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与襄阳:诸葛亮躬耕地论争问题述论

摘要：南阳与襄阳的诸葛亮躬耕地论争，其萌芽于陈寿《三国志》所转载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自述与习凿齿《汉晋春秋》对襄阳隆中有诸葛亮“故宅”的追叙；其肇始是因清代湖北顾嘉蘅到南阳任知府作“何必辨襄阳南阳”的对子；其直接的论争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论争中，襄阳方面强调，襄阳归南阳邓县管辖，习凿齿等人的追叙文献是可靠的，东汉末年的南阳属于曹操所占领的敌占区因而诸葛亮不可能在南阳躬耕；南阳方面则反诘，邓县属于汉北的南阳郡，而襄阳属于汉南的南郡，东晋至唐的追叙文献所记载的是诸葛亮的“家”、“故宅”不是“躬耕地”，东汉末年的南阳大多时间属于刘表控制，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适于诸葛亮躬耕。

关键词：南阳；襄阳；诸葛亮躬耕地

中图分类号：K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2—0183—05

论者谈起南阳与襄阳的诸葛亮躬耕地的之争，常常说是“由来已久”。然而仔细清理双方论争的历史，我们发现这种说法是极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是，南阳与襄阳两地关于诸葛亮的祭拜可以说是“由来已久”，而其直接的真正的抢夺躬耕地的争论，只有清道光咸丰年间和20世纪80年代末的两次论争。

三国至清朝诸葛亮躬耕地论争三国到清朝期间，诸葛亮以其自身卓越的政治贡献，赢得了古代社会历代政府和民众的崇拜，所以关于其自身的成长过程，就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此段时期关于其躬耕地是在南阳或襄阳的话题，仅在民间社会中有所争议，直到清朝中叶顾嘉衡做南阳知府，才被正式提出来。由此，我们可以按照文献记载和历史实际，将这一时期躬耕地的论争加以叙述。

1.三国到西晋时期

这个时期，诸葛亮躬耕地论争还没有开始，最主要的历史资料是诸葛亮的自述。蜀汉建兴五年（227），诸葛亮上《出师表》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躬耕地对于诸葛亮来说，对其并没有影响，所以他没有必要掩饰。此后陈寿在撰写《诸葛亮集》以及《三国志•诸葛亮传》时，都未提及诸葛亮躬耕地，在本传载籍中，还将诸葛亮的《出师表》予以全文转载，说明诸葛亮躬耕地在当时未有疑义，所以他没有必要讳饰掩盖。

2.东晋到唐朝

这个时期，诸葛亮躬耕地的问题已开始萌芽，现在所能够见到的残章断简主要是以下九种：《蜀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襄阳郡守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閭。”《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襄阳记》：“襄阳有孔明故宅。”《荆州记》：“襄阳城西十里许，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南雍州记》：“隆中诸葛亮故宅，有井一，今涸无水。”《小说》：“襄阳郡有诸葛孔明故宅，故宅有井。”《水经注•沔水注》：“沔水又东径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荆州图副》：“邓城旧县西南一里，隔沔，有诸葛亮宅，是刘备三顾处。”《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二•襄州襄阳县》：“诸葛亮宅，在县西北二十里。”①这九条资料，多指孔明住宅在襄阳，所以襄阳说的学者据此说：“唐宋以前的图经、地志，无一例外地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②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将这九条资料作为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的依据，是十分不恰当的。因为，第一，这九条资料大多是说襄阳有诸葛亮的“故宅”，只有《水经注》和《荆州图副》说到诸葛亮在襄阳有“三顾处”。第二，这九条资料，最早问世的东晋年间的《蜀记》、《汉晋春秋》和《襄阳记》，距离三国时期，已经有将近100年的时间。这完全属于后世人撰写前代人的历史，其事实的可信度，显然是需要精心考证的。而且，这九条资料中，除《水经注》能够真正流传下来，其他的都已经散佚，作为历史资料，其可信度是不高的。第三，若没有诸葛亮自述的“躬耕于南阳”的话语，引用这九条资料当没有错，但是既然有诸葛亮自述的话语，就不应该舍弃当事人的自述，去采用后人的怀想和追忆。这应该是历史研究中的基本原则。有鉴于此，有学者幽默地调侃将持襄阳说的话语修改为：“唐宋以前的图经、地志，无一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说明襄阳隆中不是诸葛亮躬耕的地方。至于大量关于当地有诸葛亮故宅的记载，也只能说诸葛亮曾在那里住过，与躬耕地并不是一回事情。”③在我们看来，襄阳的诸葛亮“故宅”，当是他出仕之后的居所，但不一定是他隐居躬耕的地方。

