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上林赋》、《大人赋》作年考辨

摘要：关于司马相如《上林赋》与《大人赋》的作年，学术界众说纷纭。通过对《史记》、《汉书》及司马相如赋作等文本进行考辨，认为《上林赋》作于建元六年五月到元光元年五月之间，《大人赋》作于元狩五年武帝因“病鼎湖”而沉迷神仙方术之后、相如病免家居之前。

关键词：司马相如；《上林赋》；《大人赋》；作年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7）02-0098-04

一、《上林赋》作年考

关于《上林赋》的作年，学术界目前主要有六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作于建元二年（前139）至建元三年（前138）。何沛雄先生《〈上林赋〉作于建元初年考》云：“依我个人的推断，司马相如在建元二年开始写作，建元三年初完成。”①

第二种观点认为，至迟作于建元三年。荀彧《汉纪》卷十载：“建元……三年……上好自击熊豕，中郎司马相如从上猎长杨。……初……相如作《子虚赋》，上得读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或对曰：‘司马相如所作也。’上惊，乃召相如，复奏《上林赋》，拜为郎。”

第三种观点认为，作于建元五年（前136）。康金声先生《汉赋年表》提出：“约于此年左右，武帝读《子虚赋》，善之。狗监杨得意荐邑人司马相如，武帝召之。相如复作《天子游猎赋》（《文选》指为《上林赋》），武帝大悦，以相如为郎。”②

第四种观点认为，作于建元六年（前135）。龚克昌先生《汉赋的奠基者司马相如》认为：“《天子游猎赋》（即《上林赋》，笔者注。）……它的写作时间当在公元前一三五年左右，这个时候正是崇尚黄老之术，主张无为而治左右朝政的窦太后刚死，中国历史上颇富盛名的汉武帝初登帝位，并将施展其雄才大略的前夕。”③

第五种观点认为，写于建元四年（前137），奏于建元末年，甚或元光元年（前134）。简宗梧先生《〈上林赋〉著作年代之商榷》云：“……相如献赋入仕为郎，则不一定在建元初年，而更可能在建元末年，甚或元光元年。”“相如写《上林赋》，当在建元四年（西元前一三七年）左右，而奏赋恐怕是在建元末年（五年或六年）的事了。此时相如入仕为郎，过了若干年，在元光四年左右才出使巴蜀。”④

第六种观点认为，定稿于元光元年。刘跃进先生认为：“据我的考察，司马相如于建元三年入京，诵《子虚赋》，因此，《上林赋》不可能作于建元元年，而应当作于元光元年。”⑤

以上六种观点，哪一种较符合事实呢？

首先看何沛雄先生和荀彧提出的第一和第二种观点。荀彧认为，司马相如是因奏《上林赋》为郎，并在此后随武帝猎长杨，即使奏赋与猎长杨同在建元三年，也应是奏赋在前。但据《汉书·东方朔传》：“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然尚迫于太后，未敢远出。……然遂起上林苑，如寿王所奏云。”说明武帝是在建元三年方猎于长杨，之后因惧太后才令起上林苑的。并且，《东方朔传》还提到武帝微行时“驰骛禾稼稻秔之地，民皆号呼骂詈”的情景，表明武帝此次微行是在秋天庄稼成熟之时。那么，武帝令起上林苑，最早也应到建元三年秋之后了。因此，司马相如不可能在武帝起上林苑之前就未卜先知奏《上林赋》。所以，荀彧提出的建元三年说显然有违事实。而何先生的建元二年至建元三年初之说，也因上林苑尚未建造而不能成立。

康金声先生提出《上林赋》作于建元五年，但他除以《史记》关于司马相如作《上林赋》为郎的一段记载作为依据外，并无其它证据，故其观点是否成立尚待论说。

龚克昌先生认定《上林赋》作于建元六年，是结合《上林赋》写作的时间背景进行考察后得出的结论，颇启人思路，但仍嫌证据不足。

简宗梧先生提出的第五种观点驳斥了何沛雄先生的观点，论证详密。但他认为《上林赋》作于建元四年，献于建元五年或六年，甚或元光元年，时间过于宽泛。

最后看刘跃进先生的观点。笔者认为，刘先生把《上林赋》定稿系于元光元年，比较符合事实，但一些论证尚未充分展开，有些证据还可以再补充。

对此，我们有必要结合《史记》、《汉书》等史料记载、《上林赋》文本及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对此赋作年进行考辨。

