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怨气的经济根源
时间：2020-10-07 08:01:4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4年3月，西昌市南郊发生森林山火，市区也弥漫着烟尘，甚至是灰烬碎片。往日的阳光小城里市民忧心忡忡。此时，网络社交工具上的一篇帖子被当地彝汉居民大量转载。帖子说火场山脚的“攀钢二基地”五行风水不好，它落址西昌是当地近年自然灾害频发的原因。各族民众未必相信这无稽之谈，更不要说懂五行风水，转发这个帖子大约只是想一致表达对攀钢基地的怨气。
就在此事件几周前，当地网上舆论却不是这样众口一词，而是展开了激烈的骂战。针对西昌市出现了一些房产指明不出售或不租住给彝族人的歧视性事件，彝汉居民各执一词，剑拔弩张。
前后两个事件相隔不到一个月。在外部观察来看，当地民族关系似乎起落无常，时好时坏。而就当地民众的感受来看，又似乎前后之间大家的想法并没有什么改变。当地如此复杂多变的族际互动也正是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演进的缩影。众所周知，对民族政策进行调整和改进是将来国家战略的重点内容之一。如何既科学又务实地推出新的民族政策，凉山地区的族际互动关系也许能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一、凉山是中国少数民族典型范式地区
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和聚居地区大致可分为三类，各少数民族人口和民族地区均属于三大类型之一或属于其中两种类型的复合形态。
第一类是“外围边疆”，如新疆、西藏等。它们地理上远离中原，现代国际政治中经常被多方势力争夺和利用，民族和国家认同上有一定矛盾。第二类是“中原边民”。像一些居于内地的人口较少民族，如畲族，或者散居全国的民族，如内地的回族，他们长期以来归属中央政权的管辖，采用大致与中央政权一致的制度，与汉族有深入交往并对“中国”的认同度很高。第三类是“内地边疆”。这些地区，地理上距离发达汉族地区并不遥远，历史上长期名义上归属中央政权领有，但实际是“因俗而治”，处于事实上的羁縻状态，与汉族有大量交往但又有相当程度的隔阂，对“中国”主要是认同的一面，但时有反感情绪。
民国时期国民代表大会的少数民族代表分为蒙疆藏三地代表（西藏代表还包括“省区藏民”和“暂居内地藏民”）、“边疆地区各民族”（含“土著民族”及“满族”）、“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回民），这在一定程度上即是对上述三类民族地区的认识。
凉山地区正是“内地边疆”的典型范式代表。地理上，金沙江大拐弯以北、四川盆地以南的地区可以统称为大小凉山，包含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马边、峨边县及云南宁蒗县等地。其中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政区几经变化，在与西昌专区合并，划出马边、峨边二县后形成今天的格局。
就凉山州的情况而言，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全州户籍人口近480万人，其中彝汉居民大约各占一半，彝族人口略多（汉47.55%，彝49.13%）。汉族人口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安宁河谷地带，城镇化程度高；彝族人口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较差、交通不便的高寒山区和半山区，城镇化程度很低。
原凉山州与西昌专区合并时，保留了昭觉、布拖、美姑等九县，当地称为“老九县”。这一地区海拔高、自然条件恶劣；汉族人口少、汉语并不通行；工商业极不发达；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现仍十分落后。它与安宁河谷汉族聚居区近年来的经济活力形成了鲜明对比。
特别是凉山州与西昌专区的合并、马峨二县划归乐山市，又典型地代表了解放以来中央治边的一种思路：将临近汉族地区划归民族地区，带动民族地区发展并防止其分离主义；将民族地区切割归属不同政区，防止其集聚力量对抗中央。
二、凉山彝族社会问题的政治经济逻辑
1. 解放后凉山的社会变革
凉山童工、凉山艾滋病、凉山毒品、凉山小偷等一系列的凉山彝族社会问题冲击着内地社会，刺激公众视野。一些汉族民众，甚至是一些到过凉山的志愿者，都对凉山彝族有着负面印象。这背后的线索与近几十年来凉山彝区的发展脉络息息相关。
凉山彝族地区最重要的社会变革是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改造。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称之为“民主改革”，简称为“民改”。民改虽然最后结果与土改大致相同，但各地在一定程度上根据民族地区特点在手段上有一些调整。这也与当时的民族政策相关。
凉山民主改革采取了协商和武力并举的方法，主要比照内地土改的方式，着重在土地分配上进行了革命，但实际工作中，传统彝族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也被大部消灭。民改废除了奴隶制及平民对贵族领主的身份附属关系，各个种姓的民众获得了人格和人权上的平等，这些都是显著的社会进步。但凉山民改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旧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全面破除之后，新的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建立；领主奴隶主经济被完全消灭，但新的社会化生产经济并没有建立。这一组问题在内地陷入“极左”和“文革”漩涡中，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时，并没有突显出来，或者说，虽有很大问题，但和内地差异不大。
更重要的是，当时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模式大体一致，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差别不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特别是计划经济的模式使得经济活动也是政治活动，因此可以靠行政力量直接解决少数民族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参与问题，如农业合作化与工厂招工等。这使得经济生活中少数民族的参与度、代表度与政治活动，如人大代表，大致相当。同时，当时汉族地区的经济结构第一产业也是占到相当大的比重，和少数民族地区差别不大，尤其是与少数民族地区毗邻的汉族地区，与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几乎一致。这种情况下，不仅民众是按“阶级”区分而不按民族区分，而且民族差别仅是文化差别，不是社会经济的差别。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也客观上减少了民族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