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上——怀揣梦想在美国闯天下

戴上律师事务所总裁

毕业于南开大学法学院，在美国威廉玛丽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律硕士学位。到美国留学之前，戴上一直在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CSCEC）负责房地产开发和建设方面的法务工作。

戴上的执业经验主要集中在跨国兼并与收购、海外上市融资、合资合作与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运作中的各项法律事务。他曾代理过多家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对美国公司的兼并或收购项目，并帮助很多中小企业成功地走出中国在美国市场上发展壮大起来。

由于戴上律师在中美跨境法律业务方面的突出表现和贡献，他被美国律师界极具影响力的杂志 Super Lawyers评为2013年度的“Rising Stars”（新星奖）。

2005年成立的美国戴上律师事务所致力于为在美中国企业提供法律服务。一直从事关于国内及国际债务和股本证券发行、私人配售、新股首发和私募基金等方面的法律咨询事务。对于国内和国际发行者、投资者和投资银行如何在美国证券法下持续履行合规义务，律所也拥有丰富的从业经验。

戴上在发展律师事务所的过程中，坚持以为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服务为宗旨，以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赢在美国为目标，始终强调整合中美资源、融合中美文化的优势，并且一直保持着由中国律师管理运作、由美国本土律师充当业务主干的运作模式。

作为由华人管理运营的美国律师事务所，戴上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要集中在中美跨国兼并与收购、海外融资与上市、海外投资与国际贸易、知识产权及跨国诉讼与仲裁等。

没想过出国的我出国了

我出生于河北赤城县城关镇，一个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都极为艰苦的小山村，直到考上大学才算是进了城市。得益于贫穷和父母的教育，“艰苦奋斗和自强不息”从小就根深蒂固地植根在了我的思想和血液里。对于理想，我从没有放弃过；对于未来，我从未敢懈怠过。

农村的孩子从小就知道，要摆脱贫困改变命运，除了刻苦读书，绝无其他出路。因为比其他同学更加刻苦，我从一年级开始就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因为对于很多事情都更有热情更愿意付出，我从一年级开始就当班长，直到大学。大学的我算是真正“怒放”了的。社团活动、辩论比赛、体育竞技、文艺演出、摄影展览及驾着吉普从天津开到拉萨，所有我曾经对大学的憧憬，有的没有的，我都实实在在地过了把瘾。至今，大学四年仍然是我最灿烂的四年，是我最“青春无悔”的四年。

大学毕业时的选择很多，但我毅然决然地进了国企——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第一局。根正苗红的我认为国企一定有用武之地，一定可以大干一番。但是现实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现实更残酷。虽然我的顶头上司非常赏识我，但国企内部的论资排辈、对领导的阿谀奉承、同事间的勾心斗角，还有又空又长的会让当时年轻气盛的我觉得每天都在浪费生命。当然，现在的我终于明白一切伟大的事业都是由一天天平凡的甚至无聊琐碎的工作组成的。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冬天的周末，北京大雪，我一个人从丰台坐着公共汽车来到了颐和园，希望在静静的大雪里绕着昆明湖能想清楚自己的出路（大学里总是绕着新开湖思考问题）。走着走着，看到一群六七十岁的老人在冬泳，冒着雪，迎着风。那个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出国”这个念头就在那一刻跳了出来，我驻足了十几分钟，然后匆匆离开了颐和园。路上给家里人打了电话，宣布了我的决定。

2002年年初，我被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威廉玛丽大学法学院录取，同年7月，我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

纽约，让我低下了头

威廉斯堡的学习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心情却好得不得了，感觉又回到了校园，一切都按照十几年来养成的学习习惯按部就班地进行。顺利毕业，来到了纽约。

来纽约的第一年，我的人生算是跌到了谷底。失业和第一次纽约律考的失败将过去那个一帆风顺、一路光环、自以为是的我彻底地击碎了。而经济上逐渐出现的危机更是雪上加霜。曾经为了省两块钱的地铁票，步行三站地；曾经路过麦当劳，却买不起一个汉堡，我一度整个人都是灰色的。

