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俄联盟泄密后的各方反应
时间：2020-04-04 07:57:0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孙中山的中德俄联盟经陈炯明向外报泄露后，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列强诬称为“过激主义”和“亲布尔什维克”。英法新闻界指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阴谋。北京政府表示“密切关注此事”。政界人物曹锟和吴佩孚也立即声明“与孙中山没有任何关联”。社会上也不乏为陈炯明的叛逆行为辩护者。孙中山不得不发表声明，澄清事实。上海《民国日报》为中德俄联盟辩护。中共认为这是关系中国民族独立的外交政策，不遗余力地宣传与辩护。共产国际和苏俄也支持中德俄联盟的宣传。从对中德俄联盟的态度和反应可以管窥国共两党与帝国主义、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中德俄联盟；联合战线；共产国际；国民革命运动
中德俄联盟是孙中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联德联俄政策，经陈炯明泄露于外报后，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或誉为关系中国民族独立的外交政策，或贬为孙中山和国民党亲俄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成为当时政界和舆论界的热门话题。从对中德俄联盟的各种态度和反应中，可以管窥国共两党与帝国主义列强、与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复杂关系。
一、孙中山的中德俄联盟及其泄密
孙中山最早提出的“中德俄联盟”，见诸1918年12月1日向德国外交部提出的“中国（广州政府）、德国以及苏俄结成同盟”的“建议”，具体内容为：在苏俄红军的协助下，建立一支由12 000名在俄华侨和10 000名德国兵组成的混合部队，从西北方向攻打北京政府，同时在中国调配粮食等各种物资，经由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送往德国；在推翻北京政府后，德国要对中国的教育及工业技术的发展进行援助，中国也相应地把各种物资送往德国，支援其作战。[1]1921年5月德国和中国北京政府签订《中德协约》。孙中山希望德国第一个承认广州政府，于是派代表朱和中秘密赴德，一是联系德国与南方政府经济合作，二是与德国前驻华公使和德国驻俄陆军武官秘密商谈中德俄三国同盟问题。[2]（P563）朱和中在1922年1月1日写信向孙中山汇报洽谈的情况，提到“辛慈即主张华德俄三国联合，与钧旨暗合”，而且辛慈准备在德国外交部正式批准后访问中国，以担任顾问的形式与孙中山合作，实现三国同盟计划。孙中山收到朱和中的信后，于3月8日致信廖仲恺就此事做出布置，叮嘱“辛慈之事，愈密愈佳，如非万不得已，则政府中人，亦不可使知之。”并注明“此信看完付丙”。信封上写有“要函交廖次长仲恺亲启，别人不得开拆。”并在“亲”字旁再画了两个圈，以示强调。这些无不显示信函的私密性。另信指示曹亚伯在辛慈抵达香港后迎接并护送他到广州的总统府。同年1月孙中山与前来桂林的国际代表马林长谈了“关于苏俄承认他以及与之结成联盟的可能性问题”。[3]（P18）但是孙中山坚持在北伐胜利结束之前，中俄尚不能结成联盟，以防引起英美干涉。他派朱和中赴德，实行了中德联盟的第一步，在1922年3月已着手中德联盟的谈判。关于朱和中在德国的使命，身为广东省省长的陈炯明并不知情。到6月16日，陈炯明所部发动叛乱，在廖仲恺的保险箱中发现了孙中山的上述密函并泄露于外报。
1922年7月24日，法属安南府河内的法文报纸《东京前途》宣布“陈炯明政府发现了孙中山正经由德国前驻华公使辛慈居间建立中德俄同盟的文件”[4]（P165），首次披露了孙中山的中德俄联盟消息。8月，《法国时报》报道说“据称是孙中山博士领导的政府拟定的德俄中协约的计划”，“虽然柏林辟了谣”。[5]（P125） 9月22日，英国人主办的《香港电信报》（Hong Kong Telegraph，又译《士蔑西报》）公布了孙中山致廖仲恺及朱和中致孙中山电函的中文原件及英译文，并将朱和中的信标题为《三国布尔什维克同盟的提案：辛慈访华计划》，还特别提示：“孙中山因长期抱有布尔什维克理念而遭到批判，只是缺乏实质性的证据。今天本报发表了能证明孙中山使中国置于布尔什维克理念基础之下，为实现中德俄三国同盟而进行的各种活动的确凿证据。本报确信，该证据是不容置疑的。”[6]（P685）上述密函中，朱和中谈到秘密筹划辛慈来华一事，其中“辛慈即主张华德俄三国联合，与钧旨暗合”一句，印证了孙中山早有联德联俄之意。孙中山致廖仲恺的信也表明对“辛慈之事”严守秘密。这些都“表明曾磋商中俄德联盟事”，且已着手中德联盟的谈判，但均未涉及中德俄联盟的实质内容。但是，陈炯明在港报公布这些外交密函，借以攻击孙中山祟信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引起国内外反对势力对孙中山联俄态度的攻击。
