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久谈“沉下去”是文艺创作的不二法门
时间：2020-11-19 10:41:4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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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谈新事
：此次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为新时期的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与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相比，这次座谈会有哪些不同？具有哪些现实意义？
顾 久：两次文艺座谈会的时代背景不一样，针对的话语系统也不同。前者更多地带有一种革命时期的理想，带有明显的阶级性。
而习近平主要是针对当下新时期的文艺工作者在谈新事。所谓当下新时期，就是步入市场经济时代，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多多少少地变得碎片化、平庸化、低俗化甚至被异化了，作品也显得轻了、浮了、矮了。习近平是从这个现实角度来谈的，他希望大家重返理想、崇高，希望大家能够提高学养、涵养和修养，就是为了对抗那个平庸、低俗、碎片的世界。所以，这次讲话又明显带有谈心的色彩。
：当下文艺工作者面临着哪些挑战？如何走出困境？
顾 久：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现代化是一个世俗化和祛魅的过程。于是，低俗、崇利等等必然形成重要社会思潮，这一时代的文艺工作者们及其作品，也都难免打上这个历史的烙印。并且，由于这也是一个“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孙正聿语）的时代，人们没有共同的选择标准，于是我们往往消解了崇高，也缺乏用尊重、欣赏、敬畏的观点看待问题。
但事实上，文艺工作者是做“以文化人”工作的，是为七尺之躯注入灵魂、彰显价值的，我们理所当然要有灵魂、有价值。每一代人包括文艺工作者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我觉得，我们一方面要把几千年中华传统中那些敬畏自然、和谐人际、充盈心灵的文化基因保存下来，传给后人;另一方面也要跟着世界一起走，把全人类的好东西都吸收过来，海纳百川，中国人才能与世偕行，融入世界乃至引领世界。
沉到社会生活中间去
：如何评价贵州现阶段的文艺发展状况？当前文艺工作者是否注重本土题材的挖掘？
顾 久：总体而言，现阶段的贵州文艺还是令人欣慰的。文学方面有何士光、戴明贤等名家，外省的一些作家来到贵州，肯定要拜访的人就是何士光，他的《乡场上》、《如是我闻》都是很好的作品，而戴明贤的散文、书法、篆刻都很不错;在书画美术方面，今天贵州也不是没有优秀的艺术家，我们只是缺少宣传，一些外省的同行甚至认为，贵州的画家不出名是不公平的。比如写石鼓文的李惠君造诣就很深，再比如王振中、姜澄清……他们都是贵州艺术界的杰出代表。此外，研究沙滩文化的黄万机也是独树一帜。近年来，贵州又出现了以导演丑丑、作家欧阳黔森等为代表的年轻创作者，他们的一些优秀作品深入生活，引起了业界和外界的关注。
贵州的文艺题材我觉得很丰富，这里的民俗风情有绝世之美，生态文化和历史文化也非常深厚。要想出成果，我曾经也断断续续有过一些“梦”，例如天柱县的老红军龙贤昭与红军林、铜仁万山的“爱国汞”、新百苗图，还有何应钦代表中国去受降日本时与冈村宁次的心灵对话……这些题材是能够震撼人心、振奋贵州精神的，如果把他们挖掘出来，呈现出来，将是了不起的事情。遗憾的是，我们的文艺队伍还缺乏一批能够真正沉得下去的人。
：文艺工作者要怎样才能做到“沉下去”？
顾 久：艺术的根在哪？生活经历很重要，许多东西没有亲身经历是写不出来的。习近平说的“沉下去”，就是要沉到社会生活中间去，沉到人民当中去，这个肯定是创作的不二法门。沉下去就是要不表演、不迎合，不做逢场作戏的虚无党;沉下去就是一头扎下去，把老百姓心底下的那些东西、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一点一滴地积淀起来。
我曾经在多个场合上提到焦波这个摄影师，我建议大家向他学习。他出生在山东淄博的一个农民家庭，母亲是一个小脚女人，父亲是一个平头大胡子，焦波用摄影机整整追踪了他们30多年。在一组名为《俺爹俺娘》的摄影作品里，处处透露着平凡、细节的感动，其中包括老两口闹意见，三年不开口说话;也包括他父亲腿折之后独自吃粥的场景，吃得满身都是却不要他母亲喂，他母亲只好躲在门边掉眼泪;还有后来当他母亲得重病被放到灵床上时，他的父亲哆哆嗦嗦地走了过来，把嘴唇凑上母亲的额头，说我想看她发烧了没有，焦波几乎是含着眼泪跪在地上把这个场景抓拍了下来的。这组照片后来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被媒体誉为“近年来唯一让人落泪的影展”，他也因此拿到了首届“人类贡献奖”。什么叫中国优秀文化之美，什么叫厚重，什么叫做沉得下去，这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的许多拿“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都还显得很浅薄。