出国前的我非常张扬，从头到脚透着意气风发，性格外向，说话又多又快，基本是只讲不听的人。而这一段纽约的生活让我首次尝到了寂寞。白天一个人在屋子里复习律考，晚上整夜整夜的失眠，凌晨四点到海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唯一的快乐，是每天下午到公园跟老外打篮球。当时姚明正是新星，我因为球打得好，黑人兄弟都叫我“Yao”，这也是我唯一能找到从前感觉的时刻。翻看过去的照片可以清晰地看到，我那张曾经扬得很高用鼻孔看人的脸，在那段灰色的寂寞之后变得平和内敛了许多。那时常常用孔子的那句话安慰自己，而且最终也确实做到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法拉盛，我又抬起了头

纽约给了人们最大的压力，也给了人们最多的机会。考过律师资格后，我终于在法拉盛找到了一份律师工作，遇见了我的第一个贵人，我的老板刘忠勇（Jay Lau）。Jay是个地地道道的ABC，典型的美国幸福中产阶级，人好，家境也好，一切近乎完美。我和Jay年纪相仿，他完全没有老板架子，平时相处像朋友一样。再加上Jay在美国长大受教育，胸怀、心境都很开阔，工作上给我很大的自由度。Jay的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对我也很好，过春节会把我叫到他家里一起热闹。

给我一点阳光我就会灿烂，很快，我的工作能力特别是与客户沟通的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让我在律所确立了地位，而且逐渐发展了一大批客户。客户们发现我不单只是就事论事地讨论法律，而是真正站在他们商务的角度帮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们非常愿意和我讨论一些商业机会和商业计划，而我帮他们从法律上和商业上设计结构并提出执行方案。而这些公司法务方面的业务已超出了Jay的业务范围，况且我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发展律所的思路和方案。我寻求更大发展的野心和Jay追求平衡自然的生活态度逐渐产生了冲突。我没有选择不声不响的离开，我选择了开诚布公的沟通。2005年的一天，我邀请Jay吃饭，正式跟他谈了我的感受和想法，我需要有更大发展空间和舞台。Jay不仅没有丝毫怨恨，甚至同意无偿地帮助我。对于Jay及其家人给予我的恩惠，我始终心存感激，至今我和Jay都是经常来往非常要好的朋友。

2005年9月9日，我的律所正式开张了，第一个办公室只有800平方英尺。刚开始只有我一个人，不管诉讼还是非诉业务全部拿下。被法官骂过，被对方律师嘲笑过，被同行律师排挤过，但是我从没有放弃，从没有懈怠，而是始终坚持，不断提高，成功地代理了一个又一个客户，很快我便有能力雇用第一个老外律师了。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华人律所应当走华人管理而以美国律师为业务骨干的管理和经营模式。因为从文化和沟通上，华人律师大有优势，但从专业和经验上，美国律师则更胜一筹。正是由于这种中外律师合作办案的模式，我在华人圈子里的口碑很快就树立起来了，而中国人的商业声誉正是靠人们口口相传的。业务发展非常迅速，2008年我已经在法拉盛的地标性办公楼里购买了商业地产作为新的办公室了。

中美跨国法律业务

如果说，在开办律所方面我算是成功的话，我想那是得益于我总喜欢对现状进行反思。我在开办自己的律所之前，就开始考虑为什么这么多华人律所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经营却都没有迅速发展起来呢？我的答案是所有的华人律所都是围绕着当地华人事务来开展业务，而当地的华人业务非常有限而且业务层次并不高，而华人律师在非常有限、层次不高的华人业务上，通过恶性价格战互相竞争，结果谁都有饭吃，却谁也发展不起来。我不希望自己的努力是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更不希望自己的发展永远在这样一个环境中。

2006年，我决定回国看一下，了解一下中美之间的法律市场和法律业务。结果超乎我的想象，很多中国企业都有到美国投资和开发业务的意愿，很多的国内律师事务所都觉得自身的国际业务没有实质的业务能力上的支撑。而我的律所，正好可以成为国内律所国际业务方面的团队支撑，正好可以为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走出国门牵线搭桥并保驾护航。2007年，我毫不犹豫地在北京中心商务区的招商局大厦租下了一个办公室，开始全面开发国内业务。当时，周围所有的人都觉得我好高骛远，北京办公室肯定会形同虚设。