3.宋元明清时期

这一时期，可能是基于民间对诸葛亮的崇拜，无论南阳或是襄阳，都有官方参与组织的祭拜诸葛亮活动。

南阳的官方祭祀活动可能稍早于襄阳。据《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四六一所载元代程钜夫的《敕赐南阳诸葛书院碑》，记述了元武宗至大年间（1308—1311年）到延佑年间（1314—1320年）修建诸葛庙、孔子庙和诸葛书院的事宜：“南阳城西五里，有岗阜然隆起，曰卧龙岗；有井渊然亭深，曰诸葛井者，相传汉相忠武侯故居。民岁祀之。巫觋杂糅，荐献无节，黩礼慢贤，君子病之。至大初，故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玮行农至郡，率官吏长老伏谒祠下，顾瞻徘徊，慨然兴怀。”“出步祠东，得隙地焉。曰：是足以建庙学矣。”“上于省以闻，报可。至大二年春即工，大修武侯祠而加广焉。祠之东为孔子庙，庙之后为学。凡堂序门庑，庖湢库庾，肄业之斋，庋书之阁，官守之舍，咸备。屋以间计，祠有十二，庙学四十有六，端庄广直，不务奢丽。皇庆元年秋落成。”由此可见，南阳关于诸葛亮的祭祀祠堂，至迟在元代之前就已经初具规模，而到元代时，地方政府为加强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的疏导和管理，直接参与诸葛亮祠的祭祀活动，并在诸葛亮祠旁边又修建了诸葛书院、孔子庙。明代地方政府继续加强武侯祠的管理。据王直的《重修武侯祠记》、李东阳的《重修诸葛武侯祠记》和牛凤的《改正诸葛武侯祠记》所载，明代洪武年间诸葛亮被朝廷指定为从祀的历代名臣之一，开始奉敕重修武侯祠。嗣后，洪熙、宣德、成化、弘治、嘉靖各代都有持续修缮武侯祠的活动。

而襄阳的官方祭祀活动似乎要晚得多。据《襄阳府志•襄康王崇慰先贤书》记载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建成“隆中十井”，不久被破坏；弘治年间，襄王朱见淑将诸葛祠毁掉修建自己的陵寝，而“将诸葛祠迁于山之左臂，地既非宜，庙且陋小”，很快墙倾壁坏；明武宗在隆中东山再造诸葛新祠，但是规模很小。到清康熙年间，隆中诸葛祠多次修缮，尤其是郧襄观察使赵承恩主修时，不仅整修明祠，而且又增添了三顾堂、野云亭、草庐亭和抱膝亭等景观；光绪年间又扩建了“古隆中”的大青石牌坊。

诸葛亮祠堂的建造和祭祀活动，可以说都是出于对诸葛亮的忠君爱国和智慧人生的崇拜。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论争，民间可能有所争议，但还没有达到针锋相对、笔枪舌箭的地步。

4.清朝中叶

这一时期，南阳与襄阳诸葛亮躬耕地的论争才真正拉开序幕。起因是顾嘉衡作南阳知府。顾嘉衡祖籍江苏昆山，出生于湖北，道光二十六年（1846）出任南阳知府。此后，先后五任南阳知府，持续20余年。在任知府期间，顾嘉衡勤于政事，督导农事，敢于抵触僧格林沁驻兵宛城内，深得南阳民众的爱戴，被誉为当时的“召父杜母”。对于顾嘉衡来说，困难的不是做清官，而是必须对于民众所崇拜的偶像诸葛亮的躬耕地问题做出抉择。因为他出生湖北，任官南阳，所以他耍了小聪明，采取了折衷的态度，撰写对子：“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顾嘉衡虽然没有给出准确的答案，但却以官方的身份认可了这一问题，成为后来争议的肇端。

当代的诸葛亮躬耕地论争

诸葛亮究竟是躬耕于南阳还是襄阳，这个问题开始激烈争论，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

1.1988—1990年间

起因是在1987年国家邮电部决定发行《三国演义》系列邮票，其中的第二组邮票中有一枚纪念刘备三请诸葛亮故事的“三国茅庐”，由此正式拉开了诸葛亮躬耕地的论争。

1988年11月，襄樊方面进京到国家文物局和邮票发行总局，要求1990年的“三顾茅庐”邮票发行仪式在襄樊举行；1989年4月，《集邮》杂志第4期发表《三国茅庐发生在襄阳隆中》的文章；1989年7月，中共襄樊市委以（1989）8号《关于1990年在襄樊举行〈三国演义〉（第二组）邮票发行仪式方案的报告》文件的形式，打报告给国家邮票发行局，再次提出在襄樊举行发行仪式的要求。

