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张仪列传》谈张仪之说与九鼎之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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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记·张仪列传》中张仪说秦惠王时，提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的说法。九鼎宝器对整个战局的影响力在张仪的话语中得到刻意的强调，其原因不在于器物本身的形貌，而是因为九鼎宝器一直以来都是无上王权的象征。但从春秋战国的局势来看，“据九鼎”似乎并不能“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张仪的计划听上去美妙，却毫不现实。
关键词：《史记》；张仪；九鼎；图籍；王权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9-0158-02
战国之际，七雄并立，交互攻伐，中国历史进入一个由分裂向统一过渡的缓慢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批兼具战略眼光、说辩技艺和外交才华的谋臣策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促成和推动了战国中后期轰轰烈烈的“合纵连横”，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进程甚至方向。在有史料记载的多位纵横家中，苏秦、张仪的事迹最为人们所熟知。据《史记》记载，苏秦游说山东六国，缔结合纵联盟，使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张仪离散合纵，说六国以事秦，使秦国开疆拓土，实力大增。
张仪的连横活动在《史记·张仪列传》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中公元前316年，张仪说秦惠王的一段话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公元前318年，韩、赵、魏、燕、楚五国合力攻秦，秦国派兵阻击，破三晋于修鱼，算是挡住了联军的强大攻势。而就在这时，西方的义渠（匈奴的一个分支）又对秦国发动突袭。秦国陷入被外敌东西夹击的困境，秦惠王也为先攻韩还是先攻蜀而犹疑不定，正是在此种情形下，张仪对秦惠王提出了如上的出兵建议。张仪的主张是先与魏国、楚国交好，攻打韩国，进而向周天子发难。早已衰弱不支的周室必然会献出“九鼎宝器”。得到了“九鼎宝器”，根据九州的地图和各国的户籍（王利器先生《史记注译》和韩兆琦先生译注版《史记》均将“图籍”解释为“地图和户籍”，此处从之）就可以号令天下。不难看出，占据“九鼎宝器”是张仪计划中的关键，那么“据九鼎”就真的能够“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吗？先不论具体实施，张仪的说辞在逻辑上能够成立吗？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恐怕要先从“九鼎宝器”的来历和形貌入手，从《史记》等历史资料中去寻求答案。
首先，从文本角度，应该如何理解张仪话语中“据九鼎”和“案图籍”的关系？如果将两者理解为并列关系，那就是“占据九鼎，同时根据周天子所保存的各国地图和户籍”，图籍是独立于九鼎之外的文献资料，九鼎本身并不具备图籍的功能；而如果将两者理解为承接关系，那就成了“占据九鼎，然后根据九鼎上所铸刻的各国地图和户籍”，这意味着九鼎上所铸之物是各国图籍，如此一来，九鼎本身就具备了极大的军事价值，是攻城略地时的重要依据。面对这样的语意分歧，仅凭语感去加以判断取舍自然难令人信服。经笔者统计，“九鼎”一词在《史记》中共出现了22次，分别位于《周本纪》（8次）、《秦本纪》（1次）、《孝武本纪》（1次）、《六国年表》（1次）、《封禅书》（2次）、《齐太公世家》（1次）、《楚世家》（3次）、《张仪列传》（4次）、《平原君虞卿列传》（1次）等九个篇目。其中有关九鼎来历和流转情况的记述见于《孝武本纪》和《封禅书》，两处文字相同：“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左传·宣公三年》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墨子·耕柱》亦云：“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可见，九鼎是禹用九州州牧供奉的铜铸造而成，后来随着王朝的兴替，由夏入商，又由商入周。
