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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斯年“中华统一”民族思想研究

    时间:2020-11-23 07:54:0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傅斯年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丰富的民族思想。民族思想是其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民族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所撰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开创了我国民族史研究的优良传统。他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既有充分的历史根据,又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强民族团结,反抗日本侵略的现实作用。他热情颂扬中国的民族脊梁,激发维护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爱国主义情感。

    〔关键词〕傅斯年;民族史研究;“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脊梁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8)02-0114-06

    傅斯年,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有关傅斯年的研究,自20世纪前半期便已出现,至今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①主要体现在资料整理、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等方面,分别涉及到傅斯年的政治思想、史学思想、考古学、文学、教育思想,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领导史语所的贡献等。以上为数众多的成果无疑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对傅斯年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笔者同时又注意到,作为具有独特的成长、教育经历和强烈爱国热情的台湾大学的奠基者,他的民族统一思想表现在他与台独、分裂中国势力格格不入的言行中,也渗透在他的民族思想中。而对傅斯年这一思想领域的深入挖掘,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傅斯年的中国民族史研究

    傅斯年首先是一位学者,一位历史学家,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在他的头脑中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他比常人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面对20世纪初中国的内忧外患,傅斯年以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方法,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927年至1936年的10年间,是傅斯年研究学术的黄金时代,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刊物陆续发表了《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等10余篇学术论文。在商周史、古代民族史、古代思想史等方面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是傅斯年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中国古代史专著,着手于“九·一八”以前。其中《夷夏东西说》和《周东封与殷遗民》都是《民族与中国古代史》的一部分。另有《姜原》、《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据何兹全先生考证,无论从内容或写作时间上看,大约都是《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的一部分。[1]三篇所谈都是中国古代史的问题,都发表在民国十九年(1931年)五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部分。

    傅斯年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东汉以后经常因国家分裂,外族入侵而发生南北政治对立,而东汉以前长江流域经济不发达,中国先民们的政治组织活动,大约活动在黄河、淮河流域,就此区域之地理形势看,仅有东西之分,而无南北之隔,所以二代及三代以前,经常发生东西抗争,具体言之,则是东系之夷商与西系之夏周的抗争。傅斯年就此论之,对先秦民族史进行了研究,并于1931年春写成三章,后来以《东西夷夏说》为题目发表在《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在这篇文章中,他率先提出了“商代发迹于东北,渤海与古兖州是其建业之地”的说法,并提出了五条论据证实观点。

    傅斯年对先秦时期的东夷、戎狄等民族,秦、楚等国的族属由来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夷族居住于淮水、济水下游。古籍中所说太皞、少皞之族,均属夷人。在淮水、济水之间,西至陈,东到鲁,北临济水,包括现在河南东部,山东西南部的广大地区,分布着太隐族姓的方国和部落。少皞氏分布之地望约于太皞氏同,其活动中心在今曲阜一带。太皞一族,后世存于泰山南隅,有风姓之小国三四个,而少皞一族种姓繁衍,有赢、已、僵、允四著姓,或居于陈、鲁一带,或迁居西土。

    论证了商族人的来源,首倡商人起源于东北说,他讨论了商周关系,认定灭商的周人当时政治、经济方面均落后于商,所有这些都为后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新的途径。

    在傅斯年的意识当中,文人应有的首先应具有的气质就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因为民族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在日寇疯狂的进攻面前,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时,民族利益的至高无上又使傅斯年握紧手中的笔,和同仁一起撰写了《东北史纲》一书。劳干曾评论说:“《东北史纲》一书,除去对于古代民族的演变有一个正确的整理之外,并且对于东北一地对中国有深切的关系,尤其有一个精祥的阐发”[2]。

