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作品在中国的译介
时间：2020-05-08 07:56:4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英国伟大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作品自晚清即已翻译和介绍到中国，但关于其翻译的系统研究却并不多见。本文立足于历时的方法，结合不同时代的特点，梳理他在中国的翻译状况，发现他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三次高潮，不同时期的翻译数量、翻译方法和风格等迥异，并愈来愈忠实于原著。这不仅因为史蒂文森作品自身的特点，也与中国不同时期的历史现状有关。史蒂文森在中国的译介是翻译时代性和社会性的典型注脚，也是中国翻译史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翻译研究 时代背景 国内译介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850—1894）是英国著名小说家和诗人，他先后写出了《新天方夜谭》《绑架》《卡特琳娜》《化身博士》《岛上夜谈》等名著。这些作品因其风格独特、情节动人、描写精妙、技巧娴熟、文笔简练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并为他赢得了世界名誉。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库“翻译索引”提供的数据，作品翻译量最大的作家当中，史蒂文森在全球排名第二十六，甚至高于奥斯卡·王尔德和埃德加·艾伦·坡。这个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金银岛》的广受欢迎，广为翻译和传播。《金银岛》又译为《宝岛》，不仅是斯蒂文森的成名作，也是他全部文学遗产中流传最广的代表作。史蒂文森的作品在中国的翻译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一些学者把中国翻译史的分期划分为五个阶段，即晚清时期、民国时期、当代文学时期、“文革”时期和新时期。我们据此分析史蒂文森的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情况。
一、晚清时期
晚清是外国小说翻译的大盛时期，这里边有必然的政治因素。随着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小说被看作是先进知识分子推动政治改革、传播西学、启蒙大众的工具和载体。传统小说虽然也有影响国民的力量，但是地位低微且有自身的毛病，只好依靠翻译外国小说宣传政治思想。于是便有了“小说界革命”，倡导批判旧小说，创立新小说。因为新小说无法在短时间里发展起来，翻译外国小说便是革新中国小说的第一步。
甲午战争之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小说翻译活动最为活跃。王宏志在《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一书中总结了翻译文学在这一时期的特点：
（一）翻译小说类型较完备，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冒险小说无所不有。
（二）文学意识薄弱，翻译目的在于输入文明或借鉴思想。
（三）以意译和译述为主要翻译方式，具体表现为“豪杰译”、改译、增译、元素中国化。
（四）沿袭中国传统小说的程式。而上述这些特点，更多的是受那个时代社会大环境的制约和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引进了大量欧美和日本文学，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译介外国文学的高潮，也掀起了第一次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大潮。这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蒙学养正”的儿童教育观，取而代之的是向他们传输现代科学知识、提倡冒险精神、用充满奇思妙想的故事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冒险小说也不断地被翻译进来，并出现了专门以儿童为主人公、讲述儿童历险的小说。史蒂文森的作品便开始受到译者青睐。早在1904年就有人翻译了他最有名的小说《金银岛》，现在我们所能见到最早的作品汉译本应该是1906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翻译出版的《金银岛》，当时这本书收在说部丛书第二集第一编。1908年，林纾、曾宗巩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天方夜谭》。这些译品开阔了中国人的生活视野和艺术视野，也给近代文学创作以积极的影响。
晚清还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年代，译者有时会考虑读者对新思想的接受程度，在内容甚至形式上加以迁就，做出相应的调整，把译文从原著中解脱出来，以译文和接受文化作为研究重点。这个时期流行意译，甚至是“豪杰译”。对史蒂文森作品的翻译加入了译者的主观情感及符合当时社会的诗学观，以意译为主，无法做到忠实于原文，也不会过多的考虑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能力。与此同时，那些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不满的人，会利用重写达到目的，有的译者甚至随意添加自己的评论和创作。
二、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有识之士继续传播西方文化与思想，短短三十几年间我国的翻译工作取得了不小的进步。首先是出现了许多翻译流派和文学研究所，加之民国政府对国立翻译馆进行了重建和扩充，为翻译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提供了可能。其次，小说深受人们喜欢，西方的小说，尤其是我国没有或较少的侦探和惊险小说填补了空白。而史蒂文森向来以惊险小说著称，对其作品翻译的增加也就成为必然。他的作品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其作品的译介情况也出现了高潮。这期间，仅《金银岛》的译本就数十个，19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金银岛》第二版，20世纪30年代后，当时不少出版社都出了译作，比如丁留余翻译的两卷本的《金银岛》，由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出版；1936年奚识之也翻译了《金银岛》，并由三民图书公司出版；1947年，开明书局还出版了由李霁野翻译的《化身博士》。他的诗集《儿童的诗园》于1933年被赵景深翻译、北新书局出版，1935年又由中华书局出版。
“五四”运动提倡新思想、新道德，从而兴起了第二次儿童文学作品翻译大潮，大量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被翻译或重译到中国。译者开始立足“儿童本位”，祛除了过去“豪杰译”、任意增删等弊病，儿童文学的翻译越来越贴近儿童的世界，使译文更切合于原文。除此之外，也会使用一些符合儿童接受心理的拟声词、拟态词。这些早期的译本集中在对史蒂文森几本主要小说作品的翻译上，也正是这些译作起了拓荒的作用，使国人开始对史蒂文森这个英国作家有了一定的了解。
三、当代文学十七年
建国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了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统治地位，提高国人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兴无灭资，着重介绍西方古典作品和反对资本主义的进步作品。由于环境特殊，以政治意识形态作为翻译取舍的标准，20世纪60年代之前苏联文学被“一边倒”地翻译介绍，到中苏交恶时期，受政治影响，这种趋势缩减。而将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启蒙精神、人道主义、人性论视为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极大危害性的异端。我国十七年间对英国小说的翻译介绍，数量最多的要数狄更斯、高尔斯华绥、哈代、史蒂文森四人，但总共也只有三十种作品的三十七种译本。
