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农民专制崇拜原因浅析
时间：2020-08-14 07:52:4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在漫长的中国封封建社会发展中，农民专制崇拜在世代承袭的过程中已沉淀为一种观念和传统，而宗法制、自然经济、官僚政治及儒家思想犹如价值规律对经济运行起支配作用一样，时时刻刻影响着传统社会农民对专制的崇拜。
关键词：中国封建社会；专制崇拜；宗法制；自然经济；官僚政治；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R7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116-02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总跳不出这样一个历史循环，即在一个政权建立之初，社会经济凋零，国贫民弱，地主和农民都不富有，贫富差距不大，所以，轻徭薄赋、养民爱民是立国之本。随着经济的复苏，社会财富的积累增加，国家政权的巩固与稳定，地主阶级依靠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开始扩充财富──兼并土地，兼并扩充的目标有两个：国有土地和农民个体土地。对农民的土地，以强凌弱，巧取豪夺，最后的结果就是土地集中，贫富分化加大，阶级矛盾尖锐，激化，引发农民造反起义，冲击国家政权，造反了又循环出了新皇帝，昔日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农民成了新的处于封建统治地位的压迫阶级。从中，我们可悟出一个规律，封建社会的农民迷恋封建专制，对皇权、族权、神权充满了崇拜之情。究竟是什么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他们的这种思想？笔者有感而发，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法，从社会、经济、思想及文化四方面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农民专制崇拜的原因。
一、宗法制——农民专制崇拜的社会根源
宗法制是农民专制崇拜的社会根源。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在宗法制的基础上，宗法制是一种以家族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家族组织和国家制度相结合,以保证血缘贵族世袭统治的政治形式，从这种制度在西周产生起就有三个基本原则：1、从周天子而下，都初生嫡长子继承制；2、小宗服从大宗，诸弟服从长兄；3、各级诸侯等既是一种家族组织，又构成一级国家政权，共同向最高的宗主周天子负责。这一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以宗法色彩浓厚和君主专制高度发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中国的影响有二：一是社会结构宗法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模式，其正面价值是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注重道德修养，成为礼仪之邦；其负面影响是使三纲五常的伦理说教，修身养性和排外心理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障碍。二是宗法与专制相结合，在政治上表现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反映为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突出地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追求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和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认同；其负面影响是使国人存有严重的服从心态，对权威和权力迷信。
同时,宗族制长期影响着我国社会，在我国政治文化中长期保留了专制思想和家族观念，而且也深入到了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心理之中，成为一种牢固的社会政治理念。人们在血缘认同过程中对父权家长权威的绝对崇拜，促成了根深蒂因的权威认同心理因素。在君主面前，人们不是“臣子”就是“子民”，都是“君父”的晚辈，使得人们对君主权威的认同极具普遍性和广泛性，在人们的眼中，君主的人格魅力表现在其能够“参天地，化万物”，是道的主宰和决断是非的总裁，因此造就了君主权威的传统合法性。其实，人们对君主权威的认同并非对现实中具体君主的认同，而是对理想君主的认同。人们冀理想于君主和厌恶昏君，为“有道伐无道 ”的传统“革命”的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因而，农民起义和易姓“革命”不过是以特殊方式对君主权威的认同。正是这种“反皇帝不反皇权”的改朝换代，不断地强化着人们对于君主权威的认同感。对君主的崇拜和对昏君的厌恶使很多中国人在显意识中表现为对君主的顶礼膜拜，而在潜意识中又怀有“彼可取而代之”的皇帝梦。
二、自然經济——农民专制崇拜的经济根源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称为小农经济，著名历史学学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对小农经济是这样解释的：小农经济总是以一家一户的个体家民为视野的生产单位，这种生产单位同时又是自我消费单位，周而复的简单再生产；以家许手工业附属于农业。三者构成了自然经济的内涵和本色，这就是支撑整个社会的基本经济构造。（1）（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从中可看出自然经济有以下基本特征：1.社会成员主要为满足自身和家庭的需要而生产，社会再生产表现为一种简单的再生产；2.劳动成果直接归属于劳动者自己或家庭；3.社会成员主要以自己的劳动成果满足自身或家庭的需求；4.交换主要是剩余产品的交换，且主要是为满足生活需求而仅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生，而且生产规模受到限制。自然经济滋生出人治、权力私有化，官本位、权力拜物教，而民主政治是无法从这些政治环境中孕育出来的。在自然经济占主导的封建社会中，国家垄断了全部的个人权力，运用社会权力的是一个有自身独特利益的等级制的官僚阶层，由此形成了与民主制相对立的官僚制。官僚制的根本原则是国家权力是个人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思维模式是崇拜人的权威而非制度权威。