看清楚方向并不等于成功。一步一步地朝着看清的方向努力，最终达到目标才能证明当时方向的选择是正确的。有多少正确的方向由于执行力的欠缺而最终被彻底否定掉了呢？我对选择了的方向从不放弃，更不敢怠慢，因为我知道任何的松懈和怠慢都是对方向的背叛。我对有思想的人很敬佩，我对有思想的实干家更敬佩！

经过几年的辛勤努力，包括每两个月飞一次中国，一个星期飞七个城市，一天见十几个客户睡三四个小时，我用事实证明了发展中美跨国法律业务的方向是对的。2008年到2010年，律所的业务每年以350%的速度增长；2009年，纽约州律师协会宣布我的律所成为纽约州最大的由华人管理运营的律师事务所；2010年，国内客户的业务已经占到整个律所业务的80%，我们已经与国内17家大型律师事务所签订了正式的战略合作协议。在2010年，由于律所业务的快速增长和在跨国商务方面的贡献，我被授予美国“50亚裔杰出企业家”奖项。

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曼哈顿，世界金融中心、文化中心，对于所有人都有着一股强大的吸引力，我也一样。记得有几次一个人开车从法拉盛到曼哈顿办事，当随着高速公路的峰回路转，这座城市突然呈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会突然热血沸腾，大叫起来，慢慢才能平息下来。我知道不是我有神经病，而是这座城市太让人疯狂了，征服了她似乎就征服了世界。

其实我心底早就知道迟早我会来这里，但是又始终不知道什么时候是迟早，直到一次意外的挫败让我下了决心。2010年，我所一个大型国企客户被美国反倾销起诉，该企业是行业龙头，案件影响非常大。因为此前我们成功代表这家企业收购过美国一家公司，所以企业领导主动联系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代理此案。而当案件细节、策略及代理费全部确定的时候，集团最高层领导决定由曼哈顿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来代理此案，理由只有一个，我们是法拉盛的律所，出了问题，不好“交待”。又一次，面对挫败，我开始反思。客户是没有错的，一家办理高端业务的律所，就应当开设在商业、金融和资讯最集中的地带，否则怎能保证自己获得及时更新的具有商业价值的资讯呢？又怎能帮助客户同主流经济实体进行对接呢？又何谈代表和保护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权益呢？如果中美跨国业务是我们现在业务和未来发展所在，那么把办公室开设在曼哈顿就是势在必行。第二天，我便联系了曼哈顿的四大房地产经纪公司之一Newmark Grubb Knight Frank，三个星期我便签署了时代广场大厦的租约，租期10年，面积7000平方英尺。又一次，周围的人都认为我疯了。又一次，我向周围的人证明我没有疯。

在哈佛俱乐部举行的新张庆典上，我清晰地阐述了曼哈顿的天时地利人和：她是中国企业走向国际舞台的必经之地，她是商业力量、商业讯息的汇集之所，她是中美商业精英合作共赢的盛宴。我对自己说，在这里，拥有了天时地利人和，不赢，再没有借口了，要不就是自己太懒了，要不就是自己太笨了！

谢天谢地，我还算勤苦，也不算太笨。现在我们律所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代表中国公司在美国兼并收购、融资上市、合资合作及解决跨国纠纷等各种跨国业务方面强大的律师团队。在法庭和大型律师事务所面前，我们不卑不亢；在美国经济主流社会当中，我们结交了一大批美国商业伙伴；在政治和政府组织领域，我们和许多参议员众议员保持着直接的沟通与交流。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

家人让我有爱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奋斗的最终目标是为了钱。我相信，所有人的奋斗都是为自己爱的人和爱自己的人，小到爱自己的家庭，大到爱自己的国家。

我很幸运，也很幸福，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母亲给了我善良和幽默，父亲教会了我锲而不舍和艰苦奋斗，一心向佛的姐姐总能在我钻牛角尖儿的时候用睿智点拨我，妻子总会在我疯狂的时候给我泼一瓢冷水，又在我低落的时候让我精神振作，而我的宝贝儿女那一声声爸爸则让我时常心爱得泪水涟涟。不管我到哪里出差，有多劳累，只要想想家，就立刻变得温暖舒坦，只要回到家，就立刻松弛下来睡得踏踏实实。商业环境和商业竞争有时会非常残酷，但是家人的爱让我仍然能够去爱别人，甚至是对手或者敌人，我会想到他们的家人，我会放下怨气，变得豁达，常常因此对手也变成了伙伴，敌人也变成了朋友。