20世纪50年代是史蒂文森作品翻译的第二次高潮，这期间对他的历史小说翻译较多，因为这些作品的思想主题不会对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造成冲击与危害。如1955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发行了一套史蒂文森选集，由候浚吉、吴钧陶等人执笔，翻译作品的数量和质量较之以前有明显提高，像《错箱记》《诱拐》等作品就是这套选集的代表作，其中《诱拐》共印刷两次。同年，《新天方夜谭》由万紫、汤真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初版，1956年11月，新文艺出版社再版，共印刷三次。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台湾的地理出版社发行了第一个《巴伦特雷少爷》的中译本。就其翻译风格来说，相比增译、改译，译者更倾向于忠实于原著，使译文总体上符合社会主义新文化价值观。
四、“文革”时期
“文革”十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权力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达到极至，译者的主体性完全被抹杀，文学翻译进入了自晚清起大规模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以来的最低潮。在此期间，公开出版的外国文学译作几乎为零，只有被毛泽东、鲁迅等认定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作品才能得到公开发行。而且，这些翻译的原作基本来自与中国有良好外交关系、并与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结盟反抗美苏的国家，其中隐藏的政治目的可见一斑。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中断，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史蒂文森的翻译基本上停止了。《金银岛》一书在书店里消失了整整三十年（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原因是书中的地主屈利劳尼在作者笔下并非十恶不赦，这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出发点的大革命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各出版社一直不敢推出新的译本。
五、新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工作迎来了新的春天。外国文学翻译规模宏大、数量空前，各种曾经封闭于国门之外的文学作品、文化思潮纷纷涌入。翻译界又开始填补外国文学介绍中的空白，过去一些转译的作品由专家们从原文重译。
在国际儿童阅读推广的大背景下，我国于21世纪初启动了第八次课程改革。这对21世纪初兴起的大陆儿童阅读推广活动起到了促进作用，各相关部门、社会机构和个人纷纷加入儿童阅读推广的行列，推荐版本多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这样既可以保证准确性，又能得原著神韵。史蒂文森的多部作品都被列在推荐名单上，因为他们符合儿童阶段的心智发展和阅读欣赏习惯，兼有趣味性，其中体现的核心价值观对儿童具有引导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仅《金银岛》一篇的译本就多达三十余个。分别是：198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欣若翻译的《宝岛》；荣如德翻译的《金银岛》在1980年、2004年、2012年分别被上海译文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接力出版社出版。在这之后，几乎每一年都有译本问世。北京出版社分别于2001年、2008年出版了单蓓蕾、杨伟鸿翻译的《金银岛》。此外，花城出版社、中国发展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新蕾出版社、希望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及很多儿童出版社也出版过。
《黑箭》也在此时期有三个译本，198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沈小娴的译本，2004年李自修的译本被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2012年陈月月的译本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化身博士》也有十余个译本出现，上海译文出版社、林郁文化事业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明天出版社、中国城市出版社和立信会计出版社等都出版过。史蒂文森的短篇故事集《新天方夜谭》也被多次翻译，比如，1955年，万紫、汤真的译本被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2002年，杨德庆的译本由漓江出版社出版；2011年，朱碧桓、李昕雯的译本被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20世纪80年代后，除了小说的译介外，他的散文、游记、评论作品也开始被各个出版社翻译出版。这一时期的诗集也有了较多译本，1982年，屠岸、方谷绣夫妇译的《一个孩子的诗园》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随后的近三十年中，也出现了几个译本。2002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刘荣跃的译本，2010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张洁校的《外国儿童文学经典100部》里也有此篇译本。1995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周永启、倪庆饩翻译的《驱驴旅行记》《徒步旅行》《爱丁堡》片段、《横渡平原》《西尔维多拉的不速之客》《南海行》《土土伊拉岛》《枫丹白露的回忆》等名篇。
史蒂文森曾遭到一些像维吉尼亚·伍尔芙与伦纳德·伍尔夫的批评，而他也逐渐被排除在学校教授的文学经典之外。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量西方著作重新涌入中国，他在新浪漫主义及小说叙事聚焦方面的高超技艺深受大众欢迎。外国文学界重新对史蒂文森的作品燃起了兴趣，评论家对其作品进行了新的评价，而且将他的作品放入西方经典中，并将他列为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也随之出现了作品翻译的第三次高潮。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出，自晚清开始介绍到中国以来，一百多年间，史蒂文森在中国的翻译大致出现了三次高潮，即20世纪30年代、20世纪50年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在不同时期的翻译数量、翻译方法和风格等迥异，并愈来愈忠实于原著。这不仅因为史蒂文森作品自身的特点，也与中国不同时期的历史现状有关。当代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活动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史蒂文森在中国的译介恰是对此认识的典型注脚，也是中国翻译史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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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自主科研创新项目《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在中国的译介研究》（项目编号24720146057B）的部分成果
作 者：张文哲，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201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指导老师：尹衍桐，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副教授。
编 辑：魏思思 E-mail：mzxswss@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