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征文学的审美震撼

“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画卷中最悲壮惨烈、最动人心魄的一页，以长征为题材的“长征文学”对作者和读者都具有历久而弥新的吸引力。

早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认知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斗转星移，我们今天有幸读到大量长征题材的文学作品，也看到很多长征题材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知道了红军怎样突破湘江、翻越老山界、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每一部长征文学作品，都以文学艺术的生动表达给我们留下了那段悲壮历史的真实再现，也给我们以心灵的厚重感染与强烈震撼。

一、半个多世纪以来长征文学创作的步步升华

长征题材的文学创作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史传文学(纪实文学)、影视文学、戏剧文学等多种体裁。据军史部门不完全统计，自长征结束70多年来，我国共出版红军长征专题图书约有2200多种(不计重印翻印)，其中文献史料类占15％，口述长征类(回忆录、传记)占35％，史著及研究类占5％，纪实作品类占32％，文艺作品类占5％，图片画册类占3％，重访长征路的游记类占3％，其他占2％。除回忆录、研究专著和一些传记游记之外，其余均属于文学范畴。

长征题材的文学创作可大体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长征到新中国成立，第二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第三阶段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

红军长征以后，苏区人民因生活在在白色恐怖下更为怀念红军，便自发地创作了口口相传的地方民歌和小调。如《十送红军》、《十绣枕》、《十唱红军》、《盼红军》等等，这些发自苏区人民内心的咏唱，表达了对红军的怀念与盼归之情。陈云1935年8月在上海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是有关长征的最早散文。第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1936年8月，总政治部给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发出电报和书信，征集长征文稿，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丁玲、成仿吾、徐梦秋等人负责编辑加工，选定110篇，三十多万字，于1937年2月编成了《二万五千里》，装订成上下两册。1942年，八路军总政治部正式印行了这本最后定名为《红军长征记》的巨作。这些长征亲历者的记述，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那场悲壮的艰难大转移。

毛主席长征期间写作的《十六字令三首》(1934年到1935年)、《娄山关》(1935年2月)、《长征》(1935年10月)、《昆仑》(1935年10月)、《六盘山》(1935年10月)、《给彭德怀同志》(1935年lO月)、《雪》(1936年2月)等诗词，堪称长征题材文学的巅峰之作。这些诗词反映了毛泽东从长征之初到长征胜利的心路历程，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克服千难万险力挽狂澜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使中国红军长征的知名度急剧扩大。它在伦敦首次出版时，曾轰动一时，1个月内就印了5版，并且很快被译成十多种文字，在世界传播；后被译成中文，在国内产生广泛影H向，不断再版，当年很多中国青年看了此书后便纷纷投奔延安。

被称为“军中儒将”的红六军团的军团长萧克在长征初期便开始构思并创作小说《罗霄军》，但因为当时部队仍在长征的战火中，所以此书从开笔到出版，历经51年。初稿的《罗霄军》以《浴血罗霄》的新书名出版。《浴血罗霄》反映的红六军团的军事行动即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前奏。1964年9月至11月，萧华因患肝炎到杭州养病，但长征所亲历的许多伟大战役战斗激发着他的创作冲动，他把自己关在西湖边的一座小楼里，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之中。他从长征极其丰富而又传奇的斗争生活中，选取了12个(后来确定为lO个)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场景进行组诗创作，即告别、突破封锁线、进遵义、入云南(后改为遵义会议放光辉)、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誓师抗日。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经历了身体、意志与情感的洗礼，终于在当年lO月完成初稿，后又反复征求词曲专家们的意见，经过近10次的修改，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为题目的《长征组歌》于1964年11月中旬正式定稿。作曲演出后的《长征组歌》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征组歌》的重要意义在于给出了一个简明扼要、突出重点的叙述长征的经典架构，“遵义会议、强渡大渡河、过雪山草地”等等长征题材创作的要点开始突显并固定下来。《长征组歌》作为“长征精神”的有声之作，曾影响、激励了共和国几代人，今后仍会以其震撼心灵的艺术魅力将“长征精神”永续传颂。