    随着抗战的继续,从1938年秋到1939年春的一段时间,傅斯年在昆明写了《中国民族革命史稿》。这是傅斯年并用思想力和舆论力的又一力作。《中华民族革命史》是傅斯年未完成的著作,因而只是一部未完成的史稿,傅斯年撰写史稿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史稿的内容,就以历史为根据,明确说明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它抵御外侮的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用以鼓励民心士气,增强国人的团结和民族自信心。

    在《史稿》的第一章中,傅斯年认为中华民族虽在名词上有汉、满、蒙、回、藏等族,但事实上是为一族。他以蒙、藏、回等族与汉族的关系为例写道:满人的祖先,乃明代的士司,汉化本已很深,清朝建立后,汉化程度更深了。满人在生活、语言、宗教上与汉人无异,因此都己经成为汉人。至于蒙、藏和一部分回人,虽然有其语言文字,但是他们与中国在同一政治组织中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血统甚多混合,利害完全一致。他们与汉人同属大陆人种,他们所信仰的佛教和回教也都是汉族人的宗教。因此,蒙、藏、回,只可以算是中华民族的支派。他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同化力的伟大,并指出昔日满、蒙等族虽为仇寇,但是今日既然已经融合就是兄弟,认为现代的汉族已构成一个综合民族的共同体,他说:

    汉族一名,在今日亦失其逻辑性,不如用汉人一名词。若必言族,则皆是中华民族耳。夫族之所以为族者,以其学统相贯,如家族之扩充耳。然汉人之伟大处正在其血统不单元,历代之中,无时不吸取外来之血脉,故能智力齐全,保其滋大。此以无形有质,常流耳若不见之经程,所以延长汉人之命脉者也,所以增加汉人之数量者也,所以使汉人永适于新环境,经天择耳愈优胜者也。浏览历史,文化武功上特出之人物,无代无之,所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3]

    强调了中华民族的同一性和不可分割性,这种同一性和不可分割性,是数千年来,中国境内各民族长期融合的结果,血统中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即使汉族中也包含了中国境内各个民族的成分,所以汉族更体现出中国境内民族融合和民族发展的历史见证。傅斯年的目的,就是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体的,应当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族入侵,保卫自己的家园。

    在同章中,傅斯年对中国民族的特性,也有详细的阐述,并特别强调中国虽有时亡国,但其民族意识永远不能消失:中国虽有时也呈现虚弱,但一旦政治领导得人,则可由极弱变为极强。傅斯年认为中国民族有四大特点:“一、中国民族者,不以侵略人为是,而亦不甘侵略之民族也。”指出中国以如此众多之民族,如此广阔之疆土,意肯安居于大海之内,朔漠之南,不谓不酷好和平不可也,然而好和平与甘侵略非一事,和平固我先民之所好,侵凌则非我先民之所甘。并用历史上的种种事例说明了这一点。“二、中国民族者,虽亦偶为人所灭其国,而永不能为人灭其民族意识,纵经数百年,一旦得环境之迁易,必起而解脱羁绊也。”以元、明、清为例,指出中国民族,乃永不甘于亡灭之民族也。“三、中国民族者,永不忘其失地者也。”“四、中国民族,虽有时以政治紊乱故,顿呈虚弱之象,然一旦政治有方,领导得人,可由极弱变为极强。”指出中国非真弱也,有时不幸以政治之紊乱而弱耳,然其强而有力之潜伏性自在也。一旦得其领率之人,纳民于轨物,教兵以义战,可由极弱突变为极强,汉、唐、明之兴,皆如此也。指出“识此四义,以瞻望将来,则我民族之人,但能同心协力、竭力自奋,将来之光明,必有不减于汉唐之盛举也”。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充满了乐观,从而教育国人要对未来充满信心。[4]

    傅斯年对民族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民族史的宝贵成果。这些著作,寄托了他的民族思想。在他的笔下,中华民族是个历史悠久,崇尚和平的民族,不侵略别人,也不甘于被别人侵略。中华民族还有着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传统。尽管历史上也曾偶然被别的民族征服过,但是他的民族意识从来也没有泯灭过,他的文化传统从来没有中断过。中华民族不忘失地,不忘传统,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一旦获得领袖,一旦获得时机,国家就会迅速统一,民族就会迅速振兴。关注民族前途和命运的赤子之情,闪耀在字里行间,与他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完全融为了一体。

