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外交家章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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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交部建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章汉夫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和常务副部长共17年，一度兼任中共中央外事小组第一副组长。他是我国外交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和著名外交家。这17年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极不平凡的时期，是新中国外交成果辉煌的17年。在这17年中，章汉夫作为两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主要助手，倾注了他的全部智慧和精力，忠实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各项政策方针，为党、为祖国、为人民立下了无法计数的汗马功劳，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者。
解放前从事的涉外工作
解放前，章汉夫有丰富的留学经历，通晓英文和俄文，为其后来从事外交工作奠定了语言和文化基础。1905年10月24日生于江苏武进，父亲谢仁冰是知名爱国民主人士。因为家庭条件较好和自身的努力，章汉夫早年便进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1926年赴美留学，通过阅读马列经典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7年他参加了美共，任中国局小组书记。1928年7月，受美共派遣去苏联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并任翻译和共产国际东方部研究员。1935年至1937年，章汉夫在上海地下“文委”工作期间，曾在《读书生活》、《世界知识》、《自修大学》、《战线》、《国民周刊》、《生活星期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国际述评和政论，还翻译出版了一些马列经典著作。章汉夫这个时期的著作特别引人注意的有《中国与美国》和《美国的对华政策》两篇文章。在没有很多参考书的情况下，章汉夫对美国进行了剖析，文章用大量的事实和数字论证了美国的政策中心就是维护自己的侵略利益和进一步侵略的可能。抗战时期，章汉夫还有一些涉外工作的经历，1945年4月，章汉夫随董必武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在会上出任翻译，编写了英文写成的小册子《中国解放区实录》，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是董老的得力助手。章汉夫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表现曾给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回忆录里专门称赞了章汉夫。他这样写道：“董必武挑选了一个很好的秘书章汉夫。他也是共产党的一个杰出人物，为人善良而谦虚，不引人注意，但很能干。”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章汉夫于1949年1月先到天津作为调研组长，对帝国主义在天津的财产问题进行深入调查，重点调查开滦煤矿外国资产的情况。在详细调研的基础上，章汉夫写成了调查报告书，报告书对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清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财产这一复杂的涉外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章汉夫在解放前所从事的的这些工作也都是外交工作，为章汉夫后来在上海侨务处工作和出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时开展对外交涉工作提供了实践经验，为解放后的外交生涯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前，章汉夫的工作经历尤其是主编报刊、统战工作的经历为其后来的外交生涯炼就了领导才能，塑造了宽广的国际视野。新中国成立前，章汉夫工作经历丰富，有丰富的领导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履历，相继担任过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工委书记、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等，期间两次历经磨难，相继被香港当局和国民党机构逮捕。在香港被捕后，经父亲多方疏通营救，被押送出境。1933年5月，中共上海地下党遭受大破坏时，章汉夫再度被捕。经父亲设法，请邵力子援救，才被解往苏州反省院。后来父亲花了几十两黄金把他保出来，他却不顾家人劝告，于1935年到上海与党在上海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周扬、夏衍取得联系，为扩大文化学术界的统一战线做出贡献。他曾对父亲说：“你们当没有我这个儿子吧！”以此表达他终生奉献给党和革命的坚强决心。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章汉夫还一直参与和主编《新华日报》与《群众》周刊，与这两份刊物一起共同成长，他在这两份刊物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中所建立的历史功绩，是他参与和领导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重要一页。1939年至1945年，章汉夫在武汉、重庆《新华日报》社曾任新闻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等职，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章汉夫负责在上海筹备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后被派至香港负责主编《群众》周刊香港版。