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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学、社会主义文艺学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时间:2020-11-23 07:54:3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美学、文艺理论、文艺学和文化建设,这四者,再加上人类知识最高概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意义上说,可以构成系统,它们各自属于或抽象领域,或具体领域,或理论性强,或更接近实践,或范围宽些,或范围窄些。从科学体系的层次来看,美学属哲学层次,文艺理论、文艺学属基础科学或应用科学层次,而文化建设属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技术层次。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奋斗目标来看,它们都是很重要的科学研究和建设事业的方面,都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因此,我们要予以重视,加以深入研究。抱着这样的心情,过去我曾在这些方面讲过一些意见,现在想借此机会,再谈一些看法。当然我对文艺理论没有研究,在这里只能暂缺,请行家们来补上吧。

    一、我们的眼光要看到二十一世纪

    眼界不同,对问题的认识以及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因此,我首先要讲讲我国历史的过去与未来,作为我们探讨美学、文艺学和文化建设的出发点。

    最近开了六届全国政协四次会议。在会上,政协委员们都认为我国现在形势的确非常好。我们国家蒸蒸日上,我们改革的成就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我们的前景是光辉无量的。许多西方人也看到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看到了中国、亚洲、东方了不起的势头。我们为这个大好形势感到高兴,同时要看到还存在很多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

    讲历史、人类历史可追溯到很远很远。人类从蒙昧时代慢慢进入野蛮时代并向文明时代过渡,一个里程碑是一万年以前所谓新石器时代。这时开始有了农业、畜牧业。我称之为第一次产业革命。因为这时人类谋生方式起了大的变化,从打猎、收集树上地上能吃的东西,变为自己来种地、养牲口,自己控制生活的来源,开始了能控制自己命运的历程。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类历史从原始公社进入到奴隶社会。大约在三、四千年以前,出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我称之为第二次产业革命。这时社会生产、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等方面又一次发生质的变化。有了商品交换,生产者就不光是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了。到了封建社会,商品生产就有了更大的发展。

    中国历史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封建时期延续非常长。最近有的历史学家把中国的封建社会划分为两个时期——唐朝以前和唐朝以后。唐朝以后我们的封建制度进入到租佃制的时期。这一发展,就使中国的封建制度非常稳固,中央集权有了更牢固的基础。这与欧洲的封建制国家不同,它们多是分散的小王国。由于中国的封建制度非常强大、非常牢固,所以资本主义在中国很难萌生。十六、十七世纪西欧的资本主义就发展起来了,到了十八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工业革命。我把它叫做第三次产业革命。这个时候,中国正是明朝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这个萌芽在明末就被压下去了。新生的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没有成长起来。

    在明末以后,知识分子感到封建的一套难以搞下去了,但又看不到出路,感到没有希望。于是出现了感伤文学。文学名著《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中的一首词,最后的几句是非常消极的:“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意即人世没有意思,干脆炼丹去,逃避社会现实。到了清朝,越往后发展,越暴露出封建制度的腐朽性。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叛逆的情绪,产生了一些批判揭露性的东西。可是,皇帝老爷一出来镇压,就把好些知识分子赶到考据学、古书堆里去了。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存亡到了紧急的关头,一些仁人志士在一八九八年发动了戊戌政变,但失败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了,但是不彻底,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一九一九年爆发了五四运动,求救于德先生、赛先生——民主与科学,但是政治方面还是不清楚。过了两年,直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才真正找到了方向。可见,从明末时看到问题到真正找到出路,即从一六三○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花了将近三百年的时间。接着又经过了二十八年到一九四九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成立后才真正开始迟于西方二百年的产业革命。在这之前,我国虽有一定的工业力量,但不属于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范畴,因为说不上有大工业。真正大工业的建立还是建国以后的事情。这就是中国近代史的曲折过程。

    那么,是不是我们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搞了一段建设,我们就已经认识到如何来建设社会主义了呢?还没有。我记得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同志曾接见一位英国贵宾,那位贵宾总问:“你已经搞了这么多年社会主义,应该知道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回答说:“还不能说已经知道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了。”我觉得这是实事求是的。后来搞乱了,不对了,搞错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经过三年的实践特别是农村政策,到了一九八二年九月,党的十二大才总结了建党以来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真正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党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花了六十一年的时间,才走上了通向未来的正确道路。找这条路是多么不容易啊!我们党已确定了到二○○○年的国家发展的宏伟目标。我们有信心达到这个目标。外国人也说:中国人翻两番的目标不但能够达到而且可能超过。如果能这样发展下去,到建国一百周年时,我国就要接近或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对于这个前景我们脑子里应该想一想。我们不要老是看到周围疙疙瘩瘩的事不少,看不到这个大局。否则,你就会抓不准历史的脉搏。