    二、“中华民族是一个”

    1935年12月,日寇进逼华北,《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等屈辱性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丧失了在河北、察哈尔等省的大片领土主权,华北地区已完全纳入了日军的控制范围。日本积极网罗社会上的残渣余孽,唆使汉奸煽动“华北自治”。而国民党政府仍执行妥协退让的政策,同时也压制抗日言论,打击抗日分子。在此危急形势下,傅斯年发表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强调中华民族是整体的,虽遭受侵略,生存受到威胁,但是中华民族是灭亡不了的。傅斯年指出,中华民族经过殷周两代严格的政治约束,以及东周数百年中经济与人文的发展,大一统思想已深入人心,到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又凭借政治的力量“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逐渐形成共同的文化心理和民族认知。他说:

    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也有凭附在这个民族上的少数民族,但我们中华民族自古有一种美德,使是无歧视小民族的偏见,而有四海一家的风度。即如汉武帝,正在打击匈奴用力气的时候,使用一个匈奴俘虏做顾命大臣,在昭帝时,金日单竞和霍光同辅朝政。到了现在,我们对前朝之旗籍毫无歧视,满汉之旧恨,随清朝之亡而消灭。这是何等超越平凡的胸襟!所以世界上的民族,我们最大;世界上的历史,我们最长。这不是偶然,是当然。‘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啊。[5](125)

    在这里,他强调了中华民族的包容和伟大,正因为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历史悠久、日益壮大。这些思想与其在《中国民族革命史稿》中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体的,“中国人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

    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中,他反复强调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自秦汉以后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数千年来,国家的统一一直是历史的主流,是人心所向,分裂不合历史潮流,是暂时的现象。他说:

    有时不幸,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分裂了,或裂于外族,或裂于自身。在这时候,人民感觉无限痛苦,所渴望者,只是天下一统。未统一时,梦想一统,既一统时,庆一统,一统受到迫害时,使表示元限的愤慨。文人如此,老百姓亦复如此。居心不如此者,便是社会上之捣乱分子,视之为败类,名曰寇贼,有力则正之以典刑,无力则以以消极的抵抗。[6](125)

    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人民一直是反对分裂、拥护统一的。傅斯年说,现在竟有人说“华北自治”是出于民意,因此,目前社会上所谓鼓吹自治,是一种阴谋,是社会渣滓的丑恶行为,逆社会潮流而动,根本不能代表民意。他对当时出现的自治运动进行了分析。他说:

    然而这些天里,平津一带‘空穴来风",有所谓自治运功。若说这是民意,民在哪里?若说这是社会上的事件,请问谁是出名领导的人,他们只是希望统一,以使安居乐业。雇来的苦力不足为民众,租界上住着昔曾大量剥削人民后经天然淘汰之官僚军阀,不配算领袖,满街洒的黄纸条,都是匿名帖子!天下哪里有不具名的政治运动?黑市上哪里有正人?孔子有一句现成的话,“将谁欺,欺天乎?”[7](127)

    文章的最后,傅斯年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要求国家对鼓吹自治的汉奸提高警惕,进行严厉惩治,“负责当局,应以国家民族的立场,把背叛国家的败类,从严防范,尽法惩治。”

    当时日寇和汉奸大造舆论,说国民政府是南方人的政府,他们轻视北方人,其目的是离间南北两地人民之间的关系,以制造矛盾,为华北五省自治寻找借口和理由,以便把北方分裂出去,实行分而治之,用心可谓险恶。针对这种情况,傅斯年发表《北方人民与国难》一文,他在文中用大量事实说明全国一体,不分南北,并着重指出:北方人民地处民族斗争的最前线,更应该顾大体,反对各种破坏民族团结、制造祖国分裂的阴谋。

