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陈云在遵义会议前后所作的历史性贡献

[摘  要]2015年是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也是遵义会议胜利召开80周年，回顾和梳理陈云在遵义会议前后的活动史实，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视角去看陈云在遵义会议前后所作的历史性贡献，既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也是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讲话的学习心得。

[关键词]陈云;遵义会议;唯物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08-0035-04

2015年1月2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历史和现实都反复证明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陈云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成员之一，可以说其一生都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方法贯彻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虽然陈云不是职业哲学家，但是，他对学习哲学理论十分重视，他曾多次向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并强调学习哲学理论的重点在于掌握哲学的思维方法。[2]早在遵义会议前后我们党处于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时期，陈云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就体现了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来观察处理中国革命面临的重大问题。认真回顾陈云同志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对会议正确决议的坚定拥护、赴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揭示这些历史现象背后所闪烁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光辉，这正是我们今天纪念陈云同志，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目的所在。

一、亲历战争实践，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和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认识是从实践中产生，随实践发展，并受实践检验的。陈云对毛泽东正确军事思想路线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起初，陈云对毛泽东并不了解，对军事问题也不是很熟悉，加上博古在前往苏区的路上曾对陈云讲，共产国际认为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所以那时的陈云还不能全面客观地看待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1933年1月，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派到中央苏区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负责全军的后卫任务，开始正式参与到军事战争的实践中。当时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已经逐步推行到红军和根据地中，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严厉指责并被剥夺在红军中的领导权。1933年9月，蒋介石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指挥国民党100万大军，深入中央苏区腹地，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这时，年仅24岁的博古完全贯彻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不切实际瞎指挥，使革命根据地越打越小，战局越打越被动。毛泽东建议“诱敌深入”，打不赢就到外线作战，集中红军主力插到敌人后面去打运动战，不要硬拼，要争取主动。博古不仅拒不接受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思想，还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对中国革命现状一无所知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李德并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他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盲目、机械地照搬书本知识，用所谓的“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先搞冒险主义，后搞保守主义，经过一年的苦战，最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退出革命根据地。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残酷现实，陈云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以及对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开始逐渐有了初步的认识。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部队开始长征。长征一开始，蒋介石就想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虽然红军奋战五天五夜，终于渡过了湘江，但是红军主力损失惨重，从原有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红五军团有一个师未能过江，后终于在陈伯均13师的协助下顺利过江。在亲身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血战之后，陈云真切地感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更加坚定了他关于之前的军事失利是由于“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思想认识。

在长征途中，由于部队中的战士对战略转移的意图不明确，加上受“中央不信任起义部队”流言的影响，一些干部和战士的思想比较混乱，时常出现开小差逃跑的情况。为了消除这些对破坏团结、有损军力的消极因素，陈云亲自下到陈伯均担任师长的13师进行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开小差的现象逐渐减少。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造成这些消极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部队中缺乏政治动员、特派员工作及政治工作机关的领导能力薄弱以及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在黎平，陈云还了解到红军内部很多指战员对“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表示了很大的不满，认为博古、李德的“洋道理”在战场上行不通，还是毛泽东打仗有本事，说话有道理。这次深入军中的调查研究，进一步加深了陈云对“左倾”冒险主义危害的认识。在谈到长征初期党的领导人所犯的军事错误时，陈云回忆以往的失败实践这样总结道：“第一个错误，就是部队出发西征之前，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间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第二个错误，就是我们上路时所带的辎重太多，……第三个错误，就是纯军事性质的错误。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3]他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我是1933年初才到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所以对红军初创时期的许多艰难困苦，并没有直接的了解。但是从许多参加过这段时期工作的同志们的谈话中知道，当时的每一项正确的政策，哪一条不是毛主席在亲身实践中反复调查研究，费尽心血创造的啊！从陈云的这些深刻总结来看，陈云已经对“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有了深刻、全面的认识，对“左倾”错误路线深恶痛绝。此外，陈云不仅重视从亲身经历的直接经验中作出概括和总结，而且，他还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了解情况，重视从调查中获得的间接经验的作用。陈云的可贵之处是，他高度重视实践的作用，重视调查研究，是较早认清“左”倾危害的领导人。

“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我们推进各项工作，要靠实践出真知。”[1]陈云正是在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坚持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在参加军事实践、调查研究的直接经验和研究、参考其他革命同志思想认识的间接经验的基础上，逐步认识到毛泽东正确军事思想路线的真理性，这为他在遵义会议上坚定地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二、尊重客观事实，善于总结经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它的第一要素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虽然把“实事求是”这个成语概括为党的思想路线是在之后的1938年，但其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有之义，精髓内涵也早已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之中。所谓“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我们党从事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思考和研究各种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从“实事”出发，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才能得到工作顺利、事业成功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4]对此，毛泽东也说：“人民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5]陈云在遵义会议上坚定拥护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正是坚持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所做出的正确选择。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子尹路80号2号楼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在报告中博古极力为自己的“左”倾冒险主义辩解，把失败归结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力量的过于强大。毛泽东在会上也做了重要发言，他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指出了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思想，批判了博古在报告中为自己竭力辩护所持的错误观点。会上，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其他同志也发了言，陈云参加了此次会议，认真聆听了会上所有人做的报告内容，并做了详尽的记录。其实，遵义会议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顺利，与会者对博古和毛泽东所做的报告的看法出现了分歧，引起了争论。有一部分人站在博古、李德的一边，如当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他就不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凯丰认为，毛泽东打仗方法并不高明，只是按照《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这两本书去打罢了。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人持暧昧态度。实质上，这些人和凯丰等人一样，囿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囿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和指示，盲目坚持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他们都是没有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出发，没有在具体的“实事”的基础上，去求具体的“是”的结果，是明显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殊不知，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并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复杂情况，怎么可能制定出适合于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呢？