这九座鼎大概有多大呢？答案恐怕连当时的各诸侯王也不知道，所以才有《史记·楚世家》所载“楚王问鼎小大轻重”一事。《战国策·东周策》记载，秦曾兴师临周以求九鼎。周君派颜率以将九鼎相赠为条件向齐王求援。齐王发兵五万使秦军撤退后，想要把九鼎运回齐国，这时，颜率向齐王抛出了难题：“弊邑固窃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壶酱甀耳，可怀挟挈以至齐者；非效鸟集乌飞，兔兴马逝漓然止于齐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臣窃为大王私忧之。”九座鼎硕大无朋自然无可争议，但颜率之辞亦不足信。且不论当时的制造工艺能不能造出那样大的鼎，单看《史记·周本纪》的记载，武王伐纣时，周军的兵力不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这和“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的描述实在相差太大。迄今为止，世界上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鼎（亦称司母戊鼎）铸成于商朝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体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832.84公斤。禹所铸的九座鼎，每座大小恐怕也不会超出这个规格。至于颜率所述，只是为了刁难齐王，进而保住九鼎，而刻意混淆视听罢了。
现在我们再回到张仪说秦惠王的那段话。暂以后母戊鼎为参照标准，九鼎的表面积应该不会太大，要把九州的地图和全国的户籍全部铸在上面，近似天方夜谭。所以，将“据九鼎，案图籍”理解为九鼎上铸刻着图籍，其本身在逻辑上就站不住脚。此外，九鼎上铸有图籍的说法，与史料记载也是冲突的。《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左传》称鼎上所绘为百物之象，这样的说法比较符合当时器物所绘图案的普遍风格。《吕氏春秋》的一些篇目对九鼎上的图案所述甚详。《先识览·先识》：“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审分览·慎势》：“周鼎著象，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审应览·离谓》：“周鼎著倕而龁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离俗览·适威》：“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恃君览·达郁》：“周鼎著鼠，令马履之，为其不阳也。”由此可见，九鼎宝器上的图案并非“图籍”，而是鼠、马、饕餮、窃曲纹等一些动物（或类似动物）形象，以及工匠倕这样的人物形象。
张仪之所以称凭借九鼎宝器就能够执掌天下，其理据恐怕在于九鼎宝器长久以来被寄寓的王权象征意义。九鼎宝器随着在三代的次第传承，其意义早已超出祭祀礼器的范畴，升格为最高王权的象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周朝建立之初，会将“迁九鼎”作为与“振贫民”、“修周政”（见《史记·齐太公世家》）等并列的重大举措。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凡是兵力强盛的诸侯国无不想将九鼎宝器据为己有，楚庄王、秦昭王等多位野心勃勃的诸侯都曾做过争夺九鼎的努力，其原因也无非是要借九鼎增强自己王位的权威性。楚庄王问鼎中原时，王孙满驳斥道“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这正是对九鼎神圣王权象征意义的最好诠释。那么从这一角度来说，夺取九鼎宝器对于秦国成就大业，似乎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正如前文所讲，这种意义也仅仅是象征性的。周室的实力虽然远逊当初，当它仍然是实际名义上的中央王朝，周天子依然是名副其实的天子。各国诸侯自恃兵强马壮，尚不免对天子横加凌辱，又怎么会臣服于一个掠取了九鼎宝器的其他诸侯王呢？所以，夺取九鼎宝器不但不会奠定自身的王业，反而会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引起其他各国联手征伐。
综上，张仪关于九鼎宝器的发挥，并不具备现实性，只是外表华丽的空中楼阁，经不起推敲。这也是为什么秦惠王最终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而是听从司马错的计谋，先攻蜀地。
那么，凭借张仪的明思卓智，难道不明白独占九鼎这份王的“荣耀”在七雄逐鹿的焦灼战事中不利反害的道理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张仪通过对当时局势的分析，得出了应当“先攻韩，再犯周”的结论，不过他手中的理由并不充分，为了达到说服君王的目的，在陈述的过程中他不惜用一些不太能站得住脚的论据来勉强充数。实际上，这不只是张仪此番说辞的弊病，也是其他纵横家言语的通病——他们虽然才智超群，但提出的主张和计谋也并不都是真知灼见，每当这个时候，他们就会用高妙的语言技巧将一片虚言浮词装扮得好似铁证如山。坐在他们对面的君王如果不仔细分辨，丢城失地就在所难免了。正如韩非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纵横之士）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缯缴之说而侥幸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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