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离理性：公共行政学演进的隐匿线索
时间：2020-08-26 07:57:1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现代公共行政是依据理性的原则建构起来的，理性主义也是公共行政研究中的主导思潮。在20世纪，许多公共行政学者一直存有背离理性的冲动，并在非理性主义的方向上付出了许多努力，使背离理性构成了公共行政学演进的一条隐匿线索。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反复交锋中，理性主义不断受到冲击，行政理性的概念也越来越呈现出了相对性和不确定性。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引入，学者们背离理性的努力进入了对公共行政进行非理性建构的阶段，并提出了关怀型政府等理论方案。
关键词：公共行政；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关怀型政府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5）05-0003-08
每一种社会形态都包含了一种支配性的价值，同时不可避免地也会有许多竞争性的价值。每一种社会形态的主导理论与主流意识形态都试图将自身的支配性价值说成是普世性的和永恒性的价值，但在现实中，任何社会形态的支配性价值都处于众多竞争性价值的挑战与冲击之中。这种挑战与冲击不会一下子就成功，甚至可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无法动摇支配性价值的支配地位，但随着社会自身的不断复杂化，随着越来越多新的治理问题的不断涌现，基于支配性价值的制度建构必然日益显现出不适应性，从而催生出更多的竞争性价值；而这些不断增加的竞争性价值又必然会削弱支配性价值的影响力，促使社会朝着背离支配性价值的方向前行。工业社会也不例外。而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建立在官僚制这种理性组织和制度的基础上，随着官僚制的不断完善和扩张，理性的精神逐渐渗透进社会治理的每一个细节之内，使每一项社会治理活动都呈现出理性的特征。然而，就在理性势如破竹地征服了工业社会中所有制度化的治理活动时，许多学者一直存有一种背离理性的冲动。在公共行政这个高度理性化的实践和研究领域，学者们也拥有这样的冲动，并在20世纪后期越来越多地将其转化为行动。在背离理性的行动中，学者们向我们展示了根据道德价值来重建公共行政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我们今天需要加以重视的。
一、理性主义受到冲击
公共行政是依据理性的原则而建构起来的，对此，学术界不存在什么争议。虽然19世纪后期的文官制度改革是一场主要受道德理由驱动的运动，但作为其结果的文官制度本身是一项理性化的制度，是在功绩制的理性原则下建立起来的一个职位体系。在20世纪初期的科学管理运动中，一方面通过不断细化的职位分类，文官制度作为一个分工—协作体系的理性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随着古利克提出了著名的管理七要素，行政作为一个组织过程而在其每一个阶段上都被赋予了更多的理性内容。由此，在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理性都在公共行政中牢牢地扎下了根，确立起了其作为公共行政支配原则和主导精神的地位。
在那个意识形态高度对立的年代，当列宁宣称布尔什维克俄国也需要“泰勒制”的时候，他的宣言表明的正是时代对于技术理性与工具主义的狂热。
根据怀特（Orion F. White）与麦克斯万（Cynthia J. Mcswain）的观点，“二战”前后，在朝向理性主义的竞赛中，当时世界上的所有先进国家都被塑造成了一个个“技术专家的社会”[1]（p.24）。同时，理性精神体现在公共行政研究中就变成了一种科学追求，从文官制度改革时代的伊顿（Dorman Eaton）与威尔逊到科学管理时代的威洛比与古利克，在公共行政学的早期历史上留下过名字的学者几乎无一不是行政科学的虔诚信徒。
事实上，只要以理性为宗旨，公共行政就必然会追求自身的科学化。
在理性精神的感染下，当时，“对于一种关于行政的科学——后来更精确地发展为行政科学——的可能性，人们由始至终都抱有乐观”[2]。
理性主义虽然一路凯歌行进，但是也很快就迎来了它的背离者。在“霍桑实验”中，亨德森等人发现：“无论在原始的还是在发达的社会中，工作中的人际协作一直都依赖于一种非逻辑的社会规范的进化，它调节着人们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彼此的态度。坚持一种关于生产的纯经济逻辑——尤其当这种逻辑经常受到改变时——将会妨碍上述规范的发展，并因而在群体中产生一种人际挫败的感觉。这种人际挫败导致了一种较低层次社会规范的形成，它又将阻碍经济逻辑的实现。”[3]（pp.115116）换句话说，理性的作用实际上有赖于非理性因素的支撑，当这种非理性因素在制度设置与组织设计中受到排斥时，也会反过来阻碍理性逻辑在组织中的实现。有鉴于此，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组织研究中兴起了一支人际关系学派，要求将被科学管理运动忽视的那些非理性的人际关系因素也纳入组织研究中来，以获得对组织过程和行政过程的更加科学的认识。由此，科学管理学派与人际关系学派展开了一场关于科学标准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非理性因素被确认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合法地位，理性因素则失去了在科学话语中的垄断权。此后，作为理性精神的体现，科学追求仍然支配着整个组织研究，但是人们关于行政科学的认识开始走向了非理性化，并将一些非理性的价值融入了科学追求之中。
在1946年出版的经典教科书《公共行政要素》中，莱瑟森（Avery Leiserson）对传统行政科学观发起了挑战，他认为：“把行政科学视为描述了可衡量的对象、单元或要素间的不变关系的一整套正式条文的观点对大多数研究者和实践者而言并没有什么用处。”[4]（p.48）与之相反，在民主制度中，行政科学绝不仅仅是一个定义的问题；它将永远是一个生活与奋斗的问题。……它将伴随着行政官员见解和能力的增强而成长，其标志是行政官员找到了使他们的项目与他们的顾客即公众和政治上级间相互冲突的需求与观念相适应的方法[4]（pp.4950）。在这里，回应性——包括对政治上级的回应性和对普通公众的回应性——这一政治价值被加入到了行政科学的观念之中，从而冲淡了“科学”一词所蕴含的理性意味。从此以后，行政科学不仅要求事实描述的准确性，而且要求对政治上级和普通公众的适当回应与协调，以保证特定政府项目的顺利推进。无疑，从理性主义的立场看，这样的行政科学观是不科学的，这种不科学的行政科学观的出现表明，理性主义的立场已经受到了当时一些主流学者的背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