    面对列强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妄图独霸中国野心的日益膨胀,卖国求荣分子响应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图谋,傅斯年进行了猛烈的反击,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企图分裂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和扶植北方愧儡政权的图谋,他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要求人们热爱祖国,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维护国家的统一,警告那些具有亲日倾向的地方官僚政客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做出卖国求荣的蠢事来,成为千古罪人。

    傅斯年在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统一的过程中也显示了横溢的才华和睿智的眼光,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论述了在统一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政府的作用,这是他思想的独到之处,他抨击国民政府的腐败行为,从战略上论述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观点。

    傅斯年头脑当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使他对共产党有着极大的偏见,他始终认为国民政府才是中国的唯一的正统的政府,这在后来的傅斯年跟随蒋介石一同到台湾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了。但是,在事关民族的利益国家的统一的问题上傅斯年则始终坚持站在民族大局的立场上来看国共两党的关系。皖南事变后他的行动就说明了这一点。事变以后,面对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再次破裂的危险,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紧了的背景之下,傅斯年等一席人为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和合作进行了大量的工作,1944年9月1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决定组织延安视察团,赴延安视察,并且返回后向政府提出关于加强全国统一团结的建议,傅斯年是视察团的团员,并且得到了广泛的信任,但遗憾的是,这次的延安之行并未能如愿。但是傅斯年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却可见一斑。

    傅斯年中华民族的“一体”思想和“兄弟”思想[8]奠定了他的民族思想的基础,也是其民族思想的根本之所在,他的其它的民族思想可以说都是这一思想基础上繁衍的支体。同时由于在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形成本身就是各族人民甚至海外华侨共同努力的结果,因而傅斯年的这一思想有着较为丰富的实例作为依据。中华民族是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远就不说,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始,中国人民面对外来侵略并没有安于现状,而是积极地投身到反对外来侵略的洪流中去。从上层的统治阶级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民族资产阶级志士的“商战记”。再到早期留学生探索新的救国之路和广大的下层群众自发的抵御外侵:抵抗派和求和派两派势力每次交战的较量无不是出于共同的目的——保护国家的利益,只是各种势力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只不过他们的民族和思想都是散乱的、甚至有的可以说是盲目的,但是傅斯年的民族主义思想则是系统的,有条理性的理性的思想。傅斯年坚持的是群体的求生法则,因而他特别看重的是民族的合力,尤其是民族的凝聚力和团体的重要性。

    傅斯年的民族思想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又落脚到历史的层面上,站在高处正确地论述了中国面临战争和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他说明了中华民族不以侵略别人为是,但是也不是甘心被侵略之民族。在中国强盛的时候,固然曾经有过南征北伐,历代的文人雅士,无不以此为不对的,历史上虽然有秦皇汉武那样赫赫战功的人,在长期的历史中都是为后人所指摘的,批评他们不当的攻伐和为人民为国家造成的灾难。但是从久远的历史上整体的来看则可以说中国有如此多的民族,有如此广袤的土地,竟然肯安于大海之内,朔漠之南,不可谓不是热爱和平的,即使是汉武帝、唐太宗向北挞伐,也是防御性的,反攻的战争,并非是毁誉自己的侵略战争。傅斯年最后指出爱好和平与甘受别人的侵略并非是一回事,和平固然是我先民爱好的,但是受侵略则不是我先民所甘心的,对此,他提出了“中国人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的观点,这也是傅先生尤为强调的一个观点,因此他号召中国广大民众在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共同抗敌,充分体现了其坚定维护民族统一的思想。