章汉夫在主编两份刊物期间，经常在栏目设置中增设“国内外通讯”和“国际时评”等栏目，利用自己的特长来宣传和介绍国内外大事，这些栏目既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充了报刊的内容以及国内读者的视野，也培育了自身的大局观和国际视野，为后来从事外交工作打下了基础。另外，章汉夫除了参加每期报刊的编辑工作和编务会议外，还经常动手撰写国际时事述评在这两份刊物上发表。他尽可能地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宣传国际、国内形势，以坚定侨胞对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必胜的信心。1945年章汉夫陪同董必武参加完联合国大会回到重庆后，继续担任《新华日报》总编辑，从1946年元旦起，他在《新华日报》上开辟《闲谈美国》专栏，撰写了15篇杂谈，这些文章对于国民党统治区人们如何全面、准确地认识美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1948年9月，章汉夫按中央指示陪同沈钧儒等一批民主人士秘密离港北上进入解放区。在完成了周恩来交办的到天津调查开滦煤矿外国资产的情况的工作后，接着奉调去上海担任外侨事务处长。从此，他开启了自己在崭新的领域——外交战线上的工作。
担任上海外侨处处长
1949年3月中旬，中央决定从各解放区抽调5.3万名干部随军南下。工作团于4月21日组成，同时成立了接管上海的领导班子和工作人员。24日晚，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举行了盛大的晚会，欢送南下工作团。章汉夫也是南下工作团的成员之一，但他没有参加这个晚会，他直接从天津上火车赶赴上海，在丹阳休整之后，25日中午，列车达到上海南翔镇。26日中午，章汉夫一行坐汽车进入上海市区。章汉夫此时心潮澎湃，想到又要重返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精神格外振奋，连日来旅途的疲劳顿时消失得一干二净。他人虽然还在车上，但心却早已飞到上海市区他战斗过的地方。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管理外事的机构外侨事务处宣布成立，章汉夫任外侨处处长。5月30日，市军管会派出以梁于藩为首的接管小组，接管前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和前上海市政府外事室的全部财产和文书、档案。同日，外侨处处长章汉夫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对外侨政策的讲话，同时宣布外侨处自即日起对外办公，统一处理上海的涉外事务。章汉夫和外侨处的20多位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处理各种涉外事务。这20多位同志包括在丹阳休整期间确定的同志外，还从上海地下党抽调了几名懂外语的同志，如俞沛文、何复基、梁于藩、沈士廉、王楚良等，同时留用了原国民党外交部驻沪办事处的几位旧官员。上任伊始，章汉夫首先组织大家学习中央有关外交工作的方针政策，学习外事纪律，还认真搞好制度建设，建立了一些必要的规定。他要求处室同志逐字逐句学习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通过学习，明确了工作要求和任务，也坚定了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的决心。章汉夫还努力抓形势调研和基础研究，认真研究课题，比如，他要处里的同志研究国际法，研究联合国组织机构。此外，他特别强调遵守外事纪律的重要性。他多次亲自给参加接管的同志们做报告，进行纪律教育，强调对外遇事，不要擅自作主张，要多请示汇报。章汉夫还多次向同事们讲述如何接待外国人，怎样写外事活动谈话记录，讲同外国人打交道时应注意的礼仪。章汉夫还要求大家要尽力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一次，当他见到有的同志现场翻译有些话翻不出来，就说看来你们的英文没过关，然后还结合自己在美国学习和在联合国当翻译的经历、体会，讲述要经过刻苦学习和锻炼才能使英语过关的道理，鼓励大家努力学好外语。听了他的话后，很多同志深受启发，感觉收获很大，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英语水平得到明显提高。章汉夫不仅对别人严，对自己要求更严。在写工作总结时，他总是先征求别人的意见，然后自己动手写并进行修改，最后才交付打印。对处里同志写的每周工作简报，他每次都逐字逐句进行修改，严格把关。对有缺点的同志，他不是一味批评，二是耐心帮助，以理服人，以教育为主，这使得处里的同志们都感受到了他的民主作风。应当说，章汉夫在上海任内的这些做法是很有开拓性和远见卓识的，为日后赴北京出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时开展外事工作和建设外交队伍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很多与章汉夫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养成了遵守外事纪律的习惯，这让终生受用，得益匪浅。
章汉夫在上海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只有二百多个日日夜夜，但他这段时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和同志们处理大量的复杂的涉外案件，工作业绩十分突出。
当时上海市军管委外侨处的基本任务主要有：一是处理解放后原有的外国机构及有关事务；二是管理日常的外侨事务，亦即对外国人从事的各种活动，把属于帝国主义残余势力和特权的，同外国侨民正当合法的活动加以区别，并对后者加以保护，对前者则坚决予以制裁和肃清。1949年10月7日，章汉夫署名签发上海外侨处第一份致外国驻沪的部分前使馆负责人的函件，并请他们转达本国政府。函件的大体意思如下：对以前各国与国民党政府建立的外交关系，我国一概不承认，你们这些国家的驻沪机构的外交人员不再具有外交官身份，不再享有各种豁免权，不准使用电台，而只是把视作普通的外国侨民，保护你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对帝国主义列强在沪的企业和公司（包括公用事业、银行、保险、进出口贸易、工业、航运、码头、仓库及房地产等）的如何处置？这是个政策性很强的复杂问题，外侨处在章汉夫的领导下，对帝国主义残余势力做了认真而详细的调查研究，向中央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情况及工作建议。对外国企业，章汉夫提出建议，采用军管办法，进驻人员要搞好同留用的旧职工的关系，要鼓励他们搞好正常的生产和管理，这样做是为了保持大上海的社会稳定，保障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正常运行，不出大乱子。对各国派驻上海的前外交人员，外侨处严肃地向他们指出，只有他们以侨民身份来约见时才予以接待。外侨处还依法严肃处理了多起外国人违法案件，给美英等帝国主义分子以有力打击。1949年6月10日，英商办的《字林西报》头版以大字标题造谣说：“本埠航运停止，吴淞口恐已布雷”，“上海港口已不安全”。美商《大美晚报》及其他外国通讯社纷纷推波助澜，也发表类似消息及评论。于是，章汉夫让上海外侨处秘书处主任俞沛文出面召见《字林西报》总编辑葛烈芬，严肃指出其错误，葛立即承认错误，并保证不再犯。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章汉夫为外交部副部长的任命。12月13日章汉夫移交工作完毕，启程赴京，正式在外交部上班，至此，他结束了在上海的紧张战斗，开始了新的征程。