陈炯明叛变也暴露了英美帝国主义支持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的真实面目，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孙中山对英美帝国主义的幻想，迫使他重新审视和调整对外政策。8月9日，孙中山向陪侍左右的蒋介石阐释了他的中德俄联盟计划：“吾国建设当以英国公正之态度，美国远大之规模，以及法国爱国之精神为模范……然而今日中国之外交，以国土邻接关系密切言之，莫如苏维埃俄罗斯。至于国际地位言之，其对吾国利益相同，且无侵略顾虑，而又能提携互助，策进两国利益者，则德国是也。”[7]（P1490）这里公开解释了中德俄联盟的必要性，但未涉及联盟的具体内容，更未涉及到不为外间所知的三国联合开发新疆的“西北计划”。[8]（P149150）（西北计划的内容是：苏联以孙中山的名义，派一个师进入新疆，占领东土耳其斯坦省，然后利用新疆丰富的资源建立一个钢厂和兵工厂，由三国联合管理和经营，向孙中山提供很多物质。这支军队从西北进军，推翻北京政府，由孙掌权，可以建立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即便如此，孙中山的上述密函一经港报公布，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 二、中德俄联盟泄密后的各方强烈反应
中德俄联盟密函公布后，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应。自港报公布孙中山外交密函以后，中外各报纷纷译载，批评中德俄同盟，甚至谴责孙中山。一时间，国际社会卷入极大的分裂之中。西方列强震惊不已，对中德俄同盟一事表示严重关切，出于对孙中山联俄的仇恨和畏惧，竟诬称为“过激主义”和“亲布尔什维克”，以耸人听闻。英法新闻界将此事炒得沸沸扬扬，称联盟计划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阴谋。北京外交使团向北京政府外交部询问“是孙中山真的有此企图，还是陈炯明为了损害孙中山的信誉而捏造的。”[1]香港《士蔑西报》质问孙中山为何对此事要严守秘密，为何“诋谤”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各国，说“苏俄的外交政策，是一种比任何可以想象到的帝国主义更为可怕的侵略形态”。[6]（P689）德国方面宣称此系陈炯明伪造和诬陷，德国外交部于9月29日公开否认孙中山密使与辛慈商订中德俄联盟一事，且不知辛慈使俄一事。辛慈亦称他并未办理联盟的任何谈判。[9]上海的法国侨民对孙中山充满敌意，在9月28日法文《中法新汇报》指责“孙中山是亲德分子和亲布尔什维克分子”，“孙中山试图使中国同法国的两大最大敌人——德国和苏俄结盟”。法国帝国主义“因为孙在上海已造成、并将继续造成极其复杂的情况”，威胁要对孙中山“就司法从事”，甚至要将他“逐出上海”。[10]更为严重的是，列强妄指孙中山崇奉过激主义，大为恐惧。驻北京的美、日、英、法各国公使对于新近来华的苏俄代表团以及国民党行动异常注意侦察，先是葡萄牙公使捏造越飞私造公债，宣传过激主义，照会北京政府严厉监视其行动，既而传闻以后对于民党将加以更压抑的政策，使其在政治上难于活动。[11]
孙中山密函也迅即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应，中国政界立即卷入这场风波。据《申报》说：“港报揭布孙文于大战中与德结合书，（北）京外交团甚注意，咸以为陈炯明所发表，原来四川拟迎孙入川，今川同乡请拒孙，又黎正曹副之形势，益为坚定。”[12]北京政府公开表示，“为了自己的立场和利益会密切关注此事”。国内政客也惴惴不安。曹锟和吴佩孚立即声明“与孙中山没有任何关联”，否认曾经承认中德俄联盟事。[12]社会上有关孙中山将采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谣言四起，其中不乏为陈炯明的叛逆行为辩护者，以至国民党人亦有为此滋长疑惑者。9月29日，孙中山以“上海孙宅秘书处”名义发表声明，澄清有关联德联俄密函一事。声明并不否认孙中山与德国和俄国之间的谈判：“中国在其目下革新之阶段中，极需要以对等及完全主权国待诸列强之赞助。彼信德国及俄国现已情形变迁，政治改更，中国能以对等之条件与之周旋。故彼赞成一种与彼两强更加亲善为目的之政策。”但极力否认孙中山是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础上实行中德俄联盟，因为他认为中国不存在俄国那样的历史和经济条件，也“从未想及变中国为共产主义国家”。声明指出：“在香港发表的关于同俄国和德国合作的秘密书信是陈炯明捏造的”，“其诬诋之辞，亦属无据，徒见其为宣传作用而已。”对于此等记载，“本无答辩之必要，惟其所称根据过激主义一语，事关重大，不得不一言以明此说之愚昧无稽。”[13]声明强调密函中并无以“布尔什维克理论缔立中德俄同盟”一词，回击港报的攻击。
