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初论
时间：2020-03-28 07:51:3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中国传统文论源远流长，是华夏民族审美体验和艺术实践的历史结晶，是人类文化艺术遗产中的瑰宝，具有普遍的美学价值。这种普世价值在全球化语境中，通过中外文学的交流比较研究，正在日益显现出来。事实上，这种普世价值的显现，不仅是当下中国文论研究的新视点，体现了学术空间的进一步拓展，也是中国文化贡献于人类、与世界分享自己艺术情怀的一种表达。
关键词：传统文论 普世价值 文化交流 跨文化语境 会通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化艺术传统，不仅创造了无数优秀的文艺作品，也积累了丰富的审美体验与感悟，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丰富的文艺理论资源，形成了中国固有的文艺传统与文论体系。这一点，千百年来并没有人怀疑，但至今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如何将它们置于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与整个人类分享自己的文艺思想精华，共同探讨人类共通的艺术之道。也许正因为如此，直到20世纪到来临之际，对于中国文论的研究基本还局限在本土文化范围内，对它的价值定位也基本建立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框架之内，很少有人从整个人类文化普世价值的角度去开掘、发现和弘扬我们固有的文化；或者说，也有人这样努力过，也做出过一些令人惊叹的成就，但拘于历史的种种限制，毕竟势单力薄，人少言轻，并没有引起关注和重视。就此而言，关于中国文论的普世价值这一命题的考量，首先应在特殊历史语境中，对其作一番比较深入的学术史分析。
一、挑战：中国传统文论在20世纪的特殊境遇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文论是在坎坷的历史路途中发生和发展的，但是晚清之后所遭遇的文化境遇却是从未有过的，这一时期它所面对的，不仅有强势外来文化的冲击，还有自身精神文化状态的老化和恶化，内忧外患构成了对中国固有文化意识的双重挑战。从正面的意义说，社会的关注点逐渐转移到社会变革方面，文化批判的和更新的诉求日渐高涨，这种求新求变的文化诉求逐渐压倒了对于本土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拓展；而中外文化的交流则打破了中国文化“举世无双”的神话与幻想。于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危机感，对中国传统文化质疑乃至否定的思绪开始在华夏大地蔓延。到了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前夜，这种思绪逐渐凝结成为一种从未有过的批判思想和精神，形成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性的批判态势。对此，周作人在20世纪之初如此评述：
今言中国国民思想，就文章一面，测其情状，准学者之公言，更取舍以自见，则可先为二语曰：中国之思想，类皆拘囚蜷屈，莫得自展。……夫孔子为中国文章之匠宗，而束缚人心。至于如此，则后之苓落又何言待夫言说欤?是以论文之旨，析情就理，唯以和顺为长。使其非然，且莫容于名教问有闲情绮语，著之篇章，要亦由元首风流，为之首创，逸规之驰，众未敢也。况乎历来中国文人皆日士类，则儒宗也。以是因缘，文字著作之林悉属宗门监视之下，不肯有所假借。道学继起，益务范人心。积渐以来，终生制艺。制之云者，正言束缚。试观与此，即知中国思想梏亡之甚，此非逾情之词矣。若日吾言过乎，而事实具在，将何以掩之?
这是一种催生新的文化价值和文学观念的力量，其蓬勃而出必然形成新文化与新文学。换句话说，周作人的这种言说，不仅反映了当时期望变革的文人志士的一种共识，也反映了晚清以来中国历史变迁的基本脉络，即中国的变革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中国的出路首先取决于文化和思想的革命
这无疑为随后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合理合情的舆论环境，并预设了其基本的文化愿景与话语框架。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论中普世价值这个命题的提出，本身就面临着20世纪以来“新”的文学观念的挑战和质疑。其实，五四新文学一方面开启了中国文论走向世界的窗口，另一方面也把对中国文论价值的怀疑甚至否定推向了一个极端。这似乎在逻辑上自相矛盾，但事实却是如此，历史的悖论和两面性在不同场域和语境中常常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例如，在新文学初期，就连中国是否拥有自己独特的文论体系，似乎也成了问题。茅盾就曾说过：“中国自来只有文学作品而没有文学批评论；文学的定义，文学的技术，在中国都不曾有过系统的说明。收在子部杂家里的一些论文的书，如《文心雕龙》之类，其实不是论文学，或文学技术的东西。”
这显然是一种偏见。倒是朱自清的看法比较公允，他在《诗言志辨·序》中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源流及其地位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这里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的文学批评称为‘诗文评’”的，也升了格成为文学的一类。
“诗文评的系统的著作，我们有《诗品》和《文心雕龙》，都作于梁代。可是一向只附在‘总集’类的末尾，宋代才另立‘文史’来容纳这些书。这“文史”后来演变为‘诗文评’类。著录表示有地位，自成一类表示有独立的地位，这反映着各类文学本身如何发展，并如何获得一般的承认。”
“一类文学获得一般的承认，却还未必获得与别类文学一般的平等地位。小说、词曲、诗文评，在我们的传统里，地位都在诗文之下，俗文学除一部分古歌谣归入诗里之外，可以说是没有地位。西方文化输入了新的文学意念，加上新文学的创作，小说、戏曲、诗文评才生了格，跟诗歌和散文平等，都成了正统文学。”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学者，朱自清虽然肯定了中国传统文论的存在及其意义，但并没有赋予其一种普遍的美学价值与价值定位。相反，他却令人费解地强调“西方文化输入了新的文学意念”这一历史因素。也就是说，即便在朱自清那里，中国文论的价值与意义依然是不能自在和自明的，而需要西方文化的“唤醒”和拯救。
这或许是一种无奈的判断，因为朱自清先生处在一个多种文化和文本共存、对比的语境，已经不能自说白话地进行叙述。朱自清一直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称为“诗文评”、或者再进一步称为“文学批评史”，而没有称之为“文论”，或许因为将之上升到“文论”，似乎还要面对更多的质疑。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源远流长，显然具有自己的独特的思维方式与呈现形态；就思维方式来说，传统的文学批评注重阅读欣赏，细节品味，探源钩深，以感悟、直觉的方式切入文学作品，以审美、顿悟、感通的方式欣赏文学作品，以共鸣、分享、会通的方式理解和评论文学作品，始终保持着与作品相交相融相知的审美关系，始终根植于自我历史独特的审美经验，始终致力于感性的审美体验的生动表达；由此，中国文论往往呈现出评点式的、参悟式的、点到为止的、片段零散的状态。与西方文学论著相比，中国文论确实少有终极的、特别是形而上的纯粹艺术理念的追求；也不注重思辨、分析和逻辑，缺乏理论性、系统性和概念体系的建构，难以形成严密、完整的理论学说，甚至乐见一种艺术精神、概念和见解始终处于某种不确定的、模糊的直觉状态。
就此来说，生发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论必然带有自己的历史局限，其本身也存在着冲破束缚、持续成长的内在冲动。例如，作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奠基作之一，曹丕(187－226)的《典论·论文》就体现了一种文学理论意识的成熟和自觉，而作者的特殊身份更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文论在中国当时的主流文化中就具有重要意义。在这篇文章中，曹丕对于文学的价值与文学创作的特性提出了精彩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