关于司马相如《上林赋》的创作情况，《史记》本传载：

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

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

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

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

许，令尚书给笔札。……赋奏，天子以为郎。

这段记载只提供了司马相如献赋为郎的时间，而对他被召见和作赋的时间皆语焉不详。《西京杂记》卷二则有司马相如的作赋记载：

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

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跃

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

这段话虽属小说家言，不可尽信，但它所说的司马相如作赋费时颇多却是大抵可信。同书卷三云：“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再次说明司马相如为文“淹迟”乃时人皆知。由《西京杂记》的记载可以合理推断，司马相如由作《上林赋》到献赋，期间当有“几百日”。但是，从司马相如作《上林赋》需费“几百日”，并不能得出创作的确切时间。因此，仍需结合《上林赋》文本对其作年进行考察。

首先看《上林赋》对上林苑宫馆的介绍：

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

阁，华榱璧珰，辇道属，步周流，长途中宿。……

蹷石关，历封峦，过支隹鹊，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

西驰宣曲，濯鹢牛首，登龙台，掩细柳，观士大夫

之勤略，钧獠者之所得获。

由这段描写不难想见，司马相如作《上林赋》时，上林苑的宫馆已颇具规模，成为武帝的游息场所。其中提到石关、封峦、支隹鹊、露寒等四处宫馆，据《汉书》张揖注：“此四观，武帝建元中作，在云阳甘泉宫外。”《三辅黄图》卷二亦云：“武帝作迎风馆于甘泉山，后加露寒、储胥二馆，皆在云阳。……建元中作石阙、封峦、支隹鹊观于苑垣内。宫南有昆明池，苑南有棠梨宫”，可知石关等四馆建于建元年间。棠梨，《汉书》张揖注：“棠棃，宫名，在云阳东南三十里。”据《汉书·扬雄传》载：“甘泉本是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远则石关、封峦、支隹鹊、露寒、棠棃、师得，游观屈奇瑰伟。”可见棠梨宫亦建于武帝时。《上林赋》又云：“宫宿馆舍，庖厨不徙，后宫不移，百官备具。”说明此赋创作时，石关等宫馆的设施已齐备。据前文考证，上林苑始建于建元三年秋，按当时条件，在苑中建造如此众多宏大豪华而设施齐备的宫馆，不可能很快完成。所以，所谓“建元中”，当在建元四年甚至五年之后。因此，《上林赋》的写作也应在建元四年或五年之后。

其次，《上林赋》提到上林苑中有各种异兽和珍稀植物，也透露了此赋写作的时间信息。据《三辅黄图》卷四载：“《汉旧仪》云：‘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帝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异。”而在苑中聚集百兽和各种名果异卉，按当时的交通条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做到。《上林赋》还分别描述了上林苑移植果木和聚积百兽后的情景。移植果木后，“于是乎卢橘夏孰”。从植物生长的基本规律看，若以建元三年秋即移卢橘入苑，至其结实，至早应在建元四年夏天以后；聚积百兽后，“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所谓“背秋涉冬”，说明天子在上林苑校猎已成规律，可见在相如作赋时，汉武帝于秋、冬两季在苑内校猎应各有两次以上。而由建元三年秋建上林苑到放养百兽至天子射猎，绝不可能在同年完成。武帝秋射猎于上林苑，必须到建元四年才有可能。以此推论，司马相如至早要到建元六年冬十月后才有可能作《上林赋》。

