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叶甫盖尼·奥涅金》和《狄康卡进乡夜话》看19世纪初俄罗斯文学的过渡
时间：2020-04-25 08:00:5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词]《叶甫盖尼·奥涅金》;《狄康卡进乡夜话》;俄罗斯文学
19世纪初的俄国由亚历山大一世登基开始，先后经历了卫国战争，农奴制改革两大重要事件。虽然卫国战争以拿破仑落荒而逃告终，自上而下的解放农奴活动也不能说给予农奴自由活动极大的可能，但是在由俄国沙皇统治的封建专制制度下，此次被动的改革已经为彻底扫除封建残余埋下了伏笔。《列宁选集》中曾有评价：“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國革命标志下度过的。19世纪在世界各个角落里只是做了一件事，就是实现了、分别实现了，做到了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创始的事情……”尽管19世纪反封建革命并没有彻底形成，但是广大人民和自由主义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都一一被记述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这一时期的文学也被公认为“俄罗斯文学中的黄金时代”。而19世纪初，俄罗斯文学自古典主义中逐渐抽离，至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渡，在整个十九世纪文学发展史上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本文从普希金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以及果戈理中短篇小说《狄康卡进乡夜话》两篇著作出发，对两个作家从浪漫主义文学向现实主义文学过渡进行对比和分析。
继18世纪末罗蒙诺索夫对俄罗斯诗歌音节体诗形式进行改革后，俄罗斯诗歌始终停滞不前。古典主义历史习惯上对诗歌体裁的严格划分一定程度上束缚着作者诗情的抒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出现有如夜空中划过的流星，为俄罗斯诗歌开启了另一条道路，普希金也成了俄罗斯文学界的中流砒柱，以自己独特的文风和思考方式，震荡着消极浪漫主义以及古典主义带来的死气沉沉的古板世界。《叶甫盖尼·奥涅金》作为一种独特的诗体长篇小说，彻底摒弃了古典主义对“低级现实”的歧视，矫正了浪漫主义对环境和神话，想象世界的过分热衷;同一时期在此之后的30年，《狄康卡进乡夜话》再一次闯人人们的视野，这部让普希金称赞为“真正的快乐”的散文集尽管只有八篇文章，却扫清了18世纪时期卡拉姆津《苦命的丽萨》领衔的感伤主义风气。
《叶甫盖尼·奥涅金》作为诗人普希金因与十二月党人接触而受牵连致使南方流放时期开始创作的产物，不可避免的具备了诗人对自由生活的憧憬、反对强权的心理，也因远离喧嚣浮华的贵族生活，继而深入乡村田园风光而不由自主细致刻画朴素的乡村生活，此间种种，都使作品具有对社会的反映、反思与批判的现实主义因素。作品中对贵族生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描写而塑造出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被公认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个“既非孔雀，又非乌鸦”的“多余人”的形象，作品本身也被别林斯基称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
《叶甫盖尼·奥涅金》讲述了贵族青年叶甫盖尼·奥涅金继承遗产后，因厌倦了彼得堡上流贵族生活而在乡村生活的故事。在乡间，叶甫盖尼·奥涅金依然清高自傲却无所事事。他结识了唯一的好友连斯基，却因自己习惯性的撩逗其未婚妻奥丽佳而接受决斗，将其失手打死。奥丽佳的姐姐塔季扬娜深深仰慕奥涅金，奥涅金却自以为深谙此中“感情游戏”，对她的爱慕不以为然，直到两人多年后再次相遇，奥涅金才猛然发现塔季扬娜不同于其他贵妇人的真实的美，对其倾诉爱意并渴望得到回应。而此时的塔季扬娜已经嫁为人妇，尽管依然爱着叶甫盖尼·奥涅金，却坚守作为人妇的本分和忠心，坚决拒绝了爱人的感情。普希金通过塑造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一个人物形象，反映出了整个19世纪初俄国国内所有贵族青年知识分子迷茫不知所措的群像。普希金说