    我之所以要讲我国历史的发展,中国曾经是从明末时期的毫无希望、没有出路、痛苦极了的状态下,经过曲折的道路,到十二大才真正摸清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这个道路又经过这几年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讲要看到二十一世纪,我们建国一百周年时的光辉前景;是因为这与我们要讨论的美学、文艺学和文化建设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能用老眼光来看问题,既不能用过去的眼光,也不能用短浅的眼光来看人民最近、将来的文化需要以及长远的文化建设。什么是我们人民现在以及未来需要的东西,是我们应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们搞文化建设,搞文学艺术,搞美学、文艺理论,不看到二十一世纪,没有这个眼光,就会迷失方向。

    二、什么叫美

    为什么要从这个根本问题开始?道理很简单,是为了要找到科学的理论,就要从美学这门哲学开始来看看我们的文化建设和文艺学的一些重要问题。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才靠得住。这个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叫科学?科学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经过实践证明的理论,是从客观的事实,历史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总结出来的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大大发展了这种理论。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高明的理论。

    关于文化问题,马克思列寧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很多精辟的论述,许多基本的原则至今仍有着指导的意义。我们的许多同志就是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认识、思考我们的文化和文艺问题的。比如,对于文化和文艺,首先要明确我国文化的性质。这次政协会议当中,姚雪垠同志有个发言很好,他讲了三条:“第一,我们所发展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文化,这一点不能有丝毫的含混。我们既反对封建糟粕的重新泛起,也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侵蚀,同时还防止极左教条的重新抬头。第二,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应植根于深厚的民族土壤,既是革命化的,也是民族化的,我们反对复古的倾向,而重视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精华。反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也反对盲目的学习西洋。第三,我们的文化是面向大众的。文学艺术应表现为大众所关心的题材,采取为大众能接受的文学艺术形式,培养大众健康的鉴赏趣味。反对以赚钱为目的,将低级的、庸俗的、粗制滥造的所谓文艺作品迎合群众中的落后的趣味,美其名曰为人民服务。”我认为第一条是明确我们总的要求。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当然应如此。第二条,既然我们搞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文艺不能离开中国这块土地,完全移植外国的是不行的。何况我们中国几千年绵延不断的文化是世界上少有或没有的。我们中国从不间断的悠久的文化,有自己的特色,这是值得骄傲的。当然,对传统的文化也要分析,不能全盘肯定,但也不能全盘否定。过去说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文化,就要大批,就要反对,这就简单化了。有些传统文化从前是为封建地主阶级、帝王将相服务的,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转为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什么他们从前享受的东西我们现在不能享受?现在许多人民喜爱的风景园林、名胜古迹,在过去不都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吗?问题在于对过去遗留下来、传下来的东西,我们要加以甄别,看看哪些是属于我们还要继承和发扬光大的。第三条“是为人民大众的”,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文艺、文化是为人民服务的,面向的是全体人民而不是哪一部分。这个思想早在四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已经讲了:“我们的文艺是为劳动大众的”。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也说到:“我们的文艺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而且还说:“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这就指明我们的文艺要为不同的对象服务。

    人民的各部分对文化、文艺的兴趣、爱好是不同的。这就和美学的基本问题挂起钩来了。因为一些重要的问题,要追溯到美的理论。我不是美学家,也不是哲学家,但对美学有浓厚的兴趣。最近看了今年第三期《文艺研究》发表的三篇文章:邹士方、王德胜的《朱光潜晚近美学思想评述》、涂途的《蔡仪美学思想的新发展——读〈新美学〉改写本》和梅宝树的《再谈李泽厚的美学思想》。这些美学家对美、美学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应该允许百家争鸣。若是要问我,什么叫美?我以为,美是主观实践与客观实际交互作用后的主客观的统一。这就要联系到人、人的意识或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搞准了精神与物质的辩证关系,就不会错。

