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林克莱特批判历史社会学视角中的世界主义伤害协议

[摘要]历史社会学是当今国际关系非主流理论中有影响的流派之一，由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代表人物林克莱特倡导的批判历史社会学是其中重要分支，其阐述的主题是世界主义伤害协议。林克莱特力图改变当下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各主要分支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社会、国家、地缘政治和战争之间的相互作用方面，而对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和文化力量没有给予应有关注这一状况，尝试通过对不同形式的世界政治组织中的伤害协议这样的社会学主题的分析来拓展这一关注。他的世界主义伤害协议构筑在怀特的国家体系社会学中的世界主义方法之上，主要探究不同的国家体系如何将各种类型的伤害置于规范性的约束之下，并在一个可比较的视角中探究现代性在此方面已取得的重要进步。

[关键词]批判历史社会学；世界主义伤害协议；国家体系的社会学；世界主义方法；现代性与进步

[作者简介]阎静，江苏大学人文学院政治系副教授，博士，江苏镇江212001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9)02-0140-05

学说林立、流派纷呈是当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冷战结束后，包括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女性主义理论(feminist theory)、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等国际关系非主流理论向主流理论发起挑战，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其中，国际关系的历史社会学日益成为有影响的流派之一。就目前而言，历史社会学还只是相对松散的流派，其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思路和问题视角也是多元的。当下历史社会学内部有七大分支：它们分别是霍布森(John Hob，son)倡导的新韦伯式历史社会学；巴内特(MichaelBarnett)提出的建构主义历史社会学；吉尔斯论述的世界体系的历史社会学；卡尔特论证的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社会学；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倡议的批判历史社会学；史密斯(Steve Smith)构建的后现代的历史社会学；布赞和利特尔(RichardLittle)联合提出的结构现实主义的历史社会学。他们探讨新韦伯主义、建构主义和历史社会学等和国际关系学的结合。不难看到，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内部各分支的主要学者各有自己的学术领地，他们往往是某一学派中的核心或领头人。虽然他们能通过历史社会学凝聚在共同的流派之下，但他们原来相对强势的学术身份使他们的学术旨趣各有不同，知识体系也“成色”不一，每一分支关联着独特的视角和研究方法。本文着重阐述林克莱特批判历史社会学视角中的世界主义伤害协议。其研究方法主要采用的是怀特国家体系社会学研究中的世界主义方法(cosmopolitan approaches)。

众所周知，国际关系非主流理论各流派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织，彼此间存在诸多共性。就拿林克莱特来说，他不仅是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执牛耳者，而且也是国际关系规范理论中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伦理立场的核心代表之一。而如上述，他又是历史社会学流派中批判历史社会学的倡导者。林克莱特认为，当前历史社会学的各主要分支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社会、国家、地缘政治和战争之间的相互作用方面，而对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和文化力量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因此，他的批判历史社会学研究力图改变这一状况，并通过对世界主义伤害协议(cosmopolitan harmconventions以下简称CHCs)这样的社会学主题的分析来拓展这一关注。林氏的全球伦理思想的核心集中在其国际关系伤害观中。他的伤害观是基于世界主义的规范立场，围绕着“不伤害”而阐发的一套观念、思想和原则。林克莱特对伤害观的论述是从本文的主题——世界主义伤害协议的研究入手。并希望通过对CHCs的研究在历史社会学、英国学派和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一、世界主义伤害协议

几乎所有社会及社会之间都有伤害协议(harm conventions)，它阐明在各社会之中，以及在与其他社会的关系中。什么事情是允许做的，什么事情是义不容辞的，以及什么事情是被禁止的。同时，大多数的社会都发展了这样的伤害协议，即规定人类对非人类种群(nonhuman species)能够与不能够做的方面。以及对自然界他们应该怎样做的协议。林克莱特批判历史社会学中所剖析的伤害协议侧重探讨有边界的共同体的文化结构(cultrual configuration)，尤其分析对共同体之外的人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道德准则，分析比较这些协议在贯穿人类历史中的各社会和各文明中有何不同，其视角是世界主义的。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世界主义立场重视个体或作为整体的人类的价值，个体价值的优先性与彼此间伦理关系的普世性构成了世界主义思想的主要内核。林氏认为，对人类的其他部分，世界主义的所有要求是康德的“普遍友好”和尊重人的概念，以及所有人类平等的思想。世界主义要求用不伤害其他社会成员的职责这样的基本道德义务，来合并对本国公民的忠诚。林克莱特指出，使一种伤害协议成为世界主义的，是基于不将内部人的利益置于外部人利益之上的假设。正如牛津英语字典中所概括的，“不只被局限到任何一个国家或它的居民”上的伤害协议才是世界主义的。CHCs使人们接受这种观点：内部人没有道德权利通过施加不安全和恐惧在其他社会之上来提升他们自身的安全和福利，而且他们也没有权利以在他们自己的群体之内广泛被看作是应受谴责的方式行事。