解放初期到“文革”结束的27年间，长征题材的文学创作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这个阶段的作品，应该提到的，戏剧文学剧本主要有陈其通的《万水千山》，小说主要有王愿坚的短篇小说《七根火柴》，当时还出现了马忆湘的长篇小说《朝阳花》(又名《女红军》)，以及短篇小说集《飞兵赤水》，还有大型丛刊《星火燎原》中的红军将士回忆长征的文章，报刊上也时有长征题材的“革命回忆录”刊载，其中较有影响的有陈昌奉的《跟随毛主席长征》，还有杨得志的《强渡大渡河》、杨成武的《飞夺泸定桥》和《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张南生的《遵义会议的光芒》、肖华的《通过大凉山》、肖应棠的《巧渡金沙江》、徐海东的《奠基礼》、左齐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等。诗歌有肖华的《长征组歌》以及李志明的《长征诗选》。这一阶段作品继续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正面颂扬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团结战斗的精神风貌。

进入“新时期”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歌颂红军长征的创作继续获得了发展。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大量长征回忆录的撰写和长篇叙事作品对史诗性的追求。继第二阶段之后，回忆录的撰写在这一阶段有更大的丰收，《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伟大的长征》(陕西人民出版社)、《红军长征》(解放军出版社)，比较系统地收集了红军将士回顾长征的优秀之作。还有接受改造后的原国民党将领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则是从另一个角度见证了工农红军的机智无畏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80年代中，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则从其他的渠道所能得到的史料中加入一个西方人的观点叙写和评价了中国红军的这场远征“是人们求生存的斗争的胜利”。这一阶段还出现了一些很有思想见地的长篇叙事性作品，如赵蔚的《长征风云》、刘秉荣的《沧海横流》、石钟山的《红土黑血》、伍近先的《山水狂飙》、陈宇的《草地龙虎》、于东的《血火煮江山》等作品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红军长征中那些最富感染力的真实场景。而到上世80年代末，魏巍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则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深入红军高层到基层的方方面面进行细腻地性格刻画和事件再现。黎汝清的长篇小说《湘江之战》、乔良的中篇小说《灵旗》以及90年代中期李时新的纪实文学《血江》、王熙兰的纪实文学《腥山血岭》等都从不同角度切入红军长征突破湘江这一重大战役的历史画卷。王朝柱的长篇报告文学《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堪称长征文学作品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先后被改编成了电影和电视连续剧《长征》。

到本世纪初，长征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到了一个新的高点，欧阳黔森、陶纯创作的长篇小说《雄关漫道》全景式正面描绘了红二方面军从1934年夏到1936年秋这一时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张惟的《血色黎明》、石永言的《战争绝唱》、傅建文的《长征谣》等长篇小说也打破禁区标新立异，从不同环境下的人性关照塑造了更加感人的人物形象。2006年，《解放军报》为纪念长征70周年而增办《文苑》特刊，连续刊载了13篇长征题材的长篇纪实，其中有《长征，震撼心灵的历史细节》、《红军，留在藏胞心中的圣灵》、《历史，珍藏在人民心中》等。纪念长征70周年出版的李树增的“并非虚构的纪实文学”《长征》，通过对长征事件的描写，竭力追求“全景式客观再现，全球化认知高度”。这一时期的长征文学创作不仪得益于更多史料的解密、发现和开放，更得益于文坛思想的解放和作家素养的提高，还得益于长征题材影视作品在广大受众中的影响扩大，从而反作用于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

二、早期的长征题材诗词、民问大众文学及史传文学表现出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长征题材的诗词当以毛泽东为代表，“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首题为《长征》的七律，写得气势恢弘，磅礴大气，而且充满了“尽开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样的诗句给人以浓烈的情绪感染和心灵震撼。而《十六字令》中的“倒海翻江卷巨澜”，“万马战犹酣”，则表现了红军将士从容对敌、力挽狂澜的英雄气概。《沁园春·雪》借雄浑壮观的北国雪景抒发经过长征考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握中国命运的决心和气魄，诗句豪壮，气度非凡。长征成就了毛主席的长征诗词，长征诗词又使长征获得了永恒的艺术生命。而广为人知的江西民歌《十送红军》更是以朴素的歌词中革命真情的缠绵哀恸拨动着几代人的心弦，其中的“锣儿无声鼓不敲”，“血肉之情怎能忘”，“早也盼来晚也想，红军啊”……这些歌词情感真挚，哀婉悲叹中充满着对革命的信念和对红军的期盼与希望，至今听来依然具有强烈的审美冲动。“红军鼓动家”彭加伦就曾这样评述：“红军中没有职业的诗人，也没有固定的歌手。我们的诗人和歌手是全体指战员。我们的事业是一首万古流芳、无限壮丽的伟大史诗，我们的人，也是一群充满诗意的无敌的英雄。红军就是一个诗的集体，歌的阵营。”红军指战员和广大百姓对长征的咏唱，更朴实地激励着人们的革命斗志。

