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和《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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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者谈论经济史，总会提到郭沫若的名字。郭沫若在1930年写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认为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开山之作。可那是现代人的看法。当时另有一个学者名气比他大得多，开始这方面工作也更早，他就是陶希圣。
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写于1935年，他认为，“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又过了十余年，顾颉刚在抗战之后写出了《当代中国史学》，他认为“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陶希圣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的认识，他的学问很是广博，他应用各种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最大……虽然他的研究还是草创的，但已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陶希圣名列第41位。蒋介石战败以后，陶希圣随之去了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68年，陶希圣以《中央日报》董事长身份退休，1988年在台北逝世。
近几十年来，国内可以见到的陶希圣著作只有薄薄一册《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这是他30岁时出版的作品。他的四卷本煌煌七十余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都没有重版过。这种待遇与他三十、四十年代在学界产生过的巨大影响实在是不大相称的。
陶希圣生于1899年，名汇曾，字希圣，湖北黄冈人。父亲陶炯照，前清秀才。1903年的时候，清政府第一次举行“经济”特科考试，梁士诒第一，杨度第二，陶炯照亦榜上有名。可是慈禧厌恶梁士诒的名字“梁头康尾”(康有为又名祖诒)，将他除名。受梁的株连，陶炯照及这一榜上的其他考生的功名全部作废。
陶炯照去河南谋职，陶希圣亦跟随父亲去了河南，先是进旅汴中学，成为清末第一代的中学生。当时陶希圣的学习科目包括算学、英文、历史、地理等，属于最新式的教育。随后，他又先后就读于河南省立第一中学、武昌外国语专门学校等，成绩一直很优秀。
1915年初春，陶希圣在国会议员汤贯如、北京大学总务长舒先生帮助下，投考北大预科并被录取，同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先生。陶希圣后来回忆说，进入北大预科以后，逐渐受到章太炎一脉学风的影响，开始老老实实读书。黄侃、朱希祖等章氏弟子不教预科，学生对他们只能远远观望。在预科期间，陶希圣读宋明两代的学案特别有心得，逐渐去掉少年的“骄傲”，开始真正的“苦读”。
1918年，陶希圣转入法科系学习。根据他的回忆，这段时间里他的学习兴趣主要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学习日本人的民商法；另一方面则是从“共学社”(梁启超、张东荪、蒋百里等人组织)这样的地方购买新书籍，开阔眼界。他先后读了克鲁泡特金《互助论》，考茨基《阶级斗争》，拉马克的《生物学》等著作。从专业来看，陶希圣一直对家庭法有兴趣。中国的社会结构如费孝通所概括的那样，是从家庭到宗族到社会，与西方颇有不同。陶希圣通过学习西方社会学的方法和中国历史，逐渐明确了自己的分析框架。日后他陆续出版的著作如《亲属法大纲》《中国社会现象拾零》《婚姻与家族》等，以及翻译的奥本海默《国家论》，都与他思考的起点分不开。
大学四年级的时候，陶希圣买到两本书，他认为它们对他后来的思维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本是英文书，梅因的《古代法》。另一本是国学书，清代胡培晕著的《仪礼正义》。前者让陶希圣明白，西方法律与东方法律在根本逻辑上存在不同。后者则使陶希圣领悟，研习古籍，必定要先了解古代的政治和社会基本制度。而古籍中也保存了大量古代制度的线索，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发掘整理。
总的来说，陶希圣读书时在政治上不算很活跃。他也参加了五四运动，但卷入不深，也没有加入任何左翼的社团组织。1922年，陶希圣从北大毕业，先是在安徽省立法政学校做教师，随后去了上海，进入商务印书馆。
二十年代初期，商务印书馆人才济济。曾在馆内任职的著名学者就有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杨端六、唐钺、竺可桢、周鲠生、顾颉刚等等。陶希圣在商务印书馆里慢慢读书积累，同时开始在《东方杂志》这样的大杂志上发表文章，偶尔也在大学里兼一些课。
五卅惨案发生后，陶希圣被上海学生联合会聘为法律顾问。商务印书馆也开展罢工运动，陶希圣又被聘为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罢工最高委员会顾问，并参加上海学术界十人联署的宣言，对英国巡捕枪杀民众的惨案表示抗议。
