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研究领域作者、机构和地区的学术影响分析

摘要：为了反映考古学领域中作者、机构和地区的学术影响，依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提供的数据，对其中的作者、机构、地区的发文和被引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以此来了解本研究领域的学者、学术机构和地区在本学科的影响力。

关键词：作者评价；机构评价；地区评价；CSSCI；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8)06-0032-12

分析和评价一个学科的发展可以从多个视角展开，通过对论文作者、所在机构及地区在学术期刊上相应的发文量和被引次数的分析，就可以反映出这个学科的学者、机构和地区的学术影响力。为了反映考古学研究领域中学者、机构和地区的学术影响力，本文依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统计数据，对2005-2006年考古学论文的作者、机构、地区的发文和被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以此揭示考古学研究领域中学者、学术机构和地区在本学科的影响力。

由于考古学科的专业性非常强，因此，考古学论文的作者主要来自于各级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物院馆系统的专业文物考古人员和高校考古文博专业的师生，从而使得文博部门和高等院校成为考古学研究的最主要机构。此外，部分相关专业如历史学、民族学、古建筑学、美术史学、古生物学、地质地貌学以及化学、材料科学等学科的学者，站在各自的专业立场上对考古遗迹遗物展开的研究，也经常在考古学期刊上发表。而党(校)政(府职能部门及所属研究人员)军(校)系统及其他科研学术团体的发文量所占比例极小。考古学论文的作者队伍及所属机构，反映了考古学极强的专业性，同时也反映了考古学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及学科发展趋势。

一、考古学领域作者影响分析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主要通过发表学术论文和著作来表现其学术影响。依据CSSCI对学者的学术影响进行分析，主要借助于两个指标进行，即学者的发文量和学者的被引量。前者从绝对数量上反映了一个学者在某个时期内对本学科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后者则反映了一个学者的研究成果受学术界关注的程度，并且被普遍认为更能真实反映一个学者的学术影响力。

2005-2006年，考古学论文每年涉及的作者总数分别为1057和1030，作者人数(合并同名作者)分别为843人和837人，被引作者分别为3729和4185(参见表1)。这三项统计数据反映了考古学在最近两年中作者人数相对稳定，被引作者数提高较快。这些数据为我们评价分析学科作者的学术影响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1、学者发文统计分析

表2给出了2005-2006年发表考古学论文最多的前49位作者。表中排序按作者两年间发文的总量多少排列。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表2中的数据仅仅是每一个作者发表的考古学论文，因此可能不是每一个作者两年间的全部发文数量。

从表2中可以看出，考古学论文作者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文博考古机构的集体署名。在发文最多的前49位作者中，以文博考古机构集体署名的有21位，占到了43％。与2000-2004年间的50％相比，虽然降低了7个百分点，但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所有学科相比，这一现象依然非常突出。尤其是在发文量前10位中，机构集体署名的有7位，占到了70％。按照考古学界内部的惯例，各单位从事的田野发掘工作，在撰写和发表报告时署单位名称。因此，从表2中可以看出，发文量排名前列的作者，大多是地下文物埋藏丰富、文物考古工作活跃的文物大省。这一现象在后续的各统计表中反映得也比较明显，同时也反映了资料性的发掘简报在各主要考古学期刊中所占的比例非常高。发掘简报与通常所说的研究性论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目前CSSCI还没有将两者区分开来，因此，不得不说是这一系统的一个缺陷。与以上特点相比，学者个人署名的论文排名，沙武田(敦煌学)、霍巍(主要从事西南地区民族考古、西藏考古等新领域研究)、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3人名列前10位，与2000-2004年间的排名相同，只是名次稍有变化。其他进入排名前49位的个人作者，大多是目前活跃在考古学或相关领域中的知名学者，而中青年学者的发文数令人瞩目。

2、学者被引统计分析

CSSCI所收录的论文中，考古学论文每年引用的论著作者大约在4000人左右，具体数据为2005年3729人，2006年4185人，均超过2000-2004年间的最高被引数。表3给出了考古学论文引用次数最多的前45名作者(传世历史文献的作者已被剔除)。