萧克将军的长篇史传文学《浴血罗霄》以他自己作为红六军团长的亲身战斗历程为素材主线，他与任弼时等按照中央军委指示，于1934年8月率领部队从湘赣苏区的永新向西出发，为中央红军即将开始的西征探路，并确立与红二军团的联系。不足万人的红六军团突破重重围追堵截，10月在武陵山区南腰界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并开创湘西根据地。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1936年7月与第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萧克笔下的长征是一个军团高级指挥员亲历的艰苦转战，部队每次面临的险境他都最为清楚，最先从苏区出发而滞留湘西，最后一批跟上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尽在将军笔下，其字里行间充满了萧克将军的军事智慧，也充满了他的艺术智慧。著名作家夏衍称赞《浴血罗霄》是一部奇书，说它奇就奇在“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能写出这样一部长篇小说，而且写得这样精彩”。另一位著名的作家周而复更称赞《浴血罗霄》，“从故事结构和某些情节上看，是一部中国版的《铁流》，内容更加错综迷离，气势也越发恢弘壮观”。还说：“这是红军真实生活的写照，是一部悲壮、激动人心、鼓舞斗志的画卷”。1991年3月，第三届全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在北京举行，萧克将军的《浴血罗霄》获得了荣誉奖。胡耀邦读罢《浴血罗宵》，夜不能寐，提笔为萧克将军写下如下诗句：“寂寞沙场百战身，青史盛留李广名；夜度将军罗霄曲，清香伴我到天明。”由此可见作品的审美震撼之强烈。

三、新时期解放思想后的长征文学闪现出更强的审美震撼力

有些历史是需要沉淀后才清晰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就是这样一段历史。当思想处于被禁锢的时代，有些敏感题材是不能随便触及的。比如长征中的湘江惨败，西路军的悲壮结局等。

湘江之战真实反映在文学创作中，还是在粉碎“四人帮”、创作思想得以冲破“左”的禁锢以后。湘江之役固然是个历史悲剧，但也孕育着一个辉煌的转机。魏巍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没有从长征开始写起，而是从湘江惨败起笔。故事抓住了党内矛盾与敌我矛盾交汇的爆发点。湘江之败，宣告了党内“左”倾错误在血泊中纠正的开始。而遵义会议，则是解决党内斗争的“最光辉的范例”。小说以遵义会议为制高点，更充分地显示了长征置之死地而后生，得以胜利完成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魏巍的笔触波澜壮阔而又细致入微地描写了红军长征的总体风貌。小说不以描写事件为主要目的，而是由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红军与险恶自然环境的矛盾，红军内部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矛盾来组合故事冲突，充分显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共产党人领导红军战胜敌人、转危为安的非凡能力。作品在复杂的矛盾旋涡中着力刻画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以及韩洞庭、金雨来、樱桃、杜铁匠等红军指战员形象，由此显示出生动感人的长征精神。

董河汉的纪实文学《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和黎汝清的纪实长篇小说《湘江之战》等作品则第一次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红军的失败之役，呈现出浓烈的悲剧色彩。王树增的《长征》追求的是“全景式客观再现，全球化认知高度”。

作家乔良的中篇小说《灵旗》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人性的细腻触摸，大胆切开了历史学家和作家曾经不敢逾越的历史禁区。《灵旗》在新时期的文学评论中颇受称赞。这部作品摆脱了史传文学构架，它借用湘江战役的历史，完全是为了实现作家自己的艺术虚构，不是再现历史而是表达对历史和人生的审美感悟。作品以青果老爹的视角和幻觉勾连湘江之战及之后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并且从一个红军逃兵——“那汉子”的人生经历切入历史，颇有一新耳目的感觉。

以“长征文学”驰名的作家石永言，广泛搜集素材埋头创作出由《遵义会议纪实》、《草地惊变》、《延安春秋》构成的“长征三部曲”后，又推出以四渡赤水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战争绝唱》。作家在作品中生动形象地刻画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统帅的战斗与生活，尤其在四渡赤水中的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大家风范让人感动。作品还描写了潘汉年这样的隐蔽战线领导人与师范女生蓝运藏假扮夫妻设法转到上海再到苏联的曲折过程。这部作品，对敌人营垒中重要人物的描写也展现了真实的性格形象。如对蒋介石、王家烈、柏辉章等入木三分的刻画，写出了他们既狼狈为奸又互相噬咬的冲突与矛盾。