    西方一些学者,不是偏向唯心论,就是陷入机械唯物论。机械唯物论不承认人、人的意识、主观的作用。这方面,西方的行为主义的心理学是最突出的例子。行为主义心理学就是机械唯物论。现在公开地打出唯心论的旗帜已不行了,就常常主张二元论:有物质也有精神。在西方,持此观点的科学哲学家很多。英国顶顶大名的所谓科学哲学家波布尔爵士直言不讳地说他就是二元论者。

    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我们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但没有忘了还有精神的东西,没有忽视精神的反作用。从这一基础出发,美是主观实践与客观实际相互作用后主客观的统一。我们的创造达到了这点就叫美。从这个观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的爱好、艺术的爱好会不一样,这是因为主观的实践不一样,人和人的实践不一样,包括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教育程度、不同生活习俗、不同文化传统……。不说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的实践不一样,就是每个知识分子的实践也不见得都一样。你认为美的东西他不一定认为美。人们的艺术爱好、艺术感受是千差万别的,这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时,要认真加以考虑的。我们不能象唯心主义那样,采取我认为什么美你就得合乎我的标准这种态度。以少数人认为是美的作为标准要大家来接受,不顾及多数人的审美要求,这是不对的。我们的文艺是为全体人民的,人民又是各式各样的,因此,我们的文艺也是要多种多样的。

    当然,要真正把美这个问题搞清楚,归根到底,就与思维科学有关。而思维科学与模糊数学有关。我最近与北师大数学系汪培庄教授交谈,学了一点。这是因为美离不开形象思维,而形象思维是活的,不能“死心眼儿”,活就是模糊,模糊了才能活。但据汪教授讲,模糊科学的研究,目前仅仅是开始。因此,要用模糊科学解决思维科学问题,现在为时尚早。而思维科学要真正发展了,才能用它来解决美学的问题。这儿有好几个层次的问题,不能性急。现在有一些同志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好象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模糊数学、形象思维、思维科学、美学,一、二、三、四,一下子就能搞成,没有那样容易啊!

    美学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文艺的哲学概括,文艺的哲学。这个问题不解决,不搞清楚,我们就不能正确看待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及其发展。从美学的角度,我们看到人们对美的要求、感受并不一样;而且人们的美感又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不仅要看现实的情况,而且应看到二十一世纪。这样来考虑如何推动我们的文艺和文化工作。从现实来看,我们受着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影响,我们国家从全体人民来讲,刚刚摆脱了贫困,正在往小康水平发展;从未来看,我们还要争取到建国一百周年时,进入生活水平很高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时间只有六十四年,这就不能再走大弯了,一定要先把问题弄清楚才好。

    要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各条战线的人们共同努力。因此我觉得:第一,美学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不光是学术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第二,因为人民的美感是各式各样的,我们要下功夫了解人民的现状,要做调查研究,千万不要主观想象人民的爱好。而且人们的爱好总是在变化的。比如北京的音乐厅是专门演严肃音乐的,现在很受青年的欢迎,而仅仅两三年前却因为年青人不太接受它,演出不怎么叫座。现在情况变了,音乐厅的票就很难买到。再比如现在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建国初期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也不一样了。从前农民将财神爷供着,现在农民把知识分子当做“财神爷”。新华通讯社的冯东书说(《中国农民与中国未来》,《农村发展探索》1986年1期),“勤劳憨厚、逆来顺受的中国农民,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但是今天却在全国的历史性社会大改革中充当了开路先锋,以致改变着中国的面貌。这是过去所没有想到的。”事物在变化,我们就要认真地做调查研究。这里也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我们搞文化、搞文艺要真正了解我们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总之,我认为要根据这两条来制订如何使文化建设达到世界瞩目的水平。

    三、社会主义文艺学

    《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说:“文艺学是系统地研究文艺的各种现象,从而阐明其基本规律及基本原理的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它是近代才较为完整地形成的,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分为三个独立的部分:文艺理论、文艺史和文艺批评。”

    我在这里说的社会主义文艺学是一门应用社会科学,不是基础社会科学,不是辞典上所述文艺学的三部分内容,而是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特别是看到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文学艺术活动在社会中的结构和体系。这个想法我在一九八二年的一篇文章《我看文艺学》(《艺术世界》1982年5期)和后来又在《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文化学》(《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6期)一文中提到它。我这个“创新”引起了一些同志的质问,但我现在还不想改,因为我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需要建立这样一门社会科学。至于“经典意义”的内容,可以归入“文艺理论”的科学门类中去。