紧随着襄樊方面的动作，南阳方面也做了相应的工作。1989年9月，南阳行署向国家邮电部呈报了宛署（1989）142号《关于1990年在南阳举办〈三国演义〉（第二组）邮票发行仪式方案的请示》和宛署（1989）143号《关于建议将“隆中对”改名为“草庐对”的报告》，提出诸葛亮躬耕地原本在南阳而不是襄阳，希望发行仪式在南阳举行；1989年10月，《集邮》杂志第10期发表了《三顾茅庐不发生在襄阳隆中》的文章。由此，诸葛亮躬耕地的问题，即以一张小小邮票的发行而引起争论。这次论争的结果，是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问题被搁置，而“三顾茅庐”邮票的发行仪式在1990年的12月10日于南阳和襄樊同时举行。国家邮电部副部长谢高觉出席了南阳的首发仪式；“三顾茅庐”邮票的设计者陈全胜出席了襄樊的首发仪式，并将未发行的“隆中对”小型张邮票画稿赠送给了襄樊。

2．1989—2000年间

这期间，南阳和襄阳分别举办学术研讨会，试图以学术专家的讨论论定诸葛亮躬耕地。率先主办会议的是襄樊。1989年到1990年，在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内（实际上只有5个月），先后组织了四次“诸葛亮躬耕地学术讨论会”：1989年12月6日在武汉，由湖北社会科学院和省历史学会联合承办，唐长孺等35位专家出席了会议；1989年12月13日在北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联合承办，何兹全等23位专家出席了会议；1990年3月15日在上海，由华东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和复旦大学文博系承办，谭其骧等16位专家出席会议；1990年4月14日在成都，由四川大学三国史研究所承办，缪钺等20余位专家出席了会议。按照襄樊丁宝斋先生的总结，“上述分别在我国东西南北各大城市举行的国内权威学者参加的论证会，均一致肯定诸葛亮躬耕地的具体地点在襄阳隆中，没有一人提出不同见解。”④

与襄樊借助于学术会议造势相比，南阳方面要滞后逊色很多。1991年3月15日，南阳诸葛亮研究会才正式挂牌成立；1991年4月2日在郑州，南阳诸葛亮研究会与河南省社科院、河南省社科联、河南大学、郑州大学联合召开了“诸葛亮学术讨论会”，来自北京、四川、湖北和山东的六省代表9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普遍认为，诸葛亮所说“躬耕于南阳”是指汉水以北的南阳郡。此后，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南阳和襄阳的学者虽有争议，但是属于学术交流，影响面仅限于学术圈子。

而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是1996年针锋相对的会议论争。5月8日，在北京新华社新闻大厦，襄樊主办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研究室和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所承办的“诸葛亮躬耕学术座谈会”。何兹全等20余在京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再次重申之前的观点，认为“隆中是属于南阳郡的邓县”。⑤8月28日，在郑州，河南省社科院、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和河南省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了“诸葛亮躬耕地学术座谈会”，与会20余位专家认为，汉末南阳与襄阳两郡的分界线就是贯穿东西走向的汉水，“草庐”不可能在襄樊。⑥

客观地讲，在会议论争中，襄樊方面的组织比较严谨，不仅在“东西南北各大城市”举行，更重要的是将当时国内硕果仅存的比较著名的史学家都邀请来出席会议并作出明确的表白，甚至还动员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发布加盖公章的“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而绝不在今南阳市卧龙岗”的“结论意见”，同时还在各大媒体予以宣传报道，大有学术舆论一边倒的倾向；南阳方面虽显被动，但是诸葛亮那句“躬耕于南阳”的自述和以汉水为界的南阳、襄阳之分，更胜却无数所谓权威专家的论断。

