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的裂变和友谊的回归
时间：2020-11-21 07:59:5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胡风和冯雪峰，两位在解放前的黑暗岁月里并肩作战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然而。人们却不太知道建国后他们的关系的另一方面。……
1950～1952：友谊走到尽头
1950年初，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和阿垅的两篇文章，先后遭到严酷的讨伐。这一切，预示着“主流派”有组织的全面进攻已经开始。胡风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战友冯雪峰却给他带来意外的不快。
文代会后，上海成立了上海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是冯雪峰。当时，文协在《文汇报》办了一个周刊《文学界》，每周六出一版。主编是梅林。他是来自南洋的作家，抗战时期在重庆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秘书，上海解放后任上海文学工作者协会秘书处处长。他主编《文学界》不久，就来了麻烦。关于这，唐弢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的一篇批判文章里提到，后来在1983年“首届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里也有所涉及。两次说法不完全相同。先看1955年的：
《起点》停刊后，胡风分子通过文字所进行的罪恶活动，开始向《文学界》集中，罗洛、罗飞(即杭行)、冀汸等经常在那里传播反动思想。文协上海分会主席冯雪峰同志注意到这一点，召集常务理事会，决定由我参加审稿，理由是我既是常委之一，又在《文汇报》，便于就近掌握。我接受了这个任务，从17期起，凡是梅林看过的稿子，我再看一遍，又另外组织了一些文章。反革命集团认为这是夺取“地盘”，对他们有意进行打击。在胡风的布置下，梅林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向雪峰提出抗议，一方面叙述自己怎样追随革命，一方面集中力量向我攻击，用他们惯常使用的下流口吻，骂我为“市侩”，故意把含有原则性的问题，拉扯成私人之间的意气。就这样耍手段，撒无赖，啃住不放，最后是要求恢复原有的“权力”。应该说，我们当时的决心不大，缺乏对原则的坚持精神，三期以后，就成立了一个编委会，仍旧让胡风分子梅林去担任执行编辑了。(《我所接触的胡风及其骨干分子的反革命活动》，《文艺月报》1955年7月号)
再看1983年的发言：
上海文协还有一个机关刊物《文学界》，附在《文汇报》上，每星期六出版。这个刊物由梅林编辑，发表的文章以同胡风同志接近的人写的为多，引起了一些人的议论，纷纷来信提出责难。雪峰同志怕引起宗派纠纷，特来找我，因为我在报馆工作。他说：文协机关刊作者面太窄，容易引起误会，要我顺便在报馆看一下发排的稿子，注意一下文章的态度，免得授人话柄。有一次，记不起一篇什么文章，我觉得不大妥当，我就跟雪峰通电话，雪峰主张撤下，补上一篇备用稿。我一面照办，一面写信通知梅林。不料梅林不以为然，去告诉胡风。胡风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责备雪峰，也牵涉到我。雪峰气得脸色发青，拿信的手在索索颤抖。我要求给我看看，他给了我，才看了一张，又立刻夺了回去。他说：“不看了吧，无非是这么回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至今还不知道。(《在首届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冯雪峰纪念集》，第111—112页)
两段文章有很大不同。首先是，冯雪峰让唐弢当上主编的原因不同。
1955年说是由于“胡风分子”在《文学界》不断“传播反动思想”，所以让唐弢当上主编。这显然是毫无根据的。罗飞2006年7月7日给我的信，对此作了有力批驳：“我敢于夸口，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尺度衡量我们的作品是完全合格的，因为罗洛、冀汸和我的诗都是为当时的政策服务的。有报纸在，研究者有必要的话可以审读判定是谁反动。举凡抗美援朝、反对美帝扶日、保卫和平、歌颂解放等等，我们都有作品反映。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我的诗，也是从《文学界》上选去的。”1983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已经推倒，唐弢对冯雪峰设立他为太上主编的原因作了修改，说成是冯雪峰认为“作者面太窄，容易引起误会”，才让唐弢担任太上主编的。这个说法应该是比较符合事实的。“作者面太窄，容易引起误会”，“怕引起宗派纠纷”，本来完全可以直接告诉梅林，要他注意改正的，但是，冯雪峰对梅林不太放心，感到有任命一个太上主编的必要。冯雪峰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他解放前同胡风关系密切，早就有人宣称他是“胡风派”，为了避免在《文学界》的用稿上给人以攻击的口实，他这样做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
第二个大不同是，撤稿一事，1955年写得含糊，1983年说得明确；撤稿的反应，1955年的文章中只有梅林出来抗辩，胡风没有直接出面同冯雪峰对抗；1983年的发言中胡风直接出来给冯雪峰以反击，而且居然使冯雪峰“气得脸色发青，拿信的手在索索发抖”。梅林是否也出来抗辩，没提。不管胡风有没有直接出来抗议，这次事件给他们的友谊蒙上了不祥的阴影，却是可以肯定的。唐弢认为那篇有问题的稿子要撤下来，事先理应同梅林商量。现在却越过梅林，向冯雪峰报告，这种不正派的做法是任何主编都无法忍受的。而冯雪峰只在电话里听了唐弢一面之词，连稿子看也不看，就轻率地认同了唐弢的意见，这就不对了。冯雪峰主观上是企图避免给人以偏袒梅林的感觉，他却没有想到这样的偏听偏信必然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且要激怒梅林与胡风。
自从1932年胡风和冯雪峰交往以来，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争论，那是正常的，发生如此尖锐的冲突却是从来没有过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又围绕《文学界》发生了“诗的案件”。
上海诗歌联合会的主席劳辛和成员芦芒等，都是一些派性十足而且左得可怕的人物。他们一心要把《文学界》这个阵地占为己有，因此对《文学界》发表的作品吹毛求疵，无端寻衅。他们终于向冀汸的长诗《春天来了》下手。冀汸的这首诗是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性的问题，他们却硬给以歪曲，加上许多匪夷所思的罪名，用了所谓“读者”的名义写信向《文学界》提意见。冯雪峰召集编委开会，专门讨论如何处理冀汸的长诗问题。胡风认为问题的是非很清楚，没有必要讨论，拒不出席。在会上，以诗歌联合会的劳辛等人为一方，以梅林、罗飞、罗洛等人为一方，双方意见相持不下。最后决定由冯雪峰根据“读者”的意见综合成一个材料，并由冯雪峰以文协的名义写一个总结性的意见，以了结这一争端。冯雪峰综合读者意见的文章写出来了，对诗的评价却比“读者”的意见还“左”。而冯雪峰以文协名义写的材料，却予以肯定。梅林把文章拿给胡风看，胡风不看犹可，一看不由得大怒，觉得冯雪峰是诗人，他应该能够对冀汸的诗作出正确评价，没想到竟然比“读者”还“左”。梅林在编委会上坚决不同意冯雪峰的文章。开了几次会都不欢而散。最后冯雪峰只好收回文章，不了了之。
胡风于1950年7月16日给冀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