美国作家、前《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评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

人们求生存斗争的胜利……长征的最后结果是，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他还大胆地断言：“在本世纪的历史上，还没有一次事件能够这样打动全世界人们的心……长征是独一无二的。它的英雄主义精神激起了一个拥有11亿人口的民族的美好憧憬，并且推动中国走向至今谁也无法预言的未来。”这里的“打动”和“激起”无疑是长征本身的心灵震撼力，也正是长征文学震撼力的原动力。

四、长征中的大人物与小人物在不同环境中彰显人格魅力

红军长征题材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纪念红军60周年和70周年前后所创作的长篇小说与纪实文学，都能将大人物和小人物同时贯穿于重大历史事件和若干人物细节之中，让共有的长征精神和不同的人物个性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黎汝清的长篇小说《湘江之战》聚焦于红军长征突破湘江这个特殊战例，由一个具体战役作辐射式展开。作者对人物的刻画，常表现出独立思考的特点，他把笔触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在复杂、矛盾和痛苦处开释出领袖和英雄人物美好的人性。对于长征路上那些犯有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作者也没有把他们简单化，而是在写出他们激进的思想与现实不协调的同时，注意到他们对革命的忠诚，例如李德，作者也没有漫画他，而是注意到他对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忠诚。

王树增在《长征》这样70万字的鸿篇巨制的结尾，却写了一个掉队的红军炊事员朱家胜，他独自挑着牺牲了的战友的东西，在黎明时分来到了陕北根据地，红军战友迎上来接过担子，往他手里塞了个热乎乎的芋头，一个干部还拿出针线包为他缝补那件破衣服——“那是他自1934年离开根据地就一直穿在身上的一件单衣。天边那片朦胧的亮色逐渐扩大，苍茫的河山骤然映入他的泪眼——雪后初晴的黄土高原晨光满天，积雪覆盖下的万千沟壑从遥远的天边绵延起伏蜿蜒而来……”这是一个经典的王氏结尾，“担子——芋头——缝补破衣服——泪眼”，然后再“扩大”：“干山万壑……蜿蜒而来”。最后以毛泽东词《沁园春·雪》收束。此时悲喜交集，无声胜有声，这就是以小胜大、巧用细节的艺术魅力。

傅建文的长篇小说《长征谣》把妇孺皆知的长征设置为背景，将视角投在了社会的最底层的小人物身上，她以爱情和信仰为主轴，关注普通人的命运，通过男主人翁秋水矢志赶队和女主人翁桅子万里寻夫的曲折情节，展示了男女主人公对信念的执著及对爱情的坚贞，从他们的身上折射出长征的艰苦与伟大。小说还巧妙地把秋水的朴素共产主义信念和柯复古的基督教教义放在同一背景下进行辩论和对比，道出对立双方的坚定与虔诚，避免了主旋律题材艺术作品创作中的“神话”误区，激活人们的兄妹情，任弼时与妻子刘琮英的夫妻情等，都得到了充分的艺术表现。最让人感动的要数岳林盛与蒋晓玲、李明皓与凌霄、何秋妹与李明这三对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何、李之恋是农村青年的那种朴实、憨厚之情。凌、李之情是纯真、热烈而直率的，李明皓送胡琴给凌霄，“琴瑟友之”，当李明皓失去右臂之时，凌霄大胆地抱住他说：“我喜欢你，我会永远对你好的!”岳、蒋之爱却是冷静而理性、含蓄而委婉的，蒋晓玲发现她所爱恋的人戴着寒碜的破眼镜，就想方设法为他买了一副新眼镜。过草地之前，百忙之中的岳林盛想到了为蒋晓玲准备一把油纸伞。惨烈的战斗结束之后，他俩相会于富民县的城头上，享受那片难得的阳光，憧憬着“将来没有战争的时候，每一个相爱的人都能自由自在地享受这一天一地的阳光……”可是，岳林盛在过草地时因尝野菜而中毒牺牲，这对美好的姻缘被残酷的现实毁灭了!这些情感因素的深入挖掘和大胆表现，有力地证明了“红军都是钢铁汉”，但同时又“英雄肝胆也柔肠”，作者笔下所描写的战争岁月里弥足珍贵的那份温情饱含着一种对生命的敬重和人性的关爱，读起来荡气回肠，催人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