3.2003年

2002年新编初中语文课本第六册的第22课为《隆中对》、第23课为《出师表》。《隆中对》篇名下注解“隆中，山名，在现在的湖北襄樊”。《出师表》篇名下注解“南阳，郡名，在现在湖北襄阳一带”。2003年7月18日，《襄樊晚报》发表记者释喻《〈隆中对〉“复出”背后》的署名文章，详细披露了襄樊方面的代表市长罗辉和民盟襄樊市委负责人、市教育局副局长张华美五次进京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韩绍祥商议编辑教科书的事情。由此，新一轮的论争再次鹊起。迫于舆论的压力，人教版的教材注解“南阳”改为：“地名，诸葛亮隐居的隆中，在汉时属南阳郡。”这种解释被舆论界称之为“换汤不换药”，遭到各级媒体的批评和质疑。鉴于此事件已经损害了政府形象，2003年9月初，中宣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国新闻媒体停止刊发有关内容，诸葛亮躬耕地之争限制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

4.2008年

2008年6月8日起，央视“朝闻天下”栏目中，播出了“诸葛躬耕地，山水襄樊城”的广告用语，后来可能是迫于舆论的压力，央视将该广告词改编为“诸葛故居地，山水襄樊城”继续播出。

5.2010年以来

2010年春，高希希导演的《三国》开始放映。其中第32集中，徐庶说：“襄阳城外三十里，有一片山野名叫隆中，住着一位当代奇才……此人姓诸葛，字孔明，因为住在卧龙岗上，所以又号卧龙先生。”之前襄樊方面无论怎样造势，其影响毕竟仅限于学术圈子和有限的媒体范围，现在电视剧里突然说是在襄阳，因此引起了南阳各界人士的强烈愤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现代有关诸葛亮躬耕地的论争，襄樊方面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而南阳方面则始终处于“陪练”的被动地位。尽管如此，事实不容篡改，真理愈辩愈明，学术研讨则借以深入。这些学术规则在论争中逐渐展现和凸显出来。

南阳与襄阳在论争中各自所持的针锋相对理由

因为在全部论争中几乎都是以襄樊方面为主导，所以其申诉的理由也主要是襄樊方面先提出来，而后南阳方面才予以反诘。大致上，南阳与襄阳之间所关注的焦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1.东汉末年南阳与襄阳的关系问题

因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自述“躬耕于南阳”。所以，襄樊方面要想取得话语权，必须要解决诸葛亮自述躬耕于南阳的问题。果然，襄樊方面拿《汉晋春秋》中习凿齿的话大做文章，并借助魏晋南北朝史学界较有名气的史学家来重新诠释。1989年12月的北京会议针对《史记•秦本纪》和《晋书•地理志》所记载的汉水是区别南阳郡和南郡、邓县和隆中的分界线事实，指出，“某些持南阳说的同志”以为隆中不能“归属位居对岸的南阳郡邓县”是“推论”；说“汉水只是划分两郡的大致界限”，“隆中完全应属南阳郡邓县管辖”；“有些学者还提出汉水可能改道的假设”。⑦1990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谭其骧先生用“襄阳无西”的民谚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记载的万山资料结合，说是“襄阳往西一出城就进入邓县地界了。因此，在两汉及两汉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隆中都属南阳郡邓县，至北周时取消了邓县，隆中归入襄阳”。上海会议还提出，之前由谭所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部分“画得不精确，不太清楚”，以后要修改；甚至还“一致认为，从历史事实看，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已经非常清楚，希望今后不要再争论下去了”。⑧

南阳方面虽然在论争中比较被动，但针对襄樊说的论点给与了有力的回应。第一，史书记载明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以北”。张衡在《南都赋》中描述自己的家乡南阳，“配京之南，居汉之阳”。此外，襄阳说的主要依据、由习凿齿所撰著的《襄阳记》中也说：“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南为南郡。汉因之。”汉承秦制，尤其是行政区划，其变化极其微小。第二，地理位置清楚。汉水自武当县起，从西北向东南流，过了山都县（今湖北谷城南）转向东南，到襄阳东鄾地（今张家湾）再折向南流。常说的汉水南北段就是指从山都到襄阳东这大约百多里。在这里，两岸山势高险，河水不可能改道。第三，诸葛亮躬耕的目的是谋生不是隐居。诸葛亮追随叔父诸葛玄到荆州，当时年仅13岁。建安二年（197）诸葛玄去世，诸葛亮也只是个16岁的少年。建安十三年刘备请他出山，那时诸葛亮已是27岁的成熟青年。整整十年，诸葛亮在“躬耕陇亩”中不仅求得生存，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其政治知识也在不断积累，并日渐成熟。由此，诸葛亮的躬耕，一定是要选择土地比较肥沃，交通相对便利，既能安心耕作，又能随时了解时势的地方。就此而论，当时他只能在南阳而不是襄阳。⑨