再者，此赋提供的文化背景也透露了创作的时间信息。赋的结尾，描写了天子解酒罢猎后命有司“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始”的情景。又极力歌颂了汉天子“兴文偃武”（《郊祀歌·帝临》）、尊崇儒学之德，这在好黄老的太皇窦太后在世时是不大可能的。须知王臧和赵绾曾于建元二年因辅佐武帝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而被窦太后逼杀，因此，《上林赋》所歌颂的汉天子推崇儒家教化，应在武帝已摆脱窦太后干政，再次进行儒学改制后才有可能出现。龚先生指出此赋创作时正值太皇窦太后死，武帝“将施展其雄才大略的前夕”，大抵不差。按《汉书·武帝纪》：“建元……六年……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若以相如在窦太后崩即开始作《上林赋》，则此赋最早当作于建元六年五月丁亥。这是《上林赋》创作的时间上限。

至于《上林赋》写就的时间下限，也是可以推断的。

其一，根据《西京杂记》的记载，相如作赋“淹迟”，《上林赋》费时“几百日”。以《上林赋》从窦太后驾崩之日起开始写作推算，至早要到建元六年八月后才能写成。

其二，刘跃进先生《秦汉文学编年史》提出《上林赋》定稿于元光元年时指出：

文中借无是公之口曰：“改制度，易服色，革

正朔，与天下为更始。”郭璞注：“变宫室车服”为

改制度，“衣尚黑”为易服色，“更以十二月为正，

平旦为朔”为革正朔。“新其事”为天下更始。其实

这最后一句交待得非常清楚不过：“与天下为始”，

乃是就改元而言。

这一理解很有道理。此外，我们还可以对此观点进行补充。《上林赋》借无是公之口还提到天子“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文选》李善注引郭璞曰：“号，号令也。”这是符合汉武帝在元光元年发布的有关政策的。《武帝纪》载：“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四月，赦天下，赐民长子爵一级。复七国宗室前绝属者。”这些德政的推行，正是司马相如讴歌汉天子的现实基础。因此，《上林赋》完成的时间下限，应在元光元年初。

其三，武帝元光元年五月诏令有吸取《上林赋》之处，如《诏贤良》云：“周之成康，刑错不用”（《汉书·武帝纪》），借用了《上林赋》“刑错而不用”的成句；《策贤良制》又云：“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汉书·董仲舒传》），则正是对《上林赋》“四海之内，靡不受获，于斯之时，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一段意思的化用。武帝元光元年五月诏令对《上林赋》有所吸取，正说明《上林赋》应奏于元光元年五月之前。

综上所论，本文认为，司马相如《上林赋》当作于建元六年五月到元光元年五月之间。

二、《大人赋》作年考

关于《大人赋》的作年，迄今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作于元光二年（前１３３）。龚克昌先生《司马相如传》云：“大约在元光二年，司马相如又写了《大人赋》。当时的背景是这样：这一年，汉武帝开始了狂热的寻仙活动。”并认为：《史记》和《汉书》本传“把这篇赋放到相如当孝文园令（公元前１２５年）以后来叙述。……但我以为这样安排是不一定妥当的。”⑥在同传的“司马相如生平大事年表”中，龚先生重申了这一观点。康金声先生《汉赋年表》亦认为：“武帝元光二年，……武帝求仙，……司马相如因见武帝好仙，约于此年左右奏《大人赋》。”⑦

第二种观点，认为作于元朔四年。龚克昌先生《全汉赋评注》提出：“这是司马相如晚年任孝文园令所作。”⑧其近著《中国辞赋研究》收入的《司马相如评传》“司马相如生平大事年表”一节又云：“公元前１２５年（汉武帝元朔四年）……司马相如改拜文园令。”⑨说明龚先生对《大人赋》作年的认识有变化。万光治先生《司马相如〈大人赋〉献疑》与之同。