香港《士蔑西报》于10月3日公开答复孙中山否认与苏俄联盟的声明，要求孙氏指明其函中误译及虚妄之处。答复中纵论孙中山否认过激主义之言，并令人注意所谓辛慈有新思想而适合民治之一节，继而质问孙中山：如果唯一目的在得友邦之辅助，为何如此秘密，又为何叮嘱将函件焚去？不使国人知其行动，究竟挟何目的？且缔结联盟，又何必设立专局？[14] 8日，该报又发表对于孙中山声明之声明，郑重否认该报与陈炯明有联络，该项密函并非陈炯明指使登载，孙中山指为陈炯明之机关报，是有意污蔑。[15]
作为当事人的朱和中，公开致函《士蔑西报》，为孙中山联德联俄辩护，坚持认为联德联俄是应该的：“俄国三面环我，且为欧亚之津梁，我中华之睦邻，当然以俄国为先。至其政府属何党派，非我所宜问，华俄不睦，则欧亚陆地之交通断绝，亦岂欧洲各国之利。德国为世界科学最发明殖产能力最富之民族，自欧战以来，世界各国排斥德国，于是世界商场，咸受莫大之痛苦，尤甚者为颜料药品电料五金镜料各项，该项商行身受者自明，无待赘述。世界不能舍我中华而生存，犹之人身不能断其一手一足而求活也。今更撇去德、俄，是断其一手一足之不已，而更劈去半面半身，将以求活，不亦难乎。”又指出叛徒陈炯明“独挟此以为倾陷之具，贵报亦从而推波助浪，可笑殊甚已。”总之，孙总统之行为“决为正当”，而陈炯明之挑拨行为“属卑劣鄙陋之举动也”。《民国日报》评论说，朱和中信“揭布介绍‘辛慈’之意义”，使所谓密函事件“昭然若揭”。[16]
上海中文各报纷纷译载孙中山密函并发表评论，为孙中山及其中德俄联盟辩护。《中华新报》评论说：“俄德可联与否，与夫应联至何等程度，此为另一问题，要之任何国家，其国民对于外交活动之趋向，本有多途，且应有多途。以私人言，则爱憎完全自由；以国家行动言，苟对他国无背信之事，则任与何国联络，皆外交上所应有，各国皆然，而中国之犹缺之者也。”孙中山联络德俄，“对协约国并非背信之行动，对本国则出于爱国之动机，外人不必误解之，而国民更万无加以反对之理也。”港报以此作为“中山赞激成过[赞成过激]主义之证”，实乃“大误解”。因为孙中山向以三民主义号召于世，其民生主义在社会政策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不外主张大工业国有以发展国民经济，纵无主张共产主义或劳工专制之形迹，事实俱在，即其反对党亦不能因政策利害而诬之。”而况此项密函中，“只有与德国前公使辛慈氏之关系，德国并非行过激主义之国家，辛慈更为近于帝政党之保守派人，然则任如何立论，固万不能加以崇信过激主义之名称也。”[17]《时事新报》评论说：“弱小民族之大结合终必实现，故中国与德俄之联合其权不在中国而在中国之环境，果环境不复逼迫中国，使其非出此途不可，则列强正不必以此为虑；否则举世界被压[迫]之民族团为一体，为大规模之抵抗，则世界革命行且见矣，又岂仅一区区德俄华联盟而已哉。”[17]
上海《民国日报》就孙中山密函连续发表评论。有文章批评“原刊这密函的香港士敏报，先凭空硬加上个‘以过激主义为基础筹备与德俄联盟’的武断”，称赞孙中山联德联俄政策为“熟思审虑”之举。“孙君最主要之考虑，即在于是，彼或被谥为亲德或亲布尔什维克，此种怨毒之词，虽曾不幸阻碍许多他人尽其严正而真实爱国爱同胞之责任，但殊不足以吓孙君。”[18]有论者就其中给廖仲恺、曹亚伯信手迹，揭示三国联盟密函的真相，说：“这是孙总统底手书，中间只请招待辛慈一件事。辛慈是德国前任驻华公使，现在中德邦交已经恢复，有什么招待不得？至于嘱守秘密这一层，在未经成立的外交事件，当局者自然有秘密的必要；未经成立的外交事件的秘密，是外交上的常态，原没有什么希奇的。”[19]另有评论说：“中国在国际上有自择伴侣的权能，俄德确已先别国放弃在中国侵略所得的权利，为真实友谊之先施者，因此再愿与俄德联合的，不止孙总统。”据此，对于密函事件提出三个要点：密函里所提的联盟是国家的结合，不是主义的结合；中国要与何国联盟，就与何国联盟，犹之英法等要与何国联盟，就与何国联盟；广东财政厅铁箱里的秘密文件，怎么会跑到外国报上去？漏泄外交秘密的，在法律和道德上应该负何等责任。[20]另有文章专门谈到泄露外交秘密的法律道德问题，认为泄露外交秘密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重大罪名，但在道德上是否犯罪及犯罪的轻重，须就情形而分别判断。“现在世界各强国，天天暗谋侵略弱小的国家，又同等强国之中，互相猜忌，纵横捭阖的诡计，成为外交的唯一方法。国际民族间一切罪恶祸乱，都由这种秘密造成。若使泄露这种制造罪恶祸乱的外交秘密，纵然在黑暗的法律上，要受重刑的裁判；道德上万不能认他为犯罪。至于泄露秘密在道德上为犯罪的，必定是有伤害他人生命财产名誉的场合，就结果害恶之大小，和动机下劣的程度，可以判断他底罪名了。”[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