2.论争中所依据历史文献资料的可信性问题

因为历史研究最基本的依据就是历史文献，所以，广泛地占有历史文献是得出科学结论的前提。而在论争中，襄樊方面最为值得骄傲的是，除了《三国志》之外，东晋之后到唐朝的历史文献，如前所述的九条资料，都记载说隆中有诸葛亮故宅的几乎完全相同的文字。“北京会议”上就指出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水经注》、《晋书》、《汉晋春秋》等史籍中都有隆中位居襄阳以西的记载，其中以《水经注》最具有权威性”；并且“高度肯定了习凿齿于桓秘书内‘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一语的史料价值”。“上海会议”上肯定“《汉晋春秋》等史籍的记载无可置疑”，“是很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应该比元明以后的府志、县志更为可靠”。“成都会议”也说习凿齿所说的“隆中属南阳邓县”“是有佐证的”。⑩

南阳方面随着襄樊方面的引领，也充分关注到历史文献的价值。在1991年的郑州会议上，有学者指出，襄樊方面所依据的《蜀记》、《水经注》等文献“只有诸葛亮‘家’、‘宅’、‘故宅’、‘旧宅’等字眼，而没有他‘躬耕’、‘躬耕地’的字眼”，而且“各个记述者对诸葛亮故宅遗迹所在地点并不十分清楚”；陈寿的《三国志》是古代“权威史学著作之一”，“是我们探讨诸葛亮躬耕地在何处等问题的最重要资料”。1996年郑州会上，高敏先生指出，“有一点值得大家注意，说诸葛亮家于南阳邓县隆中的习凿齿是襄阳人，他会不会替襄阳说话呢？因为习凿齿将这一问题讲得具体，他可能有偏见。在习凿齿之前的西晋人李兴说‘隆山’在汉水之北，而习凿齿说的‘隆中’在汉水之南，‘隆山’与‘隆中’的关系是什么？”2003年的南阳会议上，更多的学者关注到历史文献。比如说“东晋时期，王隐、习凿齿称隆中有诸葛亮‘故宅’和隆中隶属南阳郡邓县”，这些记述“与古代文献中对秦汉时期南阳郡与南郡之间界标的记载相左”；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将亮‘家’、‘宅’明确即为躬耕地，但由于漏洞百出，使人难以信服”。也有学者分析了“襄阳隆中说”所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对本地文化的弘扬”、“隆中是由隆山演化而来”、今襄阳隆中“山清水秀，风景秀丽”以及东汉之后“南阳政治地位衰落”“没有条件重视名人的文化效应”。袁祖亮先生在本次会议的论文集出版的序中，则直指襄阳说中所依赖的资料，“《汉晋春秋》也不完全是一部信史”，“习凿齿是个言行不一背义图荣之人”，“习凿齿著述的真实性令人怀疑”；“《襄阳记》有争夺南阳人文资源之嫌”；“《水经注》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记载，经不起推敲，矛盾颇多”。碰巧的是，笔者当时也撰写了《习凿齿史学思想简论》的文章，试图从其史学编纂的思想动机中否定其史学价值，意欲澄清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历史资料真相。

3.诸葛亮躬耕地的政治环境问题

襄樊方面为否定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事实，对于汉末南阳与襄樊的政治环境进行评估。“北京会议”指出，东汉末年“宛县先后在袁术、刘表、张绣、曹操之间易手”，“刘备‘三顾茅庐’只能发生在隆中，而决不会在曹操占领的南阳宛县”。“上海会议”则重申并丰富了“北京会议”的观点，指出，“南阳自建安四年后一直处于曹操的控制之下，很难设想坚持反曹的诸葛亮会多年居留在曹操的地盘里”。

