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丽塔》在中国
时间：2021-01-14 07:55:1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洛丽塔》落地中国以来已有11个汉译本，其中于晓丹的译本求稳求准，力求传神得将亨伯特在小说开篇呢喃的迷醉感传达出来。于晓丹三次翻译，两次重译《洛丽塔》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本文借鉴译者的创造性叛逆理论，针对于晓丹所译的三个版本进行比较研究。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历史背景;比较研究
【中图号】I106【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2-0220-01
《洛丽塔》是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花了将近十五年的时间写就的，而由于题材问题（恋童/乱伦），直到1958年才终于有了美国版。从1964年至2005年，洛丽塔的汉译本共有11个，其中于晓丹翻译的就有三个版本并出版于在不同时期，字数也有大的变化。本文重点在于通过对于晓丹的三个汉译本的比较，从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角度，结合译者本身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等因素分析三次翻译即两次重译的原因以及指出具体差别之处。
于晓丹的三个版本出版于不同的时期，分别为1989年的江苏出版社，1997年的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的译林出版社。对照英文版本来说，《洛丽塔》的汉译本在诸多方面都存在漏译和节译的现象，漏译属于无意识型创造性叛逆，造成漏译的原因是因为译者对原文的语言内涵或文化背景缺乏足够的了解；节译则属于有意识型创造性叛逆，造成节译的原因有多种：为与接受国的习惯、风俗相一致，为迎合接受国读者的趣味，为便于传播、或出于道德、政治等因素的考虑等等。
《洛丽塔》描写的是一个中年男子和未成年的继女洛丽塔之间的一段“不伦之恋”，和我们中国的道德伦理观念观念不太相符，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虽然中国文革已经结束，开始了改革开放，但谈论性仍是一大禁忌，性不仅是一种文化禁忌，而且是一种政治禁忌。从文革噩梦中走出的中国人，面对敞开的中国大门，充满着兴奋与激情，急切地想了解外面的世界，整个知识界都在探索着从西方寻找资源和改革的动力，大量西方著作被翻译和出版。《洛丽塔》这部近似乱伦主题的作品也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因此，1989年由刚从北京外语学院英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的于晓丹翻译了《洛丽塔》，据当时还在《人民文学》工作的朱伟回忆：“那时候她住在北京南小街后拐棒胡同社科院的宿舍，是筒子楼里的一个小间，冬天屋里非常阴冷。她翻译得很费劲，因为其中充满双关语与典故，需要借助词典并请教老师。”于晓丹的第一版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自身文化素质的影响以及当时道德因素和文化背景，有一些段落没有翻译，例如：
“Seva ascendes, pulsata, brulans, kitzelans, dementissima. Elevator clatterans, pausa, clatterans, populus in corridoro. Hanc nisi mors mihi adimet nemo! Juncea puellula, jo pensavo fondissime, nobserva nihil quidquam;”
“精气在上升，搏动，燃烧，刺痒，完全失去了控制，电梯咔哒咔哒响着，走廊里有不少人。除了死亡，谁都不能把这个人从我身边带走！苗条的小姑娘，我的最爱，她什么也没注意到。”
这一段看似拉丁文，它是一种混合了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奇怪语言，对于译者来说不是很容易，而且直白的性欲的描写受到当时时代的道德标准和文化背景影响，因此这一段在第一版中没有翻译，第二版和第三版则补充完整了。