    三、颂扬民族脊梁

    作为历史学家,傅斯年在他的文章和言论中,对历史大事和人物时有评论。我们可以发现,他对历史人物的推崇或贬斥,主要以其人的节操为标准。他对具有气节的人,尤其是抵御外侮,为国捐躯的烈士,常致无上的景仰;对于汉奸贰臣,则诛伐不遗余力。据说,他生平最推崇的历史人物,要算诸葛亮、文天祥和谢枋得。此外对黄道周、顾炎武、王夫之等,也都有深致敬意。这些人无一不是以气节著称的。他甚至对冉闵、恒温、刘裕等也颇有奖饰之词,可见他是如何的重视民族大义了。

    抗战期间,傅斯年曾做过一次公开演讲,要年青人效法诸葛亮。至于他对文天祥和谢枋得的赞扬,可以从他的《中国民族革命史稿》中的话看出来:

    南宋之亡,虽亡于政治之不竞,而其殉国之烈者,则前古所未有也。其尤难者,则文、谢二公也。夫自死犹易,而至其妻子于死则不易;一时激于义愤而死犹易,十年如一日,志事一贯,不以日月之迁移而缓其初志,不以形势全非而驰其努力,则极难矣。夫一死了事,固贤于偷生者万万,然君臣之节,民族之义,非可徒以一死了之者。故应奋斗不懈,及其万无可为,而后一死焉。文山、叠山之所为,所以照耀千古者也。自文山率勤王之师以入卫,至于死身燕市,经无穷之才出败,终不改易初志。读其指南录者,顽夫廉,儒夫有立志焉。[9]

    他对文天祥的文采,也非常钦佩,尤其对文天祥的阐发民族大义的诗文,更称道不置,认为国人皆应熟读。史稿又说:

    天祥文采,亦为一时之盛。有指南录,录其勤王赴阙至海道入温州一段之诗歌。后人更集其后此所作以续之,名指南后录。两书中忠义炳然,正所谓以浩气发为文章者,凡国人皆应熟读之。

    1944年,傅斯年曾为他的儿子仁轨写过一横幅,写的是文天祥的正气歌、衣带赞和几首其他的诗。当时的仁轨不过十岁,是看不懂这些诗的,但他在跋中说出了写此横幅的用意:

    为仁轨儿书文山先生正气歌、衣带赞,并以先生之诗补余幅。其日习数行,期以成诵,今所不解,稍长必求其解。念兹在兹,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矣。[10]

    明末诸臣中,傅斯年似乎最尊重黄道周,他本人也有若干地方与道周相似。他曾有一个卷宗,里面藏有黄道周的书画照片。而他最瞧不起的要算钱谦益。1936年5月,他在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一书的封面上提写了如下的几句话:

    此老行事奇丑, 斯文之耻辱,人伦之败类也。然三十载风流,数朝掌故,其书固不可删存之益彰其丑焉。[11]

    明末遗老中,傅斯年先生对顾炎武是景仰的,但对与顾齐名的黄宗義,颇多讥责。何在黄宗義的《明夷待访录》中批了许多话,认为黄宗義是逢迎满人的意思。

    原文:何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也!乃观胡翰所谓十二运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乱之运。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始得一治,则三代之盛犹未绝望也。(序)批语:献谀东胡,可耻可恨。

    原文:冬十月,雨窗削笔,喟然叹曰:“...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入箕子之见访,或蜀几焉。”批语:竟矣春秋自拟,世上岂有外诸夏内夷狄之春秋哉!

    原文:今也天下之仁,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原君)批语:此篇本旨,是毁谤明朝,以劝人归顺清室也。此处点其题矣![12]

    关于黄的气节,可以说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但只有傅斯年先生就其文字,直斥其用心。

    细加分析,傅斯年的民族思想,其实还遗留着正统的观念和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他褒扬对汉室尽忠的诸葛亮,为宋朝赴义的文天祥,谢枋得,为大明守节的黄道周、顾炎武、王夫之。贬责逢迎满人,“献谀东胡”的黄宗羲,不齿投靠清朝的钱谦益。