第三种观点，认为作于元狩四年。庄春波先生《刘彻年谱》称：“武帝元狩四年……方士文成将军少翁作伪事泄，被杀。司马相如以刘彻好神仙，作《大人赋》。”⑩

以上三种观点是否正确，还有待论说。

首先看第一种观点。龚先生系《大人赋》于元光二年的主要依据是：汉武帝在本年“开始了狂热的寻仙活动”，“就在汉武帝贪生怕死、大搞求仙寻药之初，相如就敏感地抓住这个问题，写作《大人赋》来加以讥刺”。康先生亦据此系此赋于本年。根据《史记·封禅书》的记载，元光二年的确是武帝即位后敬事鬼神及方士较频繁的一年。此年他先后接触的方士有宛若、李少翁和亳人谬忌。但需注意的是，武帝此年敬重鬼神和方士的主要目的何在，这是否能说明他在这时就“狂热寻仙”、“贪生怕死”呢？且看《封禅书》的相关记载：

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见五畤。后常三岁一郊。

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观。神君者，长陵

女子，以子死，见神于先后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

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后子孙以尊显。及今上即

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

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

尊之。……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

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案其刻，果

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少

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

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

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

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

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

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砂诸药齐

为黄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

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

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

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

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

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

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

以上这些关于武帝与方士交往的记载，常常被当作武帝狂热寻仙、贪生怕死的证据。但是，在武帝尊神君和接受亳人谬忌建议的两段记载中，却难以寻出狂热寻仙的印记。

武帝尊宛若神君，是缘于外祖母平原君的影响。据《汉书·外戚传》，参以上引材料，可知平原君有两女，长女即武帝母，次女亦为景帝夫人。在两女入宫前，平原君曾往宛若处卜筮，得到“两女当贵”预言，后果真如此，便以为“其后子孙以尊显”，乃“神君”护佑的结果。由此不难发现平原君往祠神君的缘由：不是去求仙，而是为自己和子孙祈福。这实际是祀神者的普遍心理，与求仙并无必然联系。武帝将宛若厚礼置蹏氏观，更多是出于对神君的好奇。

武帝接受谬忌建议，祠太一于长安东南郊，更谈不上是寻仙举动。谬忌奏祠太一方，是为了迎合武帝利用宗教神学加强皇权的政治意图。在祠太一神之前的元光二年十月，汉武帝曾祠五畤，祭五帝。而这一祭礼中五帝并祀，却是邹衍创始的五德终始的政治哲学思想在郊祀仪典中的反映。因此，盛世祠五帝，对定刘汉为一尊，借郊祀树立皇帝的最高权威显然不利。谬忌正是窥测到武帝欲通过郊祀巩固皇权的心理，提出“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建议祠太一尊神，这一建议立即得到武帝采纳。虽然武帝在元鼎五年前未曾亲祠太一，但“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正体现了他对树立太一神以巩固政权的郊祀礼的重视。这显然与他后来的求仙活动不是一回事。

能看出武帝元光二年有求仙嫌疑的唯有与方士李少君的交往。在李少君引诱下，武帝于本年亲祠灶，并派方士求仙人、炼丹药。然而，武帝此时的求仙活动与他尊宛若神君一样，主要出于好奇。故以此来证明武帝贪生怕死，过于牵强。因为元光二年，武帝年方二十四，正处雄姿英发、大有作为的人生阶段。此时他最关注的是实现政治理想，建立超凡功业，而不是求仙延寿。其实，武帝元光二年的寻仙活动与他元狩五年以后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况且，武帝对李少君只是“尊之”，并未给予官禄，离他后来的“好仙道”、狂热求仙还相差很远。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武帝在方士帮助下革新郊祀仪典，在当时是无可非议的，尽管他信任李少君有求仙成分，但尚处萌芽状态，故司马相如在此时就因武帝好仙道而作《大人赋》以讽，于事实于情理皆不合。而龚先生大概也觉得系此赋于元光二年不太妥当，于是在《全汉赋评注》中修正了这一提法，把此赋系于元朔四年。

再看第二种观点。龚克昌先生和万光治先生把《大人赋》系于元朔四年，依据的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一段记载：