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的陈云在遵义会议上全力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军事思想。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曾说过：“会上陈云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6]其实，陈云和博古共事的时间要比他和毛泽东共事的时间要长，“于情”，陈云似应站在博古的一边;但是，陈云选择了“于理”。表面上看，这是陈云与凯丰等人在军事路线主张上的分歧，实质上这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论者和唯心主义论者的重大区别。陈云后来在自己的自传中写到：“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7]从陈云在遵义会议上的言行以及他的自传可以看出，他在遵义会议上所持有的正确态度，是基于之前中国革命所经历的客观事实，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血战失利的事实，认真分析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客观地分析博古和毛泽东等人的不同军事主张，实事求是地总结成功、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后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不是凭空想象作出的，也不是看上级领导特别是共产国际的态度、立场作出的。陈云的可贵之处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不唯上，不唯权，只唯实。

要学习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8]陈云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其务实、求实、唯实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仍然是极可宝贵的借鉴。

三、立足中国国情，倡导独立自主，坚持矛盾分析法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基于对立统一的规律，我们看问题、办事情必须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同时它也是我们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矛盾分析方法要求我们要认识到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要懂得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把这个原理应用到中国的实际中去，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国情与使命，决定了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8]陈云在遵义会议期间及其后的思想、行为、主张生动地体现出了他在矛盾分析法这一唯物辩证法根本方法上的自觉。

在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撤消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最高“三人团”，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自己解决所面临的重大军事和政治问题的开端，这在当时共产国际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体制的时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组织如何处理相互间的关系是衡量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组织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之一，共产国际提供宏观指导，各国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开展工作。“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有可能避免国际的坏的经验在本国重犯，使国际的好的经验在本国得以发展。据我所了解，不独立思考、盲从迷信的人是很多的，破除迷信、独立思考是很不容易的。当然独立思考并不等于狂妄自大，唯心武断，拒绝国际提出的好的意见。”[9]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持和帮助，这主要体现在1919到1927年期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培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人才、促进国共合作等方面给予了经济、政治、人力资源上的支持。但同时共产国际也对我们党的建设和发展产生过一些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发生在1929年到1935年期间，也就是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实际，强行套用“苏联模式”，越俎代庖，指挥失当，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

因此，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就是如何看待和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如何领导中国革命，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展工作。陈云在遵义会议前后看到了共产国际的过度干预和领导失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就必须把工作的基点放在中国的具体国情当中，根据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这是陈云在遵义会议上敢于不去顾及一直以来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及违背共产国际可能带来的严重政治后果，坚定地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的重要原因。

1935年9月，陈云奉中共中央指示远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的具体情况。在这期间，他显示出了高超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从实际效果来看，其汇报工作堪称完美。陈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详细地说明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和长征第一阶段军事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并汇报了长征的目的以及长征能够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遵义会议上改组了中共中央负责人，推选了毛泽东这样能够成熟驾驭且灵活掌握复杂局面的军事领导人等情况。最后，陈云在汇报结束时还向国际执委书记处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向成熟，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这个汇报既坚持了在没有共产国际直接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面临的紧迫问题的正确做法，同时也赢得了共产国际的信任和支持，赢得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改组后的中共中央合法地位的认可，季米特洛夫等领导人也意识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估计同实际情况存在差距。陈云的汇报对共产国际转变对中国问题的态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后来共产国际减少对中国共产党的干涉以及我们党自身的不断成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共产国际和世界范围内树立了毛泽东的威信和声望，为以后的革命事业开展营造出了良好的国际氛围。正是有了1935年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成熟的党中央”。[10]

综上，陈云在遵义会议前后所作的历史性贡献自始至终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智慧和精神。他只唯实、不唯书、不唯上的宝贵精神品质值得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学习、领会并贯彻于实际工作之中。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N].人民日报，2015-12-05.

[2]商孝才.论陈云哲学思维方法的鲜明特色及其实践意义[J].上海党史研究，2000，（04）.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文集（1）[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6，8-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4.

[5]毛泽东选集（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48.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文集（3）[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33.

[7]陈云文选（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73.

[8]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1227/c40531-23954508-4.html.

[9]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01-302.

[10]石仲泉.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是怎样成为领导核心的[N].光明日报，2015-01-06.

责任编辑  魏子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