“奥涅金应该牺牲在高加索，或者在十二月党人起义中”，然而“奥涅金”没有。也正是由此，受过高等贵族教育、浸染了贵族生活习气的奥涅金身处腐朽破败的封建专制制度才产生了深深的“多余感”。酷爱拜伦式自由的奥涅金很清楚，时代的风暴即将来临，启蒙主义即将席卷贵族阶级，使其覆灭，他寄希望于乡村生活能够给他带来新的生活和新的希望，却在农事改革中再一次失去希望。自此，叶甫盖尼·奥涅金彻底沦为既厌恶旧文化，疏离旧体制，却不能扎根新文化，融于革命斗争氛围中的中间人，成了社会不需要的“多余人”。
普希金在塑造奥涅金这一虚构形象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全方位生存环境，这些环境尽管对于真实生活来说是文学的，但却源于真实的贵族生活环境，因此在人木三分地刻画和反映“多余的”贵族青年生活状态和社会选择上，能够使读者深切感受到俄国旧文化与欧洲新文化碰撞下的社会图景。而作为浪漫主义的集大成者，普希金又在叶甫盖尼·奥涅金身上补充了热爱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性格，并使他与同样天真浪漫，对生活富有热情和希望的连斯基相遇，又细致刻画了朴素纯洁的少女塔季扬娜，通过描写塔季扬娜对奥涅金的仰慕，侧面反映了奥涅金内心深处对新文化的认同和归属，这些侧面人物的刻画和烘托，又极具浪漫主义诗风，使得作品兼具现实主义特点与浪漫主义情怀。
《狄康卡进乡夜话》分为两部分，包括八篇故事小说和两篇序言。别林斯基称其小说具有“构思的朴素、十足的生活真实、民族性、独创性”显著特征。的确，《狄康卡进乡夜话》创作伊始，果戈理就写信给自己的母亲“您非常熟悉我们乌克兰的风俗习惯，您在信中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告诉我，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狄康卡进乡夜话》中的人物都是普通百姓，说的是百姓平时的话，讲述百姓身边的故事，就像是从百姓身边拍录的影片，以至于当果戈理前去出版社词论出版事宜时，印刷工人都因料想到作者笔下种种生动的人物和故事而忍不住转过身去偷笑，乐不可支。无怪乎赫尔岑评价说“果戈理和科利佐夫一样，虽然不是出身于平民，可是从兴趣、思想和感情上来说却属于农民”。果戈理在创作《狄康卡进乡夜话》的过程中，不仅仅通过母亲的书信获取素材，积累真实的创作来源，还亲自去乡间走访，把村民们的故事和理语都记述在自己的杂记本上。此外，果戈理自小就生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的小村子中，童年生活的回忆也为作者提供了美好的选材内容。《狄康卡进乡夜话》中的故事（《罗庆采市集》《圣约翰节前夜》《五月的夜》《魔地》《失落的国书》《圣诞节前夜》）主要题材均是描绘小俄罗斯风土民情，其中穿插对少男少女青春、爱情、对专权的反抗和以哥萨克为代表的对自由的追求，作者通过故事展示小俄罗斯人的生活及性格特征。这正印证了果戈理所言：“艺术应当向我们展示出我们民族的一切优良品质与特性。”《可怕的复仇》是其中唯一一篇历史题材小说，讲述了乌克兰人民与波兰贵族人侵时的激烈反抗斗争，抒发着作者鲜明的爱国情怀和理想。《伊万·费多罗维奇·施邦卡和他的姨妈》则是整部散文集中看起来最格格不人的一篇文章，有冯维辛《纨绔子弟》的影子，又像叶甫盖尼·奥涅金一样，整日无所事事，两种形象的结合辅以果戈理式的幽默，在反映一众
“施邦卡”生活景象的同时，将其平淡无奇的生活中“笑”的因素夸张扩大，使读者对施邦卡的嘲笑更加深刻。这部不同于寻常“自然派”的作品也因此初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痕迹，在作者此后的《钦差大臣》中得以延续。
纵观这部为作者带来巨大名望的小说集，欢快的夜会、热闹非凡的集市、狂欢又带着独特迷信色彩的哥萨克婚礼，又有激烈的战斗、奇特的历险塑造了睿智的老人、憨厚的农夫、粗俗的农妇、纯洁美丽的少女、忠于爱情的青年、热爱自由的哥萨克等各式各样等鲜明的人物形象，尽管人物众多，却无一不跃于纸上。作品中鲜明真实的民族性特点得益于作者辛勤搜集真实的素材，深切了解语言环境，对自然环境的细致刻画，这些因素也或多或少使作品具有了现实主义的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因素。同时，从小俄罗斯戏剧、歌曲中继承的魔幻风格也在此发展，使得作品兼具积极浪漫主义超越时空、神话童话贯穿其中的特点。
《叶甫盖尼·奥涅金》和《狄康卡进乡夜话》作为同时期两部经典作品，都是俄罗斯文学史中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前者以诗歌为表现形式，后者以散文为载体，都在各自题材领域提高了小说作品的创作水平，使得后来的作家选择以小说作为自己的创作形式更加普遍。