二十年代中期以后，陶希圣的影响在逐渐扩大。他在上海法政专科学校兼职讲授“亲属法”，同时在东吴大学讲授政治学。又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完成了《亲属法大纲》，可是未能出版。出于生活和政治上的考虑，陶希圣在1927年初接受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聘书，辞去商务印书馆的编务之职，赴武汉任教，职位是中校政治教官。到了武汉，他又在武汉大学兼任政治法律教授，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各国革命史”、“无产阶级政党史”以及“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程。从这时起，陶希圣结识了汪精卫、周佛海等一批朋友，逐渐卷入政治。
1927年4月，发生了“四一二事变”，紧接着是五月份的北伐。武汉北伐军政府下令，军政学校师生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师生合并为中央独立师，与叶挺率领的十一师会合，陶希圣任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军法处处长，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政工人员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伐很快失利，陶所倾向的国民党改组派在政治上完全处于劣势。陶希圣心灰意冷，躲到武汉福寿庵里读《资治通鉴》。他对国民革命失去信心，遂又回到上海。
接下去的两三年里，陶希圣主要靠卖文来维持生活。有时也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或者中国公学兼些课，但写作占据了他绝大部分时间，与政治保持一段距离。《新生命》月刊与他关系最密切。其妻万冰如在自传《逃难与思归》中回忆，“新生命月刊每一期都登他的文章，另外好几家书店杂志要他的稿子，他卖稿子运气很好，可以先拿稿费，也可以送现洋取稿。”陶在上面先后发表了“从中国社会史上观察中国国民党”和“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名篇。1929年，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上的文章结集《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出版，顿时成为畅销书，在以后的几年里印了八版，销量数万。这本书的出版也标志着关于“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的“社会史论战”正式拉开了帏幕。
在这段时间里，陶希圣连着出版了《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现象拾零》等书，成为国内很有影响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学者。上海市国民党党部向当时的中央党部检举陶希圣“颇有讽刺及批评现实政教之长篇与短文”，“言论种种非法及违纪之处”。故而到了1930年底，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聘请陶希圣为法学院教授，陶希圣立即接受，从此他又回到了学院。
陶希圣在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任教一个学期后，接了北大的聘书，赴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政治系教授。此时，所谓的社会史论战正在进入高潮阶段，王礼锡公
开撰文“挑战”陶希圣。陶希圣后来在北大七年的教学生涯，都和这场争论紧紧缠绕在一起。
三十年代初陶希圣再次面对的北大，已经不是五四时期的北大。章太炎留下的学术传统，到了三十年代已经变成政治保守的同义词。另一些左翼学生则空前激进，不愿意做些扎实的研究工作，还在课堂上起哄捣乱。随着社会主义思想的普及，课堂内外都在争论当下中国社会的性质。支持左翼的学者有号称“干部派”的黄松龄、马哲民等，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性质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支持右翼的学者有号称“反对派”的刘侃元等，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社会”。反对派往往在课堂上受到学生的嘲笑，非常艰难。
陶希圣自认左右两派都不是，他的观点是，“中国封建制度已衰，封建势力犹存，而中国社会的两大阶层应当是士大夫与农民”。陶不但想避免直接的争论，还想矫正北大的学风，于是决定组织一些学生做些社会史、经济史的整理工作。这些工作既有学理上的价值，也可以为社会史论战提供一些学术支持。
他于1932年8月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这篇文章中袒露了心迹，“我还有两个希望，敢在这儿提出：一、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二、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四年来犯了冒失的毛病，现已自悔。但我四年前冒失下手发表论文，是因为那时很少人注意这种研究。现在见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见，反把理论战线混乱。我希望短篇论文减少，多来几部大书，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一个强固的根基。我自己决没有丝毫的自负，说自己业有如何的成绩。我希望自己能够继续研究，把四年来的见地一起清算。我希望大家于‘破’中来‘立’。只有‘立’才可以把战线以外的多元论或虚无论者打翻。”