表3呈现了与表2同样的特点，被引排名前45位的考古学论文作者中，机构署名的28个，占到了61％。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包括其前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其下属的各地的工作队，以及河南、陕西、山西、湖南、湖北等文物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成果被引用篇次依然高踞前列，这些都反映了资料性文献在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尤其是作为国家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其下属的河南二队、安阳队、二里头队，他们被引篇次的总和达508次，远远超出省队中的冠军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省一级的文物考古研究所中，河南、陕西位居首位，山西、湖北、湖南、山东等省区紧随其后，这一格局与2000-2004年间相比没有变化，显示了中国考古学的田野发掘工作主要还是集中在古代文明的中心地区和古代文化的发达地区。个人署名的作者18人，占39％，以老一代的著名学者为主，中青年学者较少，这与发文量统计中的年龄结构形成一定的差距(参见表2)。其中老一代已故学者如郭沫若(排名14)、邹衡(排名15)、陈梦家(排名32)、俞伟超(排名22)等人的经典研究依然是当今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甚至是活跃在民国初年的王国维(排名26)，他的开创性研究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当今一代的著名学者如李学勤(排名4)、宿白(排名11)、郑炳林(排名13)、严文明(排名21)、裘锡圭(排名21)等均在排名前列。与发文量中中青年学者表现突出的现象相比，老一代学者对当今中国考古学的影响更大。

由于考古学期刊中资料性报告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因此，机构集体署名较难反映出个人的具体成绩。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许多在当今中国考古学界做出重要成果的优秀中青年学者还很难被列入表3的个人署名中去。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许多学者由于研究课题比较特殊，同一研究领域的人员较少，所以这些学者在当今以数量为基准的统计系统中还无法作出应有的反应，因此不能得出其影响就一定比列出的学者小的结论。

3、作者合作研究分析

由于考古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学科，因此，多人或多学科之间的合作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并且随着研究领域的日益扩大，作者合作趋势也越来越强。表4给出了2005-2006年考古学作者合著情况的

统计数据。据此表可知，两年的合作论文数的比例均在28％左右。这个数据不仅比本学科2000-2005年间(24.6％)有所提高，而且总的合作度也略高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平均合作度(26.11％)。但是，考古工作尤其是田野考古发掘，单凭个人的力量是无法进行的，每一项考古发掘成果都是多人或多单位合作的结果。占考古学期刊发文数一半左右的发掘报告，由于是单位署名，因此在初次统计时只算是单独作者，但是，如果将文末按规定次序开列的领队、参加发掘者、执笔者、绘图者、摄影者、器物修复者、孢粉金相分析者等要素考虑进去的话，一篇发掘报告的合作人数通常都在4人以上。考虑到考古学科的这一特征，表4追加了团体作者一项，团体作者和2人以上的合著，两年的总数达到714篇，合作比例更是高达41.63％，远远高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平均合作比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考古学的合作度应该是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中最高的，其成果形式更多地接近自然科学。

二、考古学领域机构学术影响分析

考古学期刊大多比较规范，注重作者所属机构的著录。根据表9，考古学发文机构2005年为355家，2006年为368家，有机构作者的比例高达95.74％。更由于占考古学期刊相当篇幅的田野资料报告都以机构署名，这些都为机构学术影响的分析提供了便利。