相如拜为孝文园令。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

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

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

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

意也，乃遂就《大人赋》。

根据这段记载的行文逻辑，司马相如作《大人赋》在其任孝文园令之后。但司马迁并未明确相如为孝文园令的具体时间，根据上下文亦难对此作出判断，而龚先生也只能说：“元朔四年前后，武帝又改拜相如为孝文园令。”在无法明确相如为孝文园令时间的前提下作出这样的推断，难以服人。况且，《史记》也未指明《大人赋》作于相如任孝文园令的当年。所以，本文认为，把《大人赋》系于元朔四年的观点仍值得商榷。

最后看第三种观点。庄春波先生系《大人赋》于元狩四年，主要是把武帝信用文成将军继而诛之，作为相如以武帝好神仙而作赋讽谏的依据。但此观点并不符合事实。

根据前引《史记》本传，司马相如的确是因武帝好仙道而作《大人赋》讽谏。那么，武帝究竟于何时沉迷仙道呢？据《封禅书》记载，武帝在元光二年后再次频繁与方士交往始于元狩三年。本年，齐人少翁以方术，被拜为文成将军，获赏赐甚多。在文成游说下，武帝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元狩四年，少翁骗术败露被诛。武帝与少翁交往前后仅岁余。武帝诛杀少翁，则说明他此时虽向往神仙，但还留有几分清醒。司马相如若于此时进《大人赋》，恐为时尚早。当然，从相如对武帝所说的“臣尝为《大人赋》，未就”一语看，不排除他此时已因武帝宠信少翁而萌发起作赋的念头。

那么，司马相如究竟于何年作《大人赋》呢？还需从《史记》本传给出的“相如见上好仙道”的信息来考察。据《封禅书》载，元狩五年，武帝得了一场重病，从此沉迷于仙道方术，文献记载说明，元狩五年，３９岁的汉武帝得了一场重病，在巫医和“神君”的心理暗示作用下病愈，于是置寿宫神君。“寿宫”，《汉书·郊祀志》臣瓒注：“寿宫，奉神之宫也。《楚辞》曰：‘蹇将澹兮寿宫也’。”《三辅黄图》卷三“北宫”条下亦云：“寿宫，北宫有神仙宫寿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神君来，则肃然风生，帷帐皆动。”何清谷按：“神仙宫是寿宫前的定语，说明寿宫的性质是祀奉神仙的宫殿。”{11}武帝病愈后专置宫殿祀神求长寿，足见他在大病后深感生命脆弱，企望通过礼神君获致长生。尽管神君所言乃“世俗之所知”，但武帝“心独喜”，足证其此时对鬼神的痴迷。

从封少翁为文成将军，到为祀神求长寿而兴土木建寿宫，武帝好仙道经历了由开始的留几分清醒到后来的沉迷其中的变化，最后还因怕死而疑心重重。据《汉书·酷吏传》：“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纵以我为不行此道乎？’衔之。”颜师古注：“衔，含也，苞含在心，以为过也。”后，义纵竟获罪弃市。武帝因甘泉道未及时修治，就疑心时任右内史的义纵盼其早死，一年后斩杀之。这一例子，足见年近不惑的武帝为求长生而大惑了。在此情况下，司马相如进《大人赋》，因以讽谏，才是针对有事，恰逢其时。

而在司马相如这里，其于元狩五年进赋讽劝是完全可能的。据《史记》本传载：

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

气，似游天地之间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

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后悉取其书；若不然，

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

由此可见，相如奏《大人赋》不久，即因病重免官居于茂陵，不久病死。而司马相如卒年是可以考见的，司马相如卒于元狩六年（前117）。那么，在武帝元狩五年病鼎湖后，司马相如作赋讽劝，之后病免家居，约一年后死，符合时间逻辑。

注释:

① 何沛雄:《汉魏六朝赋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21页｡

②⑦ 康金声:《汉赋纵横》,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3､233-234页｡

③⑥ 龚克昌:《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90-91､129页｡

④ 简宗梧:《汉赋史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第125页｡

⑤ 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45页｡

⑧ 龚克昌:《全汉赋评注》,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⑨ 龚克昌:《中国辞赋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6页｡

⑩ 庄春波:《汉武帝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45-546页｡

{11}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3页｡

(责任编辑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