拓展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从1949年10月开始，章汉夫相继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长达17年。在这17年的外交工作中，他肩负繁重的任务，参与了新中国外交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建国初期，他忠实地贯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领导外交部的有关部门，为彻底清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而承担了繁重和复杂、细致的工作，主要是解决经济方面的种种遗留问题，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我国同外界独立自主的、平等的经济往来，到1955～1956年圆满地完成了这项重大任务。与此同时，章汉夫还以过人的精力，积极开拓和发展同亚洲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他亲自参与和主持了同一系列国家的建交谈判，逐个解决与邻国的边界问题，与印尼、越南等谈判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参加万隆会议和有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对日开展以民促官活动，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
从1949年到1958年，在亚洲，除朝鲜、蒙古、越南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同我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还有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等八个国家。章汉夫当时负责领导亚洲司，从制定方案到主持谈判，他全面负责这项工作。他在这项工作中既能准确贯彻中央的既定方针，又能根据不同情况巧妙处理，还注意体现中国的风度和形象。
印度是资本主义国家同我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章汉夫首先同印度谈，印方谈判代表是印驻国民党政府使馆的一秘雁谒森先生，前后谈了6次，谈得比较顺利。章汉夫在谈判中向印方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印度政府与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之间的关系；二是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表决苏联代表要求开除国民党代表的议案时，印度代表为何投弃权票？1950年3月1日，印度给出答复：印度不再承认国民党政府，印度在安理会上也曾投票赞成关于苏联提案的同样决议。在得到答复后，章汉夫表示满意，希望立即开始双方互换使节。1950年4月1日中印正式建交后，印很快派原驻南京大使潘尼迦为驻华大使。中印建交谈判是我通过谈判达成建交协议的第一个范例。
缅甸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1950年4月，缅甸政府代表吴辟到北京开始谈判。章汉夫担任我方谈判代表，参加谈判的还有乔冠华、陈家康和韩叙，章汉夫在第一次谈判时只向缅方提出了国民党政府在缅甸的各种机构和财产问题。对章汉夫提出的问题，缅甸给予了明确答复。一是缅甸政府撤销对前中国大使馆之承认；二是中国在缅甸的任何财产和资金，将被认为已转属他们所承认的政府。双方于6月9日发表了建交公报。
我国与尼泊尔和锡兰的建交过程历时较长。章汉夫在主持同这两个国家的谈判时，既坚持了我国的原则立场，又能按照耐心等待、水到渠成的精神，体谅和照顾对方的处境和具体困难，效果较好。在章汉夫的主持下，中国和尼泊尔的建交公布有几个明显的特点：写入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写入了尼泊尔在中国西藏地区机构保持现状，有关问题将在谈判友好条约时提出讨论。在与锡兰建交谈判前，章汉夫在上呈的报告中提出：对锡兰派来的第一个外交性代表团将给予隆重热情接待；争取建交和互派外交代表；在贸易上适当满足锡方希望，以促进外交关系的进展，但不是先决条件。1957年1月4日，中锡双方发表了互派大使的新闻公报。
1950年7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李克农赴朝工作，章汉夫实际上成为常务副部长，当时许多重要外交声明、文电都是由他亲自构思、起草和修改的。那时印度在朝鲜问题上比较活跃，我向美提出警告就是由周总理通过印度传达的。与印度驻华大使的谈话稿就是章汉夫亲自主持并操刀写的，这份谈话稿对谈判形势、背景做了详尽和精辟的分析，并且提出了合理的主张和建议，集中对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唯一未决的战俘处理问题做了充分说理的论述。在印度表达了对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进行细菌战的关切之后，章汉夫亲自组织亚洲司的主管同志准备了一份详细的材料，这份材料周到而细致，揭露和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真相，使美国在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输了理，彻底暴露了其与中朝人民为敌的丑恶嘴脸。美国受到了全世界的谴责，遭到了举世痛击。在这场事关中国人民重大利益的外交交涉和斗争中，章汉夫协助周总理所做的工作和努力，留下了值得称赞的一页。在此期间，章汉夫还频繁地同印方联系，就停战谈判和遣返战俘等问题反复做印度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