按照林克莱特的观点，不伤害其他人的义务是普世道德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有其悠久的理论渊源，能够追溯到从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到斯密、密尔和康德这些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以及哈特、沃诺克、巴里和罗斯等20世纪道德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所有这些思想家都赞同这样的观点：尽管人们对关于“什么是美好生活”的观点始终不能达成共识，但他们都认为有必要从社会生活中消除基本的伤害形式。不伤害其他人的义务是伦理的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之上，彼此行善的关系、更利他的情感才能逐渐被构筑。林克莱特指出，自从苏美尔城市国家体系出现以来，战争、征服、奴役、伤害和使其他社会的成员处于不利的状况之中，几乎一直是世界政治的主要内容。尽管没有相关系统研究和杰出的著作，但国际关系学科很长时期以来始终关注伤害问题，没有一套规定对外部人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伤害协议而设想一个国际体系是很困难的。在林氏看来，不同的政治共同体需要和已经产生的CHCs，为构筑一种全球道德共识提供了最有前途的基础。

由此，林氏进一步归纳了当今世界中五种不同

的伤害形式，认为这些伤害形式的存在，是当今国际社会需要更强大的世界主义伤害协议的原因。第一种是，在独立的政治共同体之间关系中的蓄意伤害。最明显的例子是战争。使个体在战争中不受伤害的愿望已经是CHCs发展的主要原因。第二是由政府对自己的公民所导致的蓄意伤害。现代世界中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已经导致这个结果：保护个体免受他们自己政府的伤害也是同样重要的。林氏的第二种伤害类型还包括，政府通过发动战争将伤害施加于自己公民中的一些。第三种由非国家行为主体产生的蓄意伤害。被海盗和雇佣军所导致的伤害，被卷入买卖妇女儿童的非法交易和国际毒品贸易等当代跨国犯罪组织，还有被跨国经济组织和国际恐怖主义运动所导致的伤害。第四是无意伤害(Unintended harm)。由于全球资本主义力量传播产生的跨国的分散的伤害形式，以及在导致其他人的不幸中成为共谋(com-plicity)，即在从对他们的剥削或他们的痛苦中受益方面是共谋关系。最后，林氏的列表用疏忽(Negligence)来结束，即没有采取合理的预防性措施阻止对其他人的伤害的行为。

以林克莱特之见，正是这些伤害形式的存在，为当今社会发展更强大的世界主义伤害协议提供了推动力。对CHCs的研究是林克莱特批判历史社会学的立足点。而且林氏对CHCs的分析从怀特的国家体系社会学(sociology of states—systems)的研究中找到了切入点，他将怀特的国家体系社会学研究中的世界主义方法与世界政治中对伤害问题的研究相结合，探究不同的国家体系如何将各种类型的伤害置于规范性的约束之下。

二、国家体系社会学的世界主义方法

从20世纪60年代怀特及其国际政治英国委员会的同事们写了一系列有关国家体系的论文始，到1977年怀特发表《国家体系》(System of states)一书，产生了一种“国家体系的社会学”的宏大视野，为英国学派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打下了基础。怀特、布尔和沃森等人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历史社会学特点。世纪之交，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转向”，历史社会学转向就是其中之一。许多学者以怀特的国家体系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为基础，掀起了对世界政治大规模的历史社会学阐述，历史社会学研究在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比任何时期都占据了重要位置。怀特的研究侧重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国家体系进行历史社会学的分析，他的研究区分了霍布斯式方法与世界主义方法，而这二种方法就国家体系的长期命运提供了不同的立场。怀特更青睐霍布斯式方法的立场，他认为：每一国家体系最终取决于均势，均势是内在地不稳定的，且最终会被为控制而进行的斗争所破坏。国家体系的命运最终将被武力所摧毁。在此，我们能看到怀特最强烈的现实主义一面——坚持国际政治是不断重复和再现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进步往往不会发生这样的悲观主义立场。

在怀特看来，世界主义方法在理论上是世界政治激进思想中“最不重要的”方法。尽管他承认，世界主义和其他激进方法是国家体系包含很深道德不完美的一种重要提醒。虽然他总体上对这些方法或它明确的进步倾向将享有持续的成功表示怀疑，但怀特仍在他的国家体系的社会学研究中使用了世界主义方法。怀特的国家体系社会学的世界主义方法的主要兴趣在于，探究不同国家体系的成员不仅对他们自己本国的公民和国际社会有义务。而且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对人类的义务。它聚焦于，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有关人类统一的洞见如何影响着国家体系的发展。在怀特的作品中十分清晰地表达了对这样的问题的关注：普遍人类共同体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塑造了不同国家体系的演进。而且，在对古希腊有关残忍的具体评论和其理性主义立场的陈述中，有关国家体系的社会学的世界主义方法也清晰可见。