    1938年,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大义凛然,拒不南撤,坚持在鲁西北敌后联共抗日,并于是年11月15日在聊城激战中以身殉国。对此傅斯年万分悲痛,曾一口气写了四首旧体诗哀悼范筑先烈士。1940年爱国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亲临战斗前线,身先士卒,奋勇杀敌,终于壮烈牺牲,战死于襄阳战场,被国人誉为“抗日军人之魂”。傅斯年一贯仰慕张将军的为人和气节,直至张将军己殉国四周年的1944年,还写了一首题为《悲歌》的旧体诗进行追悼。诗曰:

    泰山重一死,堂堂去不回,身名收马革,风日惨云雷。忠义犹生气,艰难想将才。中原谁匡济,流涕楚郢哀!

    傅斯年不常写诗,尤其是很少写旧体诗。只有在悼念爱国烈士时,情不能已,才发而为诗。这些诗歌沉郁悲壮,情真意切,既是对抗日先烈高尚品格的真诚歌颂,也是作者本人爱国情怀的真实写照。

    对于为抗日而英勇献身的著名的爱国将领范筑先父子,傅斯年专门写诗哀悼,赞扬范氏父子为民族利益视死如归的精神,悼诗说:

    立国有大本,亮节与忠贞,三齐多义士,此道今不倾。一死泰山重,再战浊济清,英英父子业,百世堪仪刑。

    作为教育家,傅斯年特别重视对品德尤其是青年人品德的培养。在文化教育界他最注重民族气节的独立自尊,强调学校的风气,促使青年人树立起民族的自尊心和为国家的强大而奋斗的思想,教育青年如何爱国、如何救国,培养青年一代对国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傅斯年对于伪北大教员和汉奸的态度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北平的报纸曾说他对伪教职员抱有一种“不共戴天的愤怒”,虽是句玩笑话,却颇能传神。自然也因此得罪了许多人,但他对此却不屑一顾。他曾说:“我知道恨我的人很多,但我不作乡愿”。“不作乡愿!”实在今日每个读书人所应牢记的一句话。

    傅斯年在这方面对人的要求是极其苛刻的,他甚至很少提及自己的七世祖——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状元傅以渐,他觉得傅以渐投靠满人,而失掉了自己作为汉人应该具有的民族气节,而不应视为是一种荣耀,傅斯年的民族思想、由此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Ml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何兹全先生所作前言。

    [2]劳榦.傅孟真先生与近二十年中国历史学的发展[J].台湾:大陆杂志,2(1).

    [3]傅乐成.傅孟真先生民族思想[J].传记文学,1963,2(5-6).

    [4]傅乐成.傅孟真先生民族思想[J].传记文学,1963,2(5-6).

    [5]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四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6]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四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7]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四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8]傅乐成.傅孟真先生民族思想[J].传记文学,1963,2(5-6).

    [9]傅乐成.傅孟真先生民族思想[J].传记文学,1963,2(5-6).

    [10]傅乐成.傅孟真先生民族思想[J].传记文学,1963,2(5-6).

    [11]傅乐成.傅孟真先生民族思想[J].传记文学,1963,2(5-6).

    [12]傅乐成.傅孟真先生民族思想[J].传记文学,1963,2(5-6).

    (责任编辑:适存)

    Research on Fu Sinian"s National Though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Whole”

    ZHANG Gui-hua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iaocheng University,Liaocheng 252059,China)

    Abstract: Fu Sinian was a faithful patriot with strong national thoughts which were important in his academic thoughts. He mad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in n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His works set a good example for natianal history researck. Fu Sinian"s national thoughts that‘the Chinese nation is a whole "not only has sufficient history basis, but also has realistic function which could enhance the race incorporation and resist Japanese invaders. He praised enthusiastictly the Chinese heroes to stir up the patriotism supporting the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prosperity.

    Key words: Fu Sinian;national history research;“the Chinese nation is a wholey”;chinese her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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