三、官僚政治——农民专制崇拜的文化根源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政治,,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一章“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是这样分析官僚政治的：“在这种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矗立着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看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皇帝就高踞于权力的顶峰，俯视着尘土中碌碌劳作的黎民。在他的下面，依照品级和人数的反比，是上下相承，左右相连的一层一层官僚。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构造。”（2）王亚南对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的“性格”有三种经典的表述：“（一）延续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二）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取出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 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三）贯彻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3）可见，“官本位”政治文化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人影响深远。罗素认为，“在人类无限的欲望中，居首位的是权力欲和荣益欲。”此话未免有些绝对，却显示了人类对权力的极端崇拜。集权制本身作为一体性极高的政治制度是把权力执掌者的利益和权力的根本性质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使权力直接表现出为权力的执掌者的利益服务，权力的执掌者也即权力的所有者。
自秦始皇设职授官以来，就产生了如何选拔人才的问题，先后两汉实行过的察举制、征辟制、九品中正正制和科举制，其中，科举制的影响最为深远，它曾在历史上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概括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科举制具有人才遴选功能，打破了世卿世禄制和察举制，打破了士族的政权垄断，在一定程度上为封建政权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缓和了社会矛盾，减轻了吏治腐败。一些官员有学识，是当时的国家精英。这些人才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过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
第二，科举制的公平原则，“其公平竞争机制，使有才学者能够脱颖而出”，（5）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时代贫民子弟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事实是很多的。科举制度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它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在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同时，这客观上给了平民子弟更容易崭露头角的机会，也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陈旭麓对科举举制充分肯定,认为“在当时的重要任务下，这是一大发明。这种制度提供了布衣可以做宰相，可以为公卿，可以参政的机会，于是而有政治上社会对流的可能性。由此，官僚政治获得了非常大的弹性。”（6）对一般民众而言，官是皇帝的代理人，代表着且拥有着实实在在的权力。
值得一提的是农民的无为政治与权力崇拜心理。首先，农民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息事宁人”的心态，对盘剥与压迫，能忍则忍，能躲则躲。其次，交际中的无为心理。家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和生活单元的，其交际的范围难以突破家庭或家庭的局限。农民对土地的严重依赖使他们一辈都不曾踏出农村半步。家民的安土重迁心理就是无为政治心理在世代生活中的折射。
虽然农民在社会生活中处处表现出无为心理，但并不妨碍他们权力崇拜心理的滋生，这是家长本位心理和奴性仆从心理的内核，也是无为政治心理的表现。传统封建社会的一切都是围围绕着权力进行的，权力规定着法律与道德，赋权力掌握者以特权，同时，经力还是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的象征。农民不食人俸禄，却希望取得食人俸禄的资格；农民厌恶战争，却又期待“彼可取而代之”、“皇帝轮渡做，明年到我家”的机会；农民埋怨醋刑重赋，却又认为缴纳皇粮、效忠皇权是天经地义之事；农民听天由命、系身家性命竽皇权一身，却又有不甘贫贱、浮万人之上的皇权冲动；历次农民战争虽然反对皇帝，却保留了皇权。农民的权力（专制）崇拜心理体现得淋漓尽致。
四、儒家思想——农民专制崇拜的思想根源
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天道观念、大一统思想和纲常伦理共同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政治内容，其中，天道观念成为农民专制崇拜的思想根源。
天道观念与农民专制崇拜。何谓天？冯友兰先生曾说：“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曰运命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无可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谓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是也。”（7）原始先民对自然知识的匮乏和掌握自然能力的薄弱，他们将自然界视作一种异己的难以把握的神秘力量，认为各种自然现象背后都有神灵在支配着，所以每家每人都为“巫史”，借助原始宗教的仪式沟通神人，揣摩神意，讨好神灵，祈求福祉。进入古初文明时代，随着地上统一王权的形成，原始社会时期为所有氏族成员共有的神人交通权利被王者垄断，天上也产生了至上神，出现了“帝”或“上帝”的观念,并且带有相当浓厚的神秘性。历代统治者都借助于天的权威而竖起了皇帝的权威。皇帝又“天子”，唯天子受命于天下，在中国封建封建里，天道观念犹如一把无形的枷锁，将人们的灵魂牢牢地锁住了。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也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旗帜，以这个天来对抗那个天。
五、结束语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专制崇拜在世代承襲的过程中已沉淀为一种观念和传统，而宗法制、自然经济、官僚政治及儒家思想犹如价值规律对经济运行起支配作用一样，时时刻刻影响着传统社会农民对专制的崇拜。
参考文献：
[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3]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4]杜海斌.《论唐代科举考试的功能》，《唐都学刊》2003年第1期.
[5]刘海峰.《科举制为何需要平反昭雪》，《湖北招生考试》2006年第2期.
[6]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2006年版.
[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