林克莱特强调，他对CHCs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怀特的世界主义方法的影响。他认为，以怀特的国家体系社会学方法中的世界主义方法为依托，能够分析不同的国家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了世界主义的普遍人类共同体的思想，去产生保护个体免受诸因素所导致的伤害的协议，能够最有效地分析在不同的国际体系中CHCs的发展和作用。所不同的是，怀特的研究主要还是关注国家间秩序，而林氏批判历史社会学的世界主义方法的中心关注的是，从过去强调对国家间秩序的研究，转变为一种旨在保护个体免受不必要伤害的伦理承诺在不同的国家体系中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发展起来的研究。这个关注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国际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将对个体的伤害视为这个世界的道德问题，视为一个所有国家、集体或个人都应努力解决的、已被称之为世界主义伤害协议的问题。

林克莱特认为，有关伤害的国家体系的社会学的世界主义方法应该回答的一些基本问题是：是否所有国家体系都发展了在战争中阻止不必要的伤害为目标的道德协议；是否所有国家体系都发展了各政府对他们公民所做的伤害也关乎这个世界的道德协议；是否所有国家体系发展了提供给各地的人们免受私人国际暴力(private international violence)影响、免受远距离和无意伤害的影响，免受由剥削、共谋和疏忽所导致的伤害影响的道德协议。

由此，林克莱特批判历史社会学的两大目标，一是发展出一种较过去更为强大的世界主义伤害协议，它旨在保护各处的人们免于不必要的伤害，阐明对外部人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道德律令——一种揭示人类的同情不仅只被限制在本民族或本国公民，而是能够扩展到包容所有人类成员的道德协议，而不论个体的公民身份或国籍和民族、阶级、性别、性特征、种族和其他不同的特征。二是在一个可比较的视角中探究由国家体系所组织起来的现代性的性质和潜能，以及现代性在此方面已经取得的重要进步，以实施当代的努力去保护人类免受不必要的伤害和苦难的影响。

三、现代性与进步：一种可比较的视角

现代性是林克莱特有关世界主义伤害协议的社会学剖析的一个重点。林克莱特指出，过去有关现代性的社会学研究不曾注意到现代性的政治组织作为一种国际体系的重要性。而关注这个分析层面的英国学派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是否现代国家体系已经取得了超过它先前的所有国际体系的进步，是否现代性在挑战人类历史中最普遍的伤害形式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步。

怀特等学者在以古代社会的国际关系为主题的研究中发现，禁止伤害其他人的协议在古代国际体系中总体上还是缺乏的。例如怀特评论最早的不平等条约之———公元前480年希腊施加于迦太基的有关《禁止人祭的和平条约》，该条约声称，一个社会有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利。虽然它是被单边建立的—个条约，但它可能是早期的CHCs的证据。而且罗马后来摧毁了迦太基也证明，禁止伤害其他人的协议在古代国际体系中并不常

见。在其他章节中，怀特考察到，对城邦的忠诚远比对希腊或对整个世界的忠诚要强得多。有关希腊人团结的思想和人类团结的思想虽然很清楚地存在，一些国家确实也做了崇高的保证不相互之间进行破坏，或不使各自的人民饥饿，或在和平时期、战争时期不危及他们宝贵的水资源的供应，但是避免对外部人残忍的誓言很少有效。尽管希腊人明显地厌恶人祭，而且他们声称要在迦太基结束对儿童的杀戮。他们对迦太基人溺死外国士兵的习惯所表达出的恐惧揭示：希腊人在战争之后对人的生命有一些尊重。但总体研究表明，古希腊没有产生保护所有希腊人，或各处的人们免受不必要的苦难的CHCs之根深蒂固的传统，也没有如目前的现代战争法或有关人权的普遍文化那样倾向于这个传统。国家的暴力行为使人类的良知受到震撼，当代所产生的如人道主义干涉等现代伦理信仰在古代社会没有对应物。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等的研究也得出判断：人类平等的思想在早期国家体系中几乎很少有其重要性。