此外，纵观这三个版本，第一版从原文的角度来看是较完整的，这一点上第二版和第三版都无法比拟。因为1997年和2000年版本都存在漏译现象，以1997年版本的漏译最多，这里之所以说是漏译而不是节译是因为相比之下1997年各方面的环境都要比1989年宽松，而且译者对原文的忠实性来说，是更不应该节译的。下面就列举一些典型事例：
“The only definite sexual events that I can remember as having occurred before my thirteenth birthday (that is, before I first saw my little Annabel) were: a solemn, decorous and purely theoretical talk about pubertal surprises in the rose garden of the school with an American kid…...and I had nobody to complain to, nobody to consult.”（1997年漏译p5）（1989年以及2000年版的则是完整的翻译出来。）
“我能记得的十三岁以前(即第一次见到我的小阿娜贝尔之前)发生过的确切性行为是：一次在学校玫瑰园里同一个美国男孩讨论青年期异样问题，讨论是严肃、有礼、并且纯粹理论性的，这孩子的母亲是一位当时很红的电影演员，连小男孩自己也很难在三维空间里见到她；还有我的机体方面在看到皮雄那部浩繁的《人性之美》书中的照片时，珍珠和阴影，柔软的分道，产生了有趣的反应……后来，父亲以喜悦又洒脱的态度教给我所有他认为我需要的性知识；这正是离1923年秋天送我去里昂一所公立中学之前(在那儿我们将呆三个冬季)；但请注意，那年夏天，他与R夫人及她的女儿去意大利旅行了；于是没有人听我诉苦，没有人给我指点了。”
由于原文中出现了一些法语词汇，给译者的翻译添加了难度。1989年版将这段内容完整的翻译出来，1997年的环境相对来说，要更加宽松，且不同文化之间交流越来越广泛，由此可见，这段在第二版中没有翻译出来显然是漏译，而不是故意的删节。2000年的第三版，于晓丹有在此基础上作了补充，使之完整，恰好和第一版相一致。由于第二版是由于晓丹和廖世奇先生联合翻译的，我们不能排除两位译者的翻译的观念以及态度的不一致，导致译文出现诸多遗漏。
于晓丹的三个版本字数相差悬殊：1989年版的于晓丹一人翻译的27万字，到了1997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时增加到了30.5万字，译者增加了廖世奇；2000年译林出版社出版时又减少到26万字，译者仍是于晓丹。第一版和第三版的字数差距甚小，除了一些小的遗漏之外，主要在于第一版附有附录以及纳博科夫的访问。于晓丹的第2版多了整整3.5万字，主要是多在注释上，据统计，第二版比第一版增加了近180多条的注释。
但是2000年版的字数比前两个版本字数少，有些费解，少了些许的注释，据于晓丹找到的资料而言，她发现美国Vintage公司1995年定本的《洛丽塔》注释本比普通本多了200多页，正文部分和注释差不多一样厚。但国内的出版社在出版翻译作品时，往往都把这部分内容去掉了。这也就是2000年版在环境更加宽松，文本字数反而减少的原因吧。
此外，译本有问题的也是因为译者对原作的思想研究不够或者不透，有的译者虽然语言水平不成问题，可是由于专业方面钻研不够深入，翻译出来的东西轻则关键术语和关键命题的处理不到位，让人有“隔”的感觉，重则简直不知所云，对读者产生误导。纳博科夫虽是俄裔美国学者，可是对于英语却是运用自如，妙笔生花。所以，原文的精妙之处，需要译者好好揣摩才能翻译出好的译文，从而使读者理解原文的思想。由于译者很难走出原著和作者的阴影，译者须在对原文的“忠实”与“背叛”之间进行得与失的选择。
鉴于中国学术界的翻译导向，我们的翻译者应该谨慎、谨慎、再谨慎，“译事三难，信、达、雅”，此乃译学大师严复之感言。信字为首，确实不假。而做到信字是如此不易，译者需要加强学习和研究，才能对原作者的思路有正确的把握，从而摆脱中从字面翻译的局限。对于于晓丹这三个译本而言，三次翻译即两次重译是对原文的升华过程，同时体现了译者不断进取和求真务实的的精神以及对于翻译工作的忠诚。
参考文献
[1]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于晓丹.洛丽塔[M].江苏出版社,1999
[3]于晓丹.洛丽塔[M].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
[4]于晓丹.洛丽塔[M].译林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