    我讲的这门文艺学考虑到人们文艺活动的各个方面。我们要把古今中外的好东西统统吸收进来,以适应我们将要大大丰富起来的生活的需要。但是有一条,必须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必须是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而不是其它。根据这个认识,我们来研究、建立这门学问——社会主义文艺学。

    对于文艺学的问题,我想讲两点意见。第一点是关于文艺的层次。对美的感受,人和人不一样,因此,文学艺术不能单调、划一,要有层次。其实这一思想毛泽东同志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过。他指出,有人民大众接受的普及型的文学艺术,也还有提高型的。并举例说乐曲中群众能接受的叫“下里巴人”,高级的叫“阳春白雪”。毛泽东同志还说,不能光有“下里巴人”没有“阳春白雪”,也不能只有“阳春白雪”没有“下里巴人”,普及与提高都得有。也就是说,大家都能接受的你要有,但你也要想到怎样使大家的审美趣味慢慢能提到更高一级的水平。

    对于文艺的创作和文艺的欣赏,分层次这一点要强调。到底大概要分几个层次?“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是否就这两个层次?我作为业余爱好者觉得不止两个层次,还有一个最高层次,即表达哲理性的世界观的层次。属于这一层次的文艺作品的美感在于它与你的世界观合拍,你就感到好、感到美。这在文学艺术中有不少的例子。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在生命最后一年写的一首长诗《下途归石门旧居》中,总结了他的一生,说他如何看当时的世界,其中有“如今了然识所在”。这就表达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向暮春风杨柳丝”这句话寄托了他的感情,实际上也表达了他的哲理。再说宋朝女诗人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过江东。”这四句就是李清照的人生观、宇宙观。音乐的哲理性更明显。勃拉姆斯的四首庄严歌曲就富有哲理性。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宣扬的是他的理想——世界大同,这也完全是哲理性的。可见,文艺有一个最高的层次即哲理性的层次。文艺分几个层次这个问题要研究。只有一个层次是不行的。可是,我们现在有些管文艺的,只重视一个层次,这就不利于文艺的发展。要是文艺没有人民大众所能接受的东西那是错误。但是文艺还一定要有高层次的东西,而且高层次的东西要予以支持。因为高层次的东西常常销售率、卖座率不高,不能“自负盈亏”。

    第二个意见是关于文艺学的结构问题。文艺学从横向来看,到底分几个部门?我以前说分六大部门,现在看来不够,要多加几个部门:1、小说、杂文。2、诗词、歌赋。3、建筑。4、园林。过去把园林放在建筑里面,使得这门中国独特的传统艺术得不到发展。园林还可分为盆景、窗景、庭院、小园林、风景区、国家公园等。5、美术。包括绘画、造型艺术。工艺美术是否可归入还可研究。6、音乐。7、技术美术。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即工业设计与艺术相结合。8、综合艺术。包括戏剧、歌剧、电影、电视剧等。9、烹饪。法国文化部在前年表示要建立第三文化,他们不但把工艺美术放到文化中,也要把烹饪放到文化中。我国的烹饪艺术更丰富,除了常说的菜饭点心外,还有别具一格的素餐,以及养生的药膳。烹饪也是生活美的需要,要与处境所融合。晋人句:“寒夜客来茶当酒”。所以,应列入文艺学中,成为一个门类。张庚同志说能不能再加上缝纫?我看可以,就叫服饰,也可扩为服饰美容,可成为第十个门类。服饰确实是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现在有人在研究这个问题,国家应当建立一个服饰博物馆。可见,分类也是不断在发展的,将来还要列出更多的部门。

    总之,一是纵向的层次问题,一是横向的部门问题,这就是社会主义文艺学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要建立社会主义文艺学这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应当研究这门学问。当然,考虑问题时,要吸收古今中外历史所有好的东西。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慎重,当然不是不积极;对于有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我们不能吸收。现在常听到有人说,中国中原文化历史上就借鉴和吸收了外来文化。唐达成同志说(见《文艺报》1986年3月22日1版),我国盛唐时期就有吸收外来文化的大气魄。这是事实。但我们考虑文化交流问题,也不能脱离时代。古代那个时候问题比较简单,没有社会制度根本对立的问题。现在不同了,国际文化交往的问题比往日复杂了。因此,我认为社会主义文艺学需要研究。因为这是百年大计,得有个章程,不然会搞乱的。要建立社会主义文艺学这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