太太伴随我走过了最苦的那段日子。一起跟我开着U-Haul来到纽约，跟我在纽约搬来搬去，跟我上街捡过家具，当我找到工作和拿到绿卡时比我自己还兴奋，也是她跟着我一起把律所做得越来越大，走到今天。

女儿四岁多，儿子还不到两岁。我准备小学的时候送他们回国内读书，不单单是因为学习中文，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我的孩子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关心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当然现在的中国年轻一代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国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对中国的问题缺乏深刻的认识，关键是缺乏了解和认识的耐心。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会整夜整夜讨论中国的问题和问题的解决，而现在，我回国时感觉到如今年轻一代讨论的话题基本上是工作、出国和娱乐。希望有一天，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智慧，能够帮助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找回自己、找回信仰、找回对社会的责任。

采访后记

其实知道戴上已经很久了，他的名字经常有人提起，可惜我一直没有见过他。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小区的院子里跑步，跟时不时遇到的一对带着孩子散步的华人老夫妻聊天，才知道他们是戴上的父母，原来我们是邻居。我们社区很大，分布着五百多个家庭，以白人特别是犹太人为主，能看到几家华人，感觉格外亲切。

后来，在“50杰出亚裔企业家”的颁奖典礼上，我才第一次见到这个帅气又带点书卷气的著名律师。当时，国会议员在台上讲话，有个孩子在底下哭，声音洪亮，颇有气势，台上的那个议员就特别幽默地说，听到孩子的哭声，就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和生命力，保不准他今后会成骆家辉或者华人中的奥巴马。大家都乐得笑起来，真诚地希望这句戏言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够成为现实。

而那个孩子的旁边就坐着他的父亲戴上——该届荣获“50杰出亚裔企业家”称号的企业家之一。

戴上是70后，正值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他有在中国大公司国企工作的经历，来这里留学时精通美国文化，和老一代艰苦移民创业不一样，发展起来特别快。在这本书采访的华裔企业家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

记得第一次去他在曼哈顿的办公室，当时我很惊讶，没想到那么一位华人律师会在时代广场有那么大的办公室，这可是寸土寸金的地方啊，没有实力是不敢问津的。当时我就跟他说，我一定要把你的经历写出来，告诉给更多怀揣成功梦想的年轻人。

他倒也不特别谦虚，不卑不亢，乐呵呵地笑着，声音平缓地跟我讲述那些奋斗的往事。于是，我知道，他之前的办公室是在皇后区法拉盛地区，当时，他有一个接手大案子的机会，为了得到这个机会，他花费了很多心血和努力，可最后还是与它擦肩而过。对方的理由是他的办公室在华人社区，如果把这个案子交给他，万一失败，对方会承担很大的风险，上头会责怪他们用人不当、选择不慎。这件事情给了他很大刺激，让他下决心把办公室搬到曼哈顿。

后来我和戴上有了经常性来往，有时在一些重要的活动中见到他，也一起参加他举办的活动。纽约新年Party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在时代广场每年都会举办一个“掉苹果庆新年”的活动，因为戴上的办公室正好处在那个“掉苹果”的正中位置。于是，他请了很多朋友到他的办公室去，我们开玩笑说，外面有那么多人在寒风中等待那个气球的落下，我们却在他的办公室有吃有喝、又唱又跳，真觉得挺幸福的，开玩笑说希望有更多像戴上一样有实力有眼光的华人企业家在时代广场有更多的地盘，到时候时代广场新年时，全是华人在这里开Party。

到了曼哈顿以后，他接触了更多上层人士，也时不时地搞一些聚会，他的一些客户也是我的朋友。在交往过程中我也更了解他，为人大气大度，做事诚信诚恳、稳重可靠。也知道他的业务范围很广，包括跨境并购、海外投资、资本市场、房地产开发及现在很热门的投资移民等。另外，在代表国内公司与美国企业的合资合作方面，他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他是留学生的骄傲，也是华人的骄傲，也希望华人企业家中能出现更多的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