸收了生物学的系统分类和自然分类的思想成果。劳动演化出社会分工，劳动产品因交换而成为商品，他对商品交换这个阶段的劳动与社会分工是这样论述的：“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5页。这里的属、种、科、亚种、变种明显借用了生物系统分类法的概念。马克思在这里是用系统分类来比喻社会分工。他紧接着说：“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也就是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6页。“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0页。以上两处所提到的“体系”德文分别是“system”、“systems”，英文版里“多支的体系”为“complexsystem”，这与今天复杂性科学所使用的复杂系统这一概念是一致的。可见，马克思实际上吸纳了生物学的系统分类思想，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把人类内部的社会分工看成是一个有层次的整体性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复杂系统。马克思进一步用有机体概念做了明确的阐述。他指出：“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生产有机体”，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27页。“把自己的‘分散的肢体’表现为分工体系（system）的社会生产有机体，它的量的构成，也像它的质的构成一样，是自发地偶然地形成的”。[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29页。

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分工也相应地演变、发展到机器和大工业，马克思更加明确而突出地使用了系统一词来论述社会分工。“必须把许多同种机器的协作和机器体系这两件事区别开来”，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35页。“真正的机器体系才代替了各个独立的机器”，“工场手工业本身大体上为机器体系对生产过程的划分和组织提供了一个自然基础”，[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36页。“现在是各种单个工作机和各组工作机的一个有组织的体系”，[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37页。“一个机器体系，无论是像织布业那样……”，[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37页。“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38页。“在工场手工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有机体”，[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43页。“机器和发达的机器体系这种大工业特有的劳动资料”。[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44页。以上所有中文的“体系”在德文里都是“system”。“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59页。这里明确地使用了“系统分类”一词。借助系统概念，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要阐述的是机器与工具有着质的差别。虽然机器与工具同样是主体客体化了的物，是现实的生产力，是社会分工发展的新标志，但机器是一个系统，因而是一个整体，具有大于工具之和的整体性，它再现了社会的系统分工，主体形式的社会分工而形成的系统，经一系列的演化生成和转换为机器的系统，转化为物的系统。《资本论》用大量篇幅论述机器和大工业，把它作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式，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方式，不是偶然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除了学界已经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使用了系统科学中的“有机体”概念以外，他还直接借用系统科学出现以前的生物学“系统”概念作为经济学概念，从形式到内容，实质性地直接建立了“资产阶级经济系统”概念。因此，应把“系统”认作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术语，本文所提及的system中文均应理解和翻译为“系统”，例如，可以参照英文版把前述“多支的体系”翻译为“复杂的系统”，而《资本论》中其它地方出现的system一词，中文翻译应结合上下文语境理解和翻译成系统。

事实上，如果在此基础上深入马克思经典文本，进一步揭示马克思经济学对象的系统属性即整体性，那么，就能揭示马克思经济学对象的系统存在特征，马克思经济学的系统本体论属性将得到初步的显现，这将为全面而完整地揭示马克思经济学及其范式与现代系统思想的内在关联性，从而实现马克思经济学的现代转型，奠定一块坚实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