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投降是“农民的局限性”吗？
时间：2020-08-15 07:57:0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水浒》中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从哪里来？是来自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还是地主阶级的反动性？这是《水浒》评论中的一个原则问题，应当辩论清楚。
文化大革命前的多数《水浒》评论者，大多认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来自农民的“局限性”，并以此来为宋江的投降行为辩护，美化宋江。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它重曲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混淆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阶级界限，抹煞了农民起义军中的革命派和投降派之间的路线分歧，歌颂了投降叛变的可耻行为。毛主席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毛主席的指示揭露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阶级实质。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地主、贵族、皇帝这些封建的统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被迫将收获的绝大部分缴纳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地主阶级的国家还强迫农民缴纳名目繁多的贡税和从事大量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军队。在封建地主的重压之下，农民阶级虽然没明没夜地辛勤劳动，却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甚至丧失了人身自由。就以宋江活动的北宋时期来说吧，由于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致使一些地区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民沦为“客户”（佃户），被地主“役使之如奴隶”。再加上“花石纲”、“进纲”等赋役征敛和层出不穷的苛捐杂税，简真把农民身上的膏血都刮光了。正是“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全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广大农民阶级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地反抗地主阶级压迫的历史。从秦朝的陈胜、吴广起，直全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这沈说明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是根本利益五相冲突的两大对抗阶级，他们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他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之下，农民阶级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反抗，不断地反抗。
谁说农民起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革命号召，不正是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吗？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仅消灭了许许多多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污吏、豪强地主，而且多次推翻过封建王朝，把一顶顶王冠打落在地。有的还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权，对地主阶级实行了革命专政。
谁说农民起义不反封建制度？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口号，那“均贫富”、“等贵贱”的革命纲领和革命行动，不正是把革命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制度吗？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仅没收了地主的大量土地，解放了大批劳动力，而且也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的上层建筑包括反动的孔孟之道。
这一切都是农民的阶级性的突出表现。十分清楚，农民的阶级性就是这种鲜明的革命性。毛主席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阶级在中国历史上正是起着这样巨大的革命作用。
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封建时代的农民阶级是有局限性的，但这种局限性和所谓接受“招安”，搞投降主义，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毛主席说：“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毛主席这段话，就是说的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是劳动者，同时又是小私有者。极其分散的个体经济和极端落后低下的生产力，限制了他们的发展，造成了他们的狭隘性、散漫性、保守性和私有观点，这就是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
农民阶级的这种局限性，就给旧式的农民革命带来他们本身无法克服的矛盾。
农民阶级坚决反对封建制度，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找不到代替封建制度的新的社会制度。即使推翻了某一个封建王朝，甚至在一个时期内建立了农民阶级的政权，但结果依然不是因被地主阶级镇压而失败，就是向着封建政权转化。前者如黄巢、李自成，后者如朱元璋，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例子。
农民起义军在革命过程中，虽然能同地主阶级进行勇猛的顽强的斗争，但往往不能识破阶级敌人的种种阴谋破坏，不能始终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不能长期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和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历史上这类例子很多。西汉末年的赤眉农民军，他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严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但当新莽政权垮台后，却认为大功告成，“思欲东归”，想回山东老家安心生产了。赤眉军和绿林军是西汉末年农民军的两大主力，但这两支农民队伍中都混进了地主阶级分子，在地主分子挑拨之下，他们互相残杀，结果使刘秀坐收渔人之利，窃夺了农民起义的果实。
农民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是农民阶级本身所无力克服的。直到获得了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才能够得到解决。所以，尽管历史上曾发生多次的农民起义，包括伟大的太平天国在内，他们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不断推动历史前进，但是都不可能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失败了。
然而，农民阶级的这些局限性和投降主义又有什么相千呢？难道能够说，农民阶级找不到彻底战胜地主阶级的办法就必然要放下武器向地主阶级下跪乞降吗？
