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蚕茧包含的历史风云
时间：2020-08-24 07:55:2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山西运城市东北二十来公里的夏县西阴村，原是一个偏僻的村落，却因李济先生1926年的一次考古发掘而驰誉世界。
当年，李济经过一个半月的辛苦发掘，终于认定这个西阴村遗址是属于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的遗址，遗存中虽未见金属器具，却在众多陶片与石器遗物中找到半个蚕茧，并看到平整的人工切割痕。后来经专家的鉴定，那半个蚕茧确是一种家蚕的茧，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抽丝。而那半个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蚕茧，却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惊世
1927年初，李济和北大地质学家袁复礼组织人将发掘出土的器物装了70余箱，经过了艰难的长途运输，终于平安运回北京。1月10日夜，清华国学研究院召开欢迎会，教务长梅贻琦，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及全体助教、研究生全体与会。李济先介绍发掘西阴村遗址的情况，袁复礼插话补充，随后就介绍实物。欢迎会上有如下场面：
助教王庸端着一盒子遗物上来，其中有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同学都伸长了脖子看。有人说我不相信年代那么久还是这样白(实际是用棉衬着);有人说既然是新石器时期的遗物，究竟用什么工具割它?静安先生说，那时候未始没有金属工具。(他)同时提到加拿大人明义士的话说：“牛骨、龟骨是用耗子牙齿刻的。”李老师拿出一块仿佛石英一样的石片，说这种石头是可以刻[割]的……[1]
1927年，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这一正式发掘报告中报道了这件事。李济在书中写道：
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2]
刘崇乐（1900—1969），是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对昆虫资源的调查、研究、利用颇有贡献，他的鉴定，应该具有权威性。
1928年，李济重访美国时，又特意把这个标本带去，求助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院，那里的博物家帮他鉴定出这个茧壳是属于家蚕(Bombyx mori)的老祖先的茧壳，证实了刘崇乐的判断。后来李济在1954年的《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1977年的《安阳》英文本，以及1981年出版的《殷文化的渊源及其演变》等论著中，都提到过“半个蚕茧”这件事,提法一直比较谨慎，只是作了几点推论,提出了思考方向，并未作肯定的结论。
那半个茧壳先是由清华的考古陈列室保存，后随李济工作的变动移交“中央研究院”，后又归中央博物院保管，迁台后并入台湾的故宫存藏。台湾“故宫”十分精心，唯恐陈列展览对原物有损，几十年一直将其存放在恒温恒湿恒光的库内，平时都以仿制品替代展出；仅在1995年李济先生百年诞辰时，展出过八天，以示纪念。
质 疑
围绕着“半个蚕茧”，一直有不同的学术争论，但多是对蚕茧本身的见仁见智，还没有人对其真伪产生怀疑。
李济是个严肃正直的学者，早年，徐志摩曾在一封信中说他：“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去世时，张光直在悼词中写道：“……他的每一个学术论断都是建立在许多坚实可靠的事实之上的。”“……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
求真务实，一丝不苟是李济一贯的品质，他在《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一文中写道：“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绝不是一种业余的工作，可以由玩票式的方法所能办到的……现代科学所要求的，只是把田野工作的标准，提高到与实验室工作的标准同等的一种应有的步骤。”他认为，错误的观察或不经心的记录一旦渗入报告，“严重的后果就是谬种流传，无形中构成这学业前进的一大障碍”。
因为坚持科学的标准，他甚至得罪过一些名人。中央研究院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1928年前后，一位参加处理“孙殿英盗掘清陵”善后工作的前辈古物学家向李济讲述抚摸乾隆头骨的感受时说，乾隆的一口牙还保存得相当好。李济好奇地问：“乾隆还剩多少只牙？”“四十只，一只没少。”“不可能吧！”老先生一再声明亲自数过，绝对不错。李济直言以禀：“世界上的人，包括过去的化石人，现在的野蛮人在内，没有一个人会有四十枚牙的。”李济耐心地告诉他，不需要争辩，因为灵长目各科属的动物的牙数，已是一件科学事实。正常人的牙，自有生人以来，没有超过三十二枚的。
李济在身边造就并维持着一个学风优良的学术共同体。他们有合作有批评，在讨论科学问题上“直道而行”、不分尊卑、不讲面子。
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夏鼐从20世纪4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一直随同老师李济在中央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李济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兼史语所考古组主任。1943年初，夏鼐曾协助审查李济为中央博物院第一次公开展览写的一篇文章的初稿——《远古石器浅说》。夏鼐毫不客气地对原稿提出了近四十处修改意见。付印前，李济认真参考了夏鼐的意见，并接受了其中多处。
后来，师生二人分别在台湾和大陆执掌考古学的“帅印”（1960年起，夏鼐出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所长）。事隔多年后，夏鼐对李济的开山之作——西阴村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那半个蚕茧提出颠覆性的质疑。
夏鼐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的几篇文章里都谈到这个问题，其主要论点是：蚕茧在黄土层中保存几千年是不可能的；六千年前的生产技术太落后，养蚕织绸可能吗?石刀切割不可能切得平直；西阴遗址出土的蚕茧，大概是后世混入的东西……
此前，夏鼐似乎从未发表过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见解。按说他是大有机会与李济当面切磋这个问题的；
当时，夏鼐应该是亲眼看到过那个蚕茧标本的，却偏要在文章中写成传闻：“从前有人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过‘半割的"蚕茧，边沿整齐……”；
李济在西阴村发掘报告中特别提到蚕茧的位置在坑(——一个“探方”)的下部，“土色没有受搅的痕迹”；而夏鼐的文章却未经任何论证就武断地说“大概是后世混入的”。[3]
蚕茧究竟是后来掉进去的，或是当时发现出土的，这关涉发掘者的技术水平、职业道德和学术良心。夏鼐为什么要釜底抽薪？这当中到底有什么原因？
回眸
李济曾经是夏鼐最亲近的良师；夏鼐一直是李济器重的弟子。
1935年李济就曾为把夏鼐从留美转为留英(留英可以压缩先在国内实习的期限)尽力说项。历史留下了师生二人的往来通信[4] ：当年的4月3日夏鼐给老师李济写信“请教出国留学事宜并请函告清华大学”。一周不到，李济就完成了弟子的请求，回函夏鼐，“留学学校以伦敦大学较宜并抄录致清华函”。
为完成夏鼐出国前的实习要求，李济除亲自指导外，还特意安排夏鼐到最好的实习现场——安阳侯家庄西北岗殷墟第十一次发掘工地，交由最好的导师梁思永培养。
1937年初李济赴英讲学时，多次与夏晤谈，关心夏的论文写作，并约其返国后与自己一道工作，嗣后又再促夏回国。
夏鼐在伦敦大学攻读完埃及考古学博士课程后，又在埃及作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1939年11月1日，夏鼐给李济写信：“原拟勾留英国至明春或明夏返国,不幸欧战爆发,计划成为画饼,现拟在开罗工作数月,然后返国,未知返国后即有工作之机会否,禹铭兄组织苍洱考查团不知现已出发否,明春仍有考查团或发掘团之组织否？”[5]他急切得知国内的情况，渴求得到老师的扶持，找到用武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