分析不同世界政治组织中的伤害协议是将历史社会学与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相连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不同的国家体系中主要的伤害协议的分析集中在，主导的行为主体或大多数行为主体将什么视为伤害，什么是它们认为能够接受、允许和禁止的行为。一个相关的任务是去探究，是否主要的政治行为主体相信有产生CHCs的义务。一个最终的问题是，是否这种历史的比较将显示：现代国际体系呈现出超越它过去的体系的进步。综观五千年来的世界历史，战争和征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伤害协议在大多数社会都包含“我们”和“他们”之间的道德区分，而且在战争和征服过程中授予内部人伤害外部人以合法性。这种区分已成为世界历史的规范。对这些伤害协议的挑战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之一。林氏认为，现代性有独特的能力将更强有力的CHCs嵌入国际社会。也许，如下方面显示，现代性在这些方面已经超越了早期的国际体系。

(一)在国家间关系中的身体残忍

在20世纪，对身体的伤害已逐渐被看作是这世界的道德问题。尤其在考察战争中什么被允许什么被禁止的决议和条文中这方面的变化是明显的。如在纽伦堡宪章中对主权豁免的冲击，在前南和卢旺达建立的国际犯罪特别法庭的决议，以及在反人类罪列表中包括在战争中实施强奸等，这些发展将人类平等原则镶入国际社会，扩大了世界主义或世界法(world law)的影响范围。如果聚焦一些当代重要的问题还可以发现，对在战争中将平民作为直接目标事件的公共忍耐程度已经下降，在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具体伤害(concreteharm主要指有意图地针对其他人的伤害)也已经大大地减少。在现代世界中，理论和实践之问的紧张关系回避不了现状的评估，而且当代合法性标准给国家、非政府组织和其他行为主体在反对不必要伤害的斗争中提供资源。

(二)在政府和公民之间关系中的身体残忍

关于身体残忍的新的合法性标准不仅体现在国家间关系的暴力之中，而且也包括政府施加于他们自己公民的暴力行为中。一些国际法律文件，例如在镇压和惩罚种族隔离罪方面，在种族灭绝和刑讯方面的协议，在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的联合国宣言中，都宣布“严重的身体或精神伤害”不合法。宣布对不同的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集团的成员的伤害为不合法是这些协议中不断再现的主题。许多国际法律协定宣布，附着在人类差异的等级结构中的伤害为不合法。这些都是朝着实现康德“在任何地方违反人权都应被各处所感知到”的主张方面已经采取的重要步骤。这里要强调的是，作为镶嵌在国际法中的现代合法性标准宣布：个体有权利不受“严重的精神或身体伤害”的影响。这似乎是在国家体系史中的一个新发展。

(二)无意伤害和忽略

上述显示，国际社会在将残忍问题放在伦理关注的首要方面，在削减已经主导世界历史的具体伤害方面进步明显。但是在现代，尤其是通过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模式被无意地跨越国界扩散的抽象伤害(abstract harm)正日益取代具体伤害。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伤害协议需要处理全球市场力量极度的污秽和极端的脆弱性。林克莱特指出，抽象伤害在现代尤其有意义，因为它使得产生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政治组织的可能性变得突出，而这种新的世界主义政治组织反过来又能削减这些伤害。因此，国际关系批判历史社会学的一个任务就是去反映具体和抽象跨国伤害之间正在变化的关系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必须承认，比较不同的国家体系已经怎样反映长距离伤害的问题是困难的，因为早期的国际体系没有经历目前的全球相互联系的水平，也根本没有面对过当下如此交错的道德事务网。这些事实限制了许多有意义的历史比较，一些判断也只能在较狭窄的水平范围内作出。但是，现代国家体系在致力于解决上述描述的伤害的多重形式方面是独特的，它并不缺乏有着既增加道德关注深度又增加其广度的道德资源，而是是否现代国家体系使用这些道德资源去处理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易形式、国家建构和战争、不同的文化、种族和宗教优越论信条等导致的伤害形式，仍不是很清楚。最近相关的国际事件虽并不令人鼓舞，但也远非定论。主要的问题是，现代国家体系以及它的主导经济和政治旨趣，将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世界主义情感去确保其合法性，而且有着改革主义定位的行为主体在多大程度上对CHCs有更大的需求，是一些有待进一步探讨和提升的问题。

四、结语

林克莱特的批判历史社会学对CHCB的探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怀特的洞见和方法。在笔者看来，林氏将康德的思想引入讨论不是用革命主义反对现实主义，因为林克莱特很清楚，为权力的斗争从来就不会结束，而且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不会消失。他欲阐述的中心思想是，对权力的实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控制的最小化”、更少的残忍和更小的疏忽和冷漠共同前行，在多大程度上它能够用对其他人尤其是对世界社会最脆弱的成员的最大责任来运作。而且，林氏所关注的这些道德事务既享有在人类事务中的某种永恒，在当下的时代又有某种显著的重要性，它也使得批判历史社会学中的世界主义伤害协议的社会学研究愈发突显其重要地位。