：上世纪八十年代，贵州曾出现过“贵州美术现象”，促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近年来，贵州有不少县在拍宣传电影，引起外界重视，有人称这是“贵州电影现象”，这个论断是否能够成立？
顾 久：造成“贵州美术现象”的主要是董克俊、蒲国昌等一大批艺术家的努力。应该说，在那个年代，艺术家们的心灵是平和的，也有创新的才气和激情。再者，八十年代贵州刚好碰上思想解放，西方现代主义的思潮加上贵州本土民间的营养，“贵州现象”得以应运而生。
至于现在提“贵州电影现象”，我以为为时尚早，但也完全可以理解。每年国家大概拍了几千部电影，但真正能让老百姓自愿掏钱去看的也就那么几部，这个远远不只是贵州的问题。前段时间，钱理群、戴明贤等几位文化人在编撰《安顺城记》选本，想用《史记》的笔法把安顺的历史人物和风土人情呈现出来，这个是可以借鉴的。如果我们的干部能够认真的去做一些影片，把每个县的历史也梳理一下，尤其是多注重历史名人和村寨文化，打造一批真正能够传世的精品出来，那也未尝不好。
重塑文化自信
：2012年，“贾平凹文学馆”在铜仁的落成引起了多方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典型的“文化外援”。那么，贵州的文化自信在哪里？对文艺创作有哪些可以吸取的资源？
顾 久：很多人忽略了这么一个事实，即一块土地上的文化是与经济状况、自然环境、社会习俗等息息相关的。过去费孝通在传统经济下概括出一个“消遣经济”的模式，在这种经济状态下，因为不贪心，人的心是平衡的;因为没有过分的剥削，没有把贫富差距拉得很大，人和人的关系基本和谐;因为不贪婪，所以人与自然也是和谐的。有专家认为，现在的“美丽乡村”建设实际也应借鉴传统“消遣经济”的原则，可惜存在“消遣经济”的地方过去一直被沿海地区认为是发展的“洼地”。
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说贵州文化事实上是“两只翅膀”。一只翅膀是原生态文化，也就是带有原始色彩的文化，这其中就包括“消遣经济”。当然，也包括我们少数民族的生存智慧和管理制度等，这些即使放在全世界来看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另外一只翅膀则是建省600年以来的以儒家文化传统为标志的东西，现在贵州许多农村家里供奉的“天地君亲师”牌位，基本上也是延续了这个传统。这个传统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今天，并且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文化精英和代表，比如王阳明、莫友芝……“君看缥缈綦江路，万马如龙出贵州”，正是因为这批人的贡献，贵州才能积极融入中原文化，才能有共同的民族国家的认同感。
如何不去傍“大款”，借助别的声音？这里面需要一个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用三句话来说，也就是自知自明，知人之智，自胜者强。我想，贵州这些文化资源对本土的文艺创作是有所启示的。
：此次文艺座谈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贵州目前是否出台有推动文艺发展繁荣的相关政策和奖励机制？
顾 久：事实上，无论是省政府、文化厅还是文联，我们都设置有相应的评奖机制，比如贵州省政府文艺奖、贵州省专业文艺奖、乌江文学奖等等，2009年，省里还出台启动了《贵州文艺作品高端平台展示奖励办法》，以激发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营造良好的文艺创作氛围。
不过，在正面肯定这些奖励机制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可能带来的副作用，那就是为了获奖而写作。对单纯为了获奖而写作的行为我表示怀疑，文艺更多需要的是凭着良心去创作，用生命去践行，用灵魂一点一滴地去经营。做一个“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得明确是为什么写作，所以，好的作品往往关注时代、群体以及那些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真实命运，并且透露出自身的文化精神。（责任编辑/喻 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