1、机构学术影响分析

2005-2006两年各类机构的考古学发文如表5。由于统计表的栏目稍显粗略，尤其是“其他类机构”的具体所指不详，因此无法将之细化分析。但是，发文最多的是高等院校和各类科研机构这一格局，与2000-2004年的统计完全一样，显示了高校和科研机构是中国考古发掘和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单位。在科研机构中，国家、省、市各级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博物馆占绝对多数，他们所发表的文章，资料性的报告占据了相当的比例。2000-2004年间，发文量最多的是各类研究机构。2005-2006年，高等院校的发文数超过各类研究机构，名列第一，发文总量为609篇，年均304.5篇，远远高出了2000-2004年间的年均205篇。一方面，与各类文物考古学研究机构相比，高等院校的发文以研究性论文为主，因此可以说，高等院校已成为考古学、敦煌学研究的重镇。另一方面，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相比，开设有考古系、考古专业或文博专业的高等院校数量不多，从事专业研究和教学的教师数量很少，通常一个院校只有数人或十余人，因此，就考古学而言，高等院校的发文比例占到总量的44％，成绩是相当大的了。这一点在表6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2、机构发文统计分析

表5显示的是2005-2006年各类机构所发考古学论文的总数，表6则给出了这两年在CSSCI收录期刊上发表考古学论文6篇以上的机构。

通过对表6的分析可以发现，两年发文6篇以上(排名50位以前)的机构共有62家，这62家机构全部是各级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党(校)政(府)军(校)系统以及其他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等没有一个进入前50名。

排名进入前50位的研究机构中，敦煌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这两个敦煌学、考古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发文数遥遥领先，显示了它们在这两个学科领域中坚实的研究实力。文博机构中，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地下文物丰富的省市研究机构排名依然靠前，与2000-2004年间的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一方面反映了文物大省的优势，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勤于撰述、发表资料迅速的良好学术风气。

在高校系统中，北京大学在文物考古及博物馆学方面具有最强的研究实力，高校排名第一，与2000-2004年间的排名相同。吉林大学和兰州大学2000-2004年高校排名并列第5，这次跃居高校首位，有了相当大的提高，这有赖于这两所高校较强的考古学研究和敦煌学研究的实力。此外，西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武汉大学等10余所著名高校，也均在前20名之内，显示了这一批高校在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排名提升得比较明显的是复旦大学，由2000-2004年间的总排名31位提升到了13位，陕西师范大学由33位提升到了13位，南京大学由31位提升到了21位，中央民族大学由36位提升到了23位。最引人瞩目的是中国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安徽大学、河南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兰州商学院等高校，2000-2004年间均在第45位以后，而这次都进入了前45位，提升的幅度非常大。兰州理工大学和兰州商学院可能得益于文科的创设和发展，敦煌学研究的论文为其排名的提高作出了贡献。而中国科技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进入前50位，分别排名第8和第32，显示了科技考古在考古学研究中的迅速发展。

3、机构被引统计分析

考古学的机构被引是指考古学论文所引用的论文作者所在机构的被引。表7给出了2005-2006年考古学论文引用6篇次以上(排名前50位)的机构。

一般说来，机构被引统计要比机构发文更加确切地反映一个机构的学术影响。2005-2006年被引6篇次以上(排名前40位)的机构共有53家。对照考古学机构被引统计数据(表7)与机构发文统计数据(表6)，在前40位这个范围内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排名顺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总体上讲，主要承担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文博等机构的排名普遍提升，而主要从事研究工作的高等院校的排名普遍退后。其中的原因可以作如下分析：

其一，文博等机构的发文以资料性较强的考古报告居多，这些报告是展开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广为人们所引用，而高校的发文主要是研究性论文，被引度不如第一手的资料。

其二，机构发文量是对2005-2006年发文的统计，而被引论文则不一定是该机构在这两年间所发表的成果了，因此一些历史悠久，成果积累丰富，发表资料较勤的机构排名明显提升。如南京博物院，在发文量上排名第50位，而在被引次数排名上却上升到了第6位；又如南京市博物馆，发文量排名第50位，被引次数排名升至第12位。一些发文量排名在50位以后的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徐州博物馆、济南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其被引次数排名均进入了前40位。

其三，被引次数还与目前的研究热点、出土资料的内容广度及其对相关学科的影响度有关。如近年一直在持续发掘的陕西周原遗址，陆续发表的最新资料受到了研究者的极大关注，虽然周原考古队的发文量没有进入前50位，但在被引排名上却进入了前40位。与之相对，还有一些发文量排在较前列的如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5位)、洛阳市文物工作队(28位)，由于他们的发文多是单个遗址、墓葬的