一开始，陶希圣想到的是编书。他在来北京之前，已经完成了《西汉经济史》，后来收入何炳松丰编的《中国历史从书》。到了北大以后．他就牵头成立“经济史研究室”，先后发现和培养出武仙卿、鞠清远、沈巨尘、连士升和全汉升等一批年轻学子，展开合作研究。当时他定下的研究计划是，“整理唐代和唐代以后的经济社会史料”，几年里就产出大批成果。
年轻学生刘道元写出《两宋田赋制度》，全汉升写出《中国行会制度史》，陶希圣借用自己的关系帮他们联系出版。1934年，陶希圣与武仙卿合著的《南北朝经济史》出版；1935年，陶希圣与鞠清远合著的《唐代经济史》出版；1936年，陶希圣与沈巨尘合著的《秦汉政治制度》出版。出版社都是商务印书馆。
其实他们还有大量的工作成果未能广泛传播。以唐代经济史为例，他们当时按照分类主题整理出八大册资料，后来只有“土地问题”、“寺院经济”和“唐代交通”这三册得以出版，其余的后来都毁于战火。又比如他们曾经系统整理了辽代经济史的史料。德裔汉学家魏特夫与北大有密切合作，很早和陶希圣熟识。陶希圣自述说，后来魏特夫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与冯家升合作，完成了英文版《辽代经济史》，该书1949年出版。
陶希圣另一项要被人记住的工作，就是他创办了《食货》杂志。在《食货》之前，北京社会调查所创办了《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后来长期由陶孟和与梁方仲打理，在学界颇有一些影响。可是它半年才出一期，无法满足众多学者的要求。所以陶希圣决定自己办刊。1934年11月14日，陶希圣在《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发布《(食货半月刊)宣言》，阐述《食货》半月刊发刊缘起、旨趣与办法：“这个半月刊的意思，在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以相互的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工进行。这个半月刊的意思只是这样，并不像过去所谓的中国社会史论战那样的激昂，那样的趋时。”
是年的12月1日，《食货》半月刊正式发行。
陶希圣后来说，“我主编《食货》半月刊，要把这个研究，从政争扭转到史学”。另外，也是给他和他的学生的研究成果，寻找一个表达的空间。他自己每个月要给《食货》补贴100块钱，《食货》也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盈利。
同样是在1934年，顾颉刚和谭其骧创办了《禹贡》半月刊，专门刊发历史地理的论文，与研究经济史和社会史的《食货》可谓一时瑜亮。陶希圣表示，他们收到与历史地理有关的史学论文就推荐给《禹贡》，反之亦然。钱穆回忆说，当时还有学生劝他再办一份《通典》，专门讨论制度史，可以与《禹贡》和《食货》鼎足而三，但被他拒绝了。其实，《禹贡》杂志的发行量从来没有超过1500份，而《食货》很早就超过了4000份，在学生中间拥有更大的影响。
《食货》汇集了当时最有研究能力的经济史学者，包括王宜昌、梁园东、马乘风等等。还有更多尚未成名的年轻人，除了前面所说的武仙卿、鞠清远等一班陶门嫡系以外，还有如吕振羽、傅衣凌、马非百、齐思和、周一良、李文治、王毓铨、杨联陞、何兹全等人，日后都成为影响极大的学者。
《食货》的内容是极有特色的。陶希圣首先想到的是编辑当时所有中国经济社会史论文的索引，为学者提供深入研究的基础平台。他在“编辑的话”里说，《食货》要尽力沟通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人们的消息。所以不遗余力地介绍年轻学者们的工作单位、研究兴趣和研究方法等，免得人们闭门造车。而且，他还想组织成立“食货学会”，确定会籍、征收会费、召开会员大会等等。他说，“倘使大的学会的发起，能成事实，那便有划时代的成效了”。但是，因后来抗战爆发而未能如愿。
其次，陶希圣提出了“搜读地方志”的倡议。陶希圣在《食货》第1卷第2期里就说，希望大家先读有大都会的地方的县志，再以分工的方法，本省人读本省的县志。逐渐积累材料。
《食货》身体力行。陶门弟子鞠清远发表了《地方志的读法》，详细谈论了自己的学习体会。陶希圣又继续刊发了瞿兑之的《读方志琐记》一文。瞿兑之是“笔记”名家，常为小报撰写掌故短文，许多学者对他不屑。可陶希圣认为瞿兑之多年来读史之余摘录的户口、实业、赋税、医药、宗祠等方面的史料，看似琐碎，对我们认识经济社会史实在有极大帮助。后来，瞿兑之就把这些资料编为《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出版，颇有仿照《容斋随笔》的架势，大受好评，上海书店在1985年也重版过这套书。
陶希圣还想利用《食货》，在理论引入方面做一些工作。他特别重视理论和方法关系的讨论文章，据统计，《食货》里这方面的论文占文章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他专门强调在《食货》里选译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史名著，要求“里面所叙述或讨论的具体现象(制度或思想或政策等)，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必须的比较或指示”。
可惜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食货》在7月1日刊出第6卷第1期后停刊。这两年半里，《食货》总共出了61期，刊发一百五十多位作者的论文345篇，其中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