南阳方面则针对襄樊方面的质疑，对于东汉末年的南阳政治环境予以考察论析。1991年“郑州会议”上，有学者排列了从建安元年到建安十三年的“南阳郡大事与曹操军事行动年表”，指出，“在建安元年至十三年赤壁之战前的13年中，除建安元年张济入南阳、攻穰城，建安二、三年曹操三次征张绣外，南阳郡内10年无大的战事。从建安四年官渡之战到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前，曹操亲自统率军队与袁绍作战，灭其余孽，北征乌桓，东征‘海贼’，意在平定北方，无暇南顾。他与比自己力量强大得多的政敌袁绍周旋，常感兵力不足，粮草无继，不可能与刘表在起战端，使自己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因而南阳郡近10年大体平安无战事”。又根据《三国志先主传》，建安六年，刘备屯兵新野，刘表“使（刘备）拒夏侯惇、于禁于博望”；《三国志•李典传》：“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太祖遣（李）典从夏侯惇拒之”；《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建安八年，曹操准备攻伐袁谭、袁尚，为了麻痹对方，扬言伐刘表，“征刘表，军西平”。在这里，博望属于南阳东北方城区域，叶县比邻方城东北，两地属于南阳郡内的东北门户；而“西平在南阳东北数百里”。可见，当时的“南阳郡大部分地区长期处于刘表的控制之下”，“怎能说南阳一直是曹操的势力范围呢？”。2003年的“南阳会议”上，学者们对于东汉末年的南阳环境予以深入的探讨，指出，当时的南阳地理位置优越、政治地位举足轻重、社会经济繁荣、文化科技灿烂，所以说，“诸葛亮选择南阳作为居所，以眼观天下、分析形势、等待时机，显然注意到南阳集中交汇四方信息的优势，体现出不同凡响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

回顾南阳与襄阳的诸葛亮躬耕地的论争，我们的感慨油然而生。一方面，学术问题要靠学术方式解决，只有通过平等的学术交流和讨论，才能大致上取得一致意见。另一方面，学术问题也不能仅靠学术的方式解决。学术问题的深层是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经济的富裕必然期盼灿烂的历史文化来装点，而文化积淀又势必推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可以说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则。据此而言，襄阳争抢诸葛亮躬耕地，说穿了，主要背景是改革开放以来，襄樊的社会经济发达了，所以借助诸葛亮的名气来提升地域文化的知名度；进而，促进当地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从这个角度说，襄樊确实是成功的。南阳这些年虽然社会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仅就以诸葛亮文化资源的旅游经济来讲，是远远落后于襄樊的。就此而言，南阳与襄樊的诸葛亮躬耕地的论争，估计还将持续下去。

注释

①《蜀记》，王隐著，据《晋书•王隐传》载，“隐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其书次第可观者，皆其父所撰；文体浪漫、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汉晋春秋》、《襄阳记》，习凿齿著，习氏所记载的很多事情大多属于传闻，其著作虽多，但传世无几，说明其可信度比较低；《荆州记》原书早已经遗失，晚清考据学家曹元忠根据《隋志》、《宋志》等篡辑为三卷；《南雍州记》原书已经遗失，所存只有片言残句；《小说》记载先秦至东晋的轶事传闻，皆为正史所不载，属野史范围，原书已佚，近人鲁迅、余嘉锡等始辑佚成书。②丁宝斋：《诸葛亮躬耕何处》，《襄樊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③⑨王大良：《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三论》、李兆钧、黄宛峰：《诸葛亮躬耕地质疑》、孟明汉：《“诸葛亮躬耕地”辨析》，李兆钧主编《诸葛亮躬耕地新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73—89、17—25、41—58页。④晋宏忠、丁宝斋：《诸葛亮之谜》，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41—42页。⑤《诸葛亮躬耕地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新华每日电讯》1996年5月。⑥宛文：《诸葛亮躬耕地学术座谈会纪要》、刘太祥：《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兼论“襄阳隆中说”是后人附会而成》、程有为：《论汉代的南阳郡》、王子今：《汉代南阳的交通形势——兼论诸葛亮躬耕南阳的战略选择》，张晓刚、白万献主编《诸葛亮与南阳学术研究文集》，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1—9、155—160、63—76、18—34页。⑦于威：《北京“诸葛亮躬耕地”专题学术座谈会综述》，《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3期。⑧广陵：《上海举行“诸葛亮躬耕地”学术座谈会》，《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3期。.⑩陈伟、彭建平：《四川大学“三国史研究中心”成立暨“诸葛亮躬耕地”专题学术讨论会综述》，《成都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张晓刚：《诸葛草庐南阳襄阳之争的形成和发展概况》，《南都学坛》2004年第1期。郑先兴：《习凿齿史学思想简论》，《许昌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程有为：《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说质疑》、任崇岳：《诸葛亮躬耕地刍议》、潘民中：《东汉末年南阳郡的归属问题》，李兆钧主编《诸葛亮躬耕地新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6—40、104—112、167—173页。

责任编辑：王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