发掘简报，在短时间内还很难被学者在研究中加以利用，因此，被引排序降至第40位。甚至存在一些发文量进入前列的机构，在被引次数上落人40名以下的现象，如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被引次数的多少与机构目前的整体学术水平的高低，两者之间不是绝对的。这一点从表8中也可以反映出来。由于发文量较少的机构其篇均被引率有许多偶然性，所以纳入表8中的机构，其两年发文总计要求在6篇以上。表8中所排列的55家学术机构，不用说大多是考古田野发掘和考古学研究以及敦煌学研究的主要机构，整体学术水平应属上乘。但一个明显的现象是，排名前10位的机构，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均为文博考古单位；若将范围扩大到排名前20位的机构，文博考古机构有13家，占65％，而排名进入前20位的高等院校和其他研究机构只占35％，高等院校的排名整体后退。这一现象在表6和表7的对比分析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发文较少的南京博物院(发文量排名第50位)、南京市博物馆(发文量排名第50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排名第39位)、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文量排名第50位)等文博机构，在机构被引统计中，排名分别提升到第6、第12、第2l、第32位，提升幅度较大。而这种现象在表8篇均被引率的分析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以上这4家文博考古机构的排名再次提升，分别升为第1、第4、第8、第10。这再次说明了文博考古机构的发文资料性较强的特征，他们发表的一些资料，虽然发文量的统计上不占优势，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从而出现了被引次数和篇均被引率的大幅度提高。而另一方面，如敦煌研究院、西北大学、吉林大学、兰州大学等这些在发文量统计上排名前列的机构，在篇均被引率上却大大后退，均退到了30位以后。尤其是敦煌研究院，发文量排名第1，而篇均被引率却降到了第32，这个降幅是非常大的，与其学术地位不相符。当然，这其中还有数据采集上的误区，即机构发文量是对2005-2006年这两年间的统计，而机构被引篇次和机构被引率是对这一机构所有论文的统计，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于基准不同，因此造成了如此大的反差，这也显露了被引率的高低与机构学术影响的大小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只有那些发文量较大，并依然有较好的篇均被引率的机构，它们才是真正在学界具有很大影响的机构，例如，表8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北京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4、跨机构合作分析

考古学期刊比较规范，比较注重作者所属机构的著录。因此，有作者机构的著录比例两年平均为95.74％，这个数据高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作者机构著录的平均值(91.35％)。由于考古发掘及其报告的撰写是一项集体性工作，考古学研究又是一门交叉性学科，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的很多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学科内部各机构之间的合作和不同学科各机构之间的合作，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中是非常突出的。据表9的统计，2005-2006年，考古学的平均跨机构合作比例高达66.75％，远远高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跨机构平均合作度(26.11％)，充分显示了考古学科的专业特点。今后，随着考古学研究朝着更加专深的方向发展，以及科技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等新方向的日益发展，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之间跨机构的合作会越来越多。

三、考古学领域地区学术影响分析

1、地区学术影响分析

通过CSSCI数据库所提供的信息，我们还可以对某一地区(以省份为单位)的学术影响力进行分析。地区学术影响是指一个地区的学术研究成果对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的进步与发展产生的影响。同样，某一地区在考古学领域的发文量和被引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考古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及学术影响力，也可以从中看出这一地区在全国的文化影响和辐射力。不过也应该看到，考古学领域的地区学术影响力还与该地区文化遗存的丰富与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是考古学领域的地区学术影响有别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上一节的机构发文和被引统计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些地区考古学的学术影响力，但这肯定是不全面的。因为机构的发文和统计只是部分考古学机构的影响力反映，本节的地区发文统计将是地区中全部机构考古学发文的统计分析，确保了全面反映考古学的地区学术影响。