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虽然都失败了，但失败绝不能抹掉农民阶级的革命性，更不等于投降。我们从农民军身上，看到的是败而不馁，坚持斗争，不怕牺牲，和敌人血战到底的革命英雄气概，即使不幸被俘，他们也表现出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革命硬骨头精神。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在地主武装和官军的联合进攻下，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广宗之战，五万多农民军英勇不屈，集体投河;下曲阳之战，十多万农民军浴血奋战，全军壮烈牺牲，没有一个人投降。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来字被清军围困，拒绝诱降，粮尽援绝，举家自焚，其部下也全部壮烈牺牲。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陈玉成被俘，敌人劝降时，得到的答复是：“大丈夫死则死耳，何必饶舌！”苗族人民起义领袖张秀眉被捕临难时，慷慨陈词：“这世我去了，二世再转来，转来和大家杀绝这些宫兵。”至于和宋江同时代的方腊，也是一条宁死不降的好漢。他率领农民军败退青溪山中，坚守月余，直到粮食用尽，无力再战，方腊和其他三十多个农民领袖被俘，英勇就义，农民军七万多人也大部在最后激战中壮烈牺牲。在中国农民革命史上，象这样有名和无名的有骨气的英雄人物，何止千千万万，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不愧是“中国的脊梁”。
无庸讳言，在农民起义的队伍中确曾出现过各式各样的投降派，但它并不是“农民的局限性”造成的，而是地主阶级政策的产物，是当时两大对抗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一种反映，它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都米自地主阶级。只要对农民军中的一小搬叛徒稍加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叛徒基本上属于两种人：一种人本来就是阶级异已分子，另一种人则是农民阶级中的蜕化变质者。隋末瓦岗军中的李密、明末农民中的牛金星就是前.一种人。李密原是一个大贵族，后来破落了，混进了瓦岗寨，想凭借农民军的力量实现其政治野心。他到处联络地主武装，招降纳叛，执行了一条与翟让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当以翟让为首的农民军将领同他展开斗争时，他便大耍阴谋诡计，杀害了翟让，篡夺了瓦岗军的领导权。随后，他便投降了唐王朝，出卖了农民军，成了叛徒。牛金星原来也是一个地主分子，他为了取得高官厚禄而投入农民军。进入北京后，他忙的是一天到晚劝李自成赶快当皇帝。自己则是大轿门根，往来拜客，遍请同乡，洒金扇上写着“内阁”二字，俨然是太平宰相了，根本不愿把农民革命继续下去。这样的人，在形势逆转时投降清朝费族是很自然的。《水浒》中的宋江就属于这前一种人。宋江本来是一个地主阶级分子、赵宋王朝地方政权的爪牙。他“自幼学儒”，攻读经史，塞了满脑子的孔孟之道。他一心想向上爬，力图“官爵升迁”，“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扬名后代”。但是一名小小的地方官吏怎能满足他这种政治野心！？为了将来的“发迹”，他大耍两面派权术。他用农民的血汗去行小惠，以博得“仗义疏财”、“及时雨”的“义名”。他背靠官府，连结江湖，左右逢源，等待时机。他放走晁盖，却反对晁盖等的革命造反行动，认为那是“伤天害理”，“不合朝廷法度”，“该灭九族的勾当”。所以在依靠官府以求“升迁”的幻想破灭之前，他是宁肯文面坐牢也决不愿上山落草的。最后只是因为“功又不成，名又不就”，误题“反诗”，被版死刑，梁山好汉劫了法场，堵死了升官的道路之后，他才不得不另寻门径走上梁山的。宋江上山的目的是“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他是身在梁山心在宋，环境变了志如一。在宋江的心目中，梁山农民起义军不过是他与赵宋王朝讨价还价的筹码，是他向上爬的垫脚石。所以，一上梁山他便篡改了晁盖的起义路线，树起了“替天行道”的黑旗。为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他又拚命网罗“将门之子”，“朝廷命官”，“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委以上层头领作为他的骨干队伍。而对真正贫苦农民出身的革命派则百般排斥，处处打击。宋江在梁山泊的一切活动都是以投降叛卖为宗旨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军的最终投敌完全是地主分子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必然恶果。
后一种人虽然出身贫苦农民，但参加起义，当了首领，地位变了，职位高了，再加上不能自觉地抵制地主阶级思想的腐蚀，就会逐渐忘掉农民的革命斗争，热衷于追求名沓、地位、物质利益等，从而蜕化变质。当他们的个人欲望在农民军中达不到时，特别是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他们便很容易接受“招安”，向敌人投降。唐末农民起义军中的朱温，太平天国农民军中的李秀成，都属于这一类。
地主阶级推行的一整套反革命两手政策，是农民军中出现叛徒和投降派的直接原因。地主阶级对付农民起义军，通常总是软硬兼施，交替或同时使用镇压和招安两手的。唐朝统治者对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军，以及《水浒》中宋朝统治者对梁山农民起义军，就是使用这两手的典型。当他们的军事镇压不能奏效时，便采取政治诱降的手段，用高官厚禄作诱饵来扑灭和瓦解农民起义军。在军事镇压的基础上，这种政治诱降正好使农民军中的上述两种人与之里应外合。因此，每当封建统治者打出“招安”旗号时，农民军中的阶级异已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就急忙起来响应，从内部瓦解农民起义军，把它引向投降的道路。
但是，“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因为投降主义路线完全违背了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每当农民军中出现投降派时，总要受到革命派的坚决反对和抵制。这样，就在农民革命队伍内部形成革命派和投降派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当王仙芝在唐朝统治者的诱降下发生动摇时，立即遭到广大农民军将领们的责骂和反对，黄巢还动手“击仙芝，伤其首”。从此农民军便脱离了这个变节分子，团结在黄巢的周围，转战南北，坚持斗争。这种情况在农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上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水浒》也不能不有所反映。当宋江借“菊花会”的机会，公开宣扬“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时，李逵愤怒地踢翻了酒席，大声痛斥宋江：“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在宋王朝的几次招安活动中，李逵撕毁诏书，怒打钦差，阮小七藐视皇帝，偷换御酒，其他头领也一再进行抵制。而当宋江接受招安时，“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千人”。这在作者，固然是为了宣扬宋江对封建朝廷的“忠心”，但是，它却从另一方面说明梁山的广大农民起义军也是坚决反对投降的。作者对朱江投降主义的歌颂，正好从反面告诉我们：由于领导权控制在宋江手里，投降主义路线占了上风，终于使这支农民起义军受了招安，去打方腊，做了宋王朝镇压其他农民军的帮凶。
十分明显，接受招安并不是农民阶级的什么“局限性”所决定的。招安政策是地主阶级用来瓦解农民起义军的一种手段，接受招安则是混进农民起义隊伍中的地主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对招安政策的呼应。封建统治者从外部，投降派从内部，里应外合共同消灭农民起义军，这同“农民的局限性”有什么关系呢？！硬把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挂在农民阶级的帐上，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