    四、社會主义文化建设事业

    什么叫文化?什么叫文明?以前学者们议论纷纷(见《中国文化研究》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其实不空论词义,讲具体点,就可以搞清楚。例如什么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专门有一段论述,他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大体可分为文化建设与思想建设两个方面。两个方面又是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的。文化建设指的是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它既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文化建设也应包括健康、愉快、生动活泼、丰富多采的群众性的娱乐活动,使人民在紧张劳动后的休息中得到有高尚趣味的精神上的享受。”这段话指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它所包括的范围。既然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又包括上述那么大的范围,我认为,我们要创立一门新的社会科学即社会主义文化学,作为指导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学问。一九八二年,我曾提出过这一意见(见前引《中国社会科学》文)。现在更显得迫切了,这个问题确实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然国外也早就开始研究他们国家的文化学(见何新:《关于文化学研究的通信》,《学习与探索》1986年第1期),但那不是社会主义文化学。

    现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抓得较紧,方针政策也较明确,相比之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化建设,就不那么清楚了。我想目前主要的问题还是个“散”的问题。现在,教育有国家教育委员会,科技有国家科委,广播电视电影有国家广播电视电影部,体育有国家体委,而社会主义文艺学所包括的十来个部门则由谁来统管呢?其中的建筑艺术在国家城乡环境建设保护部。文化建设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即科学普及。现在这项工作却放在中国科协。科协是群众性组织。自己没有多少钱,怎么管?我看很困难。有人告诉我,建国初期科普是由国家文化部管。我说那好,就再送到文化部去。可现在送不进去,人家不理了。国家文化部现在只管一些艺术门类、文物、出版等方面。正如有的同志说的,现在文化部管的是“小文化”。总而言之,实际上目前的文化建设是分兵把口,没有统一的管理。所以,如何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确实是个大问题,首先遇到的是:没有一个总的主管部门。

    我们的文化建设也没有一个总体规划。在我们的计划中,往往是文化建设被分成了互相独立的好几部分,如科技是一大部分,教育是一大部分,卫生体育是一部分;而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部分中又有作为一小部分的“文化事业”项目。总之,文化建设切成了好多块,散放在整个计划的各个方面。这样搞不好。

    还有一个现在不明确的问题,好象一说文化,不要多少钱就能办,哪有那样的啊!在整个预算中,文化建设方面,有的有明确的规定,如现在重视教育,规定在“七五”期间国家财政要给一千一百六十六亿元,而对其它文化部门,比如,管“小文化”的文化部要给多少钱呢?在公布的《“七五”计划摘要》中就没有说明,这不也是一个大问题吗?又如,科学普及是要有很多钱的,就说建立科技馆、博物馆等都得花不少钱。而中国科协没有钱怎么管?现在科协做这工作也很努力,但无非是求爷爷告奶奶到处求,求到一点就干一点,求不到就干不成事。

    我们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两大方面,一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再就是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现在我认为这三者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容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客观表现;而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也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观表现。三者是一个整体,不应分开处理。所以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当从总体上加以考虑。文化建设包括那么广的范围,也应该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对待。在资本主义国家不会这么来考虑,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文化建设这件事要进行认真的、科学的研究,要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来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统帅的指挥的部门,统筹来考虑,然后大家分头去干。没有统一的考虑,不用系统工程的方法作出计划,那将来可能会造成损失。对于文化建设,现在大家都很积极,比如各大城市都在讨论文化发展的战略,都可讲出一大套,但却没有总体的科学指导思想。也就是说,对基础的学问即社会主义文化学有没有研究?没有。在制订文化建设发展战略时,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在那里干起来了,这似乎不行。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重视美学、文艺学、社会主义文化学的研究,应该认真地组织力量去搞,使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一是美学的研究,二是我在这里没有讲的文艺理论的研究,三是社会主义文艺学的研究,再一个是社会主义文化学更大范围的研究。这些研究要形成一个体系,都是为了我们能顺利地走向二十一世纪。我们面临的任务的确是伟大而光荣的。我们必须好好学习,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并结合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实际情况,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敢于创新,才能再过六十四年迎来我们国家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让我们努力吧!

    *本文是钱学森同志今年四月十八日在本刊编辑部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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