2、地区发文统计

2005-2006年间，考古学(含敦煌学)共发文2007篇，其中大陆学者发文1 952篇，港台学者发文10篇，国外学者发文45篇。表10给出了这两年考古学论文的地区发文统计。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作为我国政治、科技、文化中心的北京，一直以来是学术文化的中心，考古学也不例外。北京地区的考古学研究在全国有着重要的影响，仅此一地的发文量就达到369篇，名列第1，占总发文量的18.4％，占大陆学者总发文量的18.9％。与2000-2004年间相比，在排名首位这一点上没有变化，但在总发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出现了明显的下降(2000-2004年间为21.7％)，说明这两年中，北京以外地区的学者的发文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

其次是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山东、吉林、江苏、安徽、四川等9省区。与2000-2004年相比，从排名前10位的地区来看，安徽、吉林两地升入前10位，广东、浙江两地退出前10位，而其他8个地区的排名未有明显变化，北京、甘肃、陕西、河南4个地区更是稳居前4位。以上10个地区的发文量为1516篇，占到了全国总发文量的75.54％，显示了这些地区较稳固的学术影响力。如果将范围扩大到前20位，除内蒙古、重庆两地为新增外，其他18个地区与2000-1004年间没有变化，它们的发文量占总发文量的91.8％。排名20位以下的大陆其他地区和港台地区、国外学者的发文量仅占总发文量的8.9％。最薄弱的大陆地区是天津、西藏、青海，而海南两年间未有考古学文章发表。

对表10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即使本地区的文物收藏量和出土量不算最丰富，但是由于其拥有相当的考古发掘等权限和最丰富的资料资源及人才资源，因此其学术影响力领先于其他地区。其二，既拥有丰富的文物资源又具有悠久学术文化传统的地区，其成果数及其学术影响力亦领先于其他地区。其三，从总体上来看，一个地区的经济发达与否，与这一地区考古学的学术影响力有着较大的关系。但当今中国各地区的考古学发展程度及其学术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又受到了本地区文物资源是否丰富的影响。由于CSSCI还没有收录港台地区的期刊，因此目前还无法对港台地区的考古学学术影响力予以准确的评述，表中所列港台地区的发文量均是该地区的作者在大陆期刊上发表的。此外，外国学者的发文中，日本学者的发文量为16，名列第24位，超出了国内辽宁、云南、广西、黑龙江等多个地区。所发论文有中日联合考古队联合撰述的，有译文，也有出自相互的留学人员。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反映了中日两国之间在考古学领域相互合作、相互交流的现状。

3、地区被引统计

与作者、机构的被引一样，地区的被引也能够反映这个地区的科研水平、学术影响力和所发文章的质量。表11给出了2005-2006年间考古学论文引用各地区论文的篇次统计。

对照表10和表11可以看出，发文量排名前10位的地区，绝大多数在被引中也排名前10位。北京的被引与其发文量一样居于首位，共计326篇次，占各地区被引总数的29.5％。但这个数据与2000—2004年间的35.6％相比，降低了6个百分点。结合表10的分析，北京地区的发文量和论文被引次数都有所下降。排名前10位的地区的被引占到了各地区被引总数的83.4％，说明这10个地区在考古学科领域具有绝对的学术影响力。

四、结语

本文依据CSSCI2005-2006年的数据对考古学领域的作者、机构和地区的发文、被引进行了统计和分析。通过分析，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考古学界具有学术影响力的学者以及主要的研究力量在不同机构和地区的分布，而且还可以看出考古学研究的一些特征，如：因其高度的专业性和严密的管理体制，考古发掘和考古学研究的主要机构和人员，几乎全部集中在高等院校的考古文博专业和国家各级文物系统的科研机构；由于考古学领域学者、机构和地区学术影响力与该地区文化遗存的丰富与否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造成了具有学术影响力的学者和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几个文物大省的特殊现象，等等。这些因学科特征而产生的现象，今后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责任编辑：赵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