从历史角度来说，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是为必然，十二月党人的失败刺激了民主人士的犹豫，暴君的专制统治被放大，使得广大民众越来越深刻意识到本国政治体制的落后与腐败。贵族革命首先开始，继而延续到平民知识分子，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陆续开始，俄国社会的革命运动与十九世纪文学相辅相成
从文学内容以及使命来说，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反映的是俄国作家逐渐从对未来政治体制的思考专为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革的需求。1811年“阿尔扎马斯社”与“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团体进行“文学语言之争”，在罗蒙诺索夫的语言改革以后，又一次极大促进了俄罗斯语言的统一，同时也创造了一个语言、文学氛围十分活跃的社会环境，更是为浪漫主义的发现扫清了障碍。而相比西方的浪漫主义，俄罗斯文学的浪漫主义出现时间晚，也正因如此，其形成过程中掺杂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启蒙主义的艺术特点，而启蒙主义肯定人的个性，突出人对内心世界重视的特点与德国古典哲学中突出个人主观精神的倡导相互影响，不仅为浪漫主义脱离感伤主义，转向对人的内心世界做足了思想准备，也为现实主义在细致观察自然景象、社会环境后表达个人对社会的反思、进而形成对现实环境的批判和对社会改革的个人建议提供了前提条件。此外，俄罗斯文学的浪漫主义有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之分，前者以茹科夫斯基为代表，尽管注重民间创作，却偏向于否定现实并因此靠拢中世纪的思想，追求中世纪的宁静和宗教哲学中的神秘，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消极避世的态度，结合整个社会环境和十二月党人的悲惨结局，注定为以十二月党人为主要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提供了发生的意愿和动力，积极浪漫主义也因此带有对现实不满产生的反抗精神，对自由的积极追求的创作风格。但浪漫主义由于受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作品中带有无限夸张的个人主观因素，客观实际有时被忽略，逐渐暴露出主次混淆的特点，使得真实反映社会现状、揭露社会矛盾与问题的现实主义应运而生。而俄罗斯文学中固有的公民文学的特点，即雷列耶夫“我不是诗人，首先是个公民”和别林斯基所说“我们的文学，甚至在其最初阶段，就向社会诉说了一切高尚感情和崇高的觀念”两方面，使众多以普希金和果戈理为代表的文人在描绘社会现实的同时，不由自主地对问题的产生加以思考和分析，进而提出自己对社会发展的看法和观点。
可以说，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渡是必然的，它既是历史发展规律对文学提出的要求，也是文学界各作家作者对自己肩负起社会改革的责任和使命的意愿。文学作品中越来越真实细致的社会生活，从达官贵人、君王英雄的描写对象到小人物、多余人等寻常百姓的人物选择，借助夸张、讽刺、“含笑的泪”等艺术手法而彰显的社会反思，都是俄罗斯作家积极投身于社会大变革的需求和选择。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现象，不仅召唤了当时各文人作者讨社会现状的反思，表达自己的观点，加深法国等西方先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促进社会经济政治上的改革，更是为后来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以及“未来派”“阿克梅派”的诞生提供了历史的经验。普希金从《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完成走出来，成为十二月党人的歌手，成为现实主义的奠基人，果戈理从《狄康卡进乡夜话》的创作中逐渐成熟，创作出《钦差大臣》《死魂灵》，发展成批判现实主义“自然派”的奠基人，都是在现实与理想、抒情与批判中逐渐意识到社会弊病的严重性并以揭露和解决社会现状为己任